东周王城研究

东周王城研究

2021年10月26日14:36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徐昭峰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周王城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5BKG009），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田广林、赵晓军、张应桥、潘付生、薛方、门艺、董慧霞。

一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在我国的都城考古序列中，西周和东周都城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近些年，围绕丰镐遗址和周原遗址的有计划调查和发掘项目已经开展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丰镐考古八十年》一书201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但洛阳地区的成周遗址和东周王城遗址一直没有一个系统调查、发掘、研究，一些涉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的专著、教材在论及洛邑成周和东周王城时，均选择从略述及，原因就是没有系统调查、发掘和研究，缺一部系统论述东周王城的专著，一些史实不明或争议较大。该成果从文献和考古整合的角度开展东周王城考古学研究，同时涉及成周城的沿革史实，对进一步完善中国都城制度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该成果通过系统研究，初步完成了对东周王城的系统认识，在中国古代都城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展东周王城考古学研究，揭示出其布局及功能区划，为进一步保护利用好东周王城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条件，同时对今后考古工作的开展和城市的规划也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其一，确认涧河两岸的东周城址即东周王城，瀍河两岸的西周城址即西周初年周公营建的成周城，汉魏洛阳故城一代的周代城址为与瀍河成周城具有承袭关系的西周晚期成周城，东周为敬王所居，并探讨了三座城址之间的关系。

其二，系统探讨了东周王城的郭城、宫城、城门、城壕、道路等，提出东周王城不是仅有郭城而无宫城的城郭形态，而是内城外郭的城郭形态，东周王城的宫城位于其西南部，是墙外有城壕的四面环水的形态，宫城在战国时期一分为二，西为宫城，东为仓城，至战国晚期在郭城南墙外新建一座宫城，是周赧王居地，东周王城的郭城城墙不是建于春秋时期，而是建于战国时期。

其三，研究了东周王城内的宫殿建筑基址，对瞿家屯东北部春秋时期甲组建筑基址和瞿家屯战国夯土建筑基址群进行复原研究，并对其性质与用途进行了探讨，提出瞿家屯东北部春秋时期甲组建筑基址可能是庙、社，提出瞿家屯战国夯土建筑基址群是周赧王西迁王城所居之地。

其四，研究了东周王城内的手工业及与之相关的市场、管理和贸易，包括陶窑遗址、冶铁遗址、铸铜遗址、铸币遗存和制玉、制石遗址；对陶窑形态的演变进行了研究，对陶窑的分布及用途进行了讨论；从手工业遗址的发现、分布结合出土物反映的相关问题，将关于百工、《周礼》市场管理等文献与考古资料进行全面整合研究。

其五，对东周王城的仓储、祭祀遗存及民居进行研究，对仓储遗存的时代，仓窖的设置、形态、管理，粮食的数量，粮窖的演变等进行了研究；东周王城内的祭祀遗存主要是对瞿家屯东北部的甲组夯土建筑基址南组建筑基址进行对比分析其“右社稷，左宗庙”的可能；探讨了洛阳解放路C1M395器物坑和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ZK5大型车马坑等的墓祭坑性质；对东周王城内的少量民居进行研究。

其六，对东周王城的王陵进行全面研究，提出体育场路一带为春秋王陵区，不仅二十七中大墓、王城广场东周墓中两座甲字形大墓是王陵，而且C1M5239和74C1M4也是王陵，并对王陵区的昭穆制度进行探讨；提出洛阳西郊M1—M4战国墓是西周君陵区并进行了详细论证；提出周山王陵区是灵王、景王、悼王和赧王陵区；提出金村陵区是敬王至慎靓王的战国陵区。

其七，对东周王城的墓葬进行研究，包括墓葬的分类与分期，在墓葬分类方面，将洛阳地区东周墓分为两大类五个等级，两大类指的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小型洞室墓，五个等级主要参照墓道的有无和多少、葬具的有无和多少、墓室面积、青铜礼器有无、随葬品的多少和随葬品有无等进行分级；对于东周王城墓葬分期有多种不同的认识，通过对比，该成果仍赞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关于洛阳地区东周墓七期六段的分期，树立了中原地区东周墓的文化分期标杆；同时对铜器墓分期、玉器墓分期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梳理东周王城内发现的重要的车马坑基础上探讨了该时期的车马埋葬制度，包括马坑和车马坑的认定、车马坑在东周时期的演变、车马埋葬制度反映的等级制度等，并认为各种用途的马车比较齐备的大型车马坑，是以全面展示周王室的乘驾系统为目的，不隶属于某一周王，可能是以某一周王为中心的“各以其族”兆域内的共有祭祀坑。

其八，相关问题研究中，从洛阳优越的地理区位、社会因素与历史背景等角度探讨了东周王朝定都洛邑的原因，主要包括洛阳形势险要、便利的交通、发达的农业和经济贸易、深厚的社会基础等，加之该时期的历史背景及周王朝直接控制的王幾之地等因素，东周王朝只能迁都洛邑；根据相关的考古发现，东周王城的营建主要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个主要的营建阶段，并对营建过程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探讨；对东周王城的布局特点进行了分析，主要分析了东周王城营建过程中充分体现的“因天材，就地利”的建都原则，以及“面朝后市与左祖右社”的规划布局特点。其九，对“谷、洛斗，将毁王宫”这一历史事件从考古与历史整合的角度进行确认。

三 成果的重要观点

洛阳作为八大古都之一，文化积淀深厚，其中作为东周王朝的国都从平王东迁至赧王亡国有500余年的历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大发展时期，有人称之为“最雅的中国”，但对于曾作为国都的东周王城的研究一直滞后，成为我国都城制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1.成周与王城的关系

以考古资料为准，结合文献，对成周与王城的关系这一重大史实，诸如各自的地望、营建于何时、称谓出于何时、历史沿革、敬王是否东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辨析。通过研究，确认了涧河两岸的周代城址即平王所迁之洛邑，瀍河两岸的周代城址即西周初年周公营建的成周城，汉魏洛阳故城内的周代城址为西周晚期营建、与瀍河成周城具有前后承袭关系的成周城，该城即敬王东迁之东周成周。

2.东周王城的营建过程

东周王城的营建过程主要分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平王直至敬王的春秋时期，东周王城内外春秋时期的重要遗存均应营建于该阶段，主要包括宫城、宫城内的宫殿建筑和春秋王陵区；第二个重要阶段主要是从考王至赧王，东周王城内外战国时期的重要遗存均应营建于该阶段，主要是西周君和赧王所营建，包括郭城、缩小后的宫城和仓城、瞿家屯战国夯土建筑群、西周君陵区、范围广大的手工业作坊遗址等。每一过程的营建都有其历史背景。

3.东周王城是内城外郭的城郭形态

东周王城长时间以来多认为是仅有郭城而无宫城的城邑形态。通过对相关文献、考古资料的梳理，结合我们的实际考古发掘情况，找到东周王城的宫城，该宫城位于东周王城的西南隅，外有城壕、内有墙垣、四面环水，具有完善的防御体系。宫城始建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宫城一分为二，西为宫城，东为仓城；赧王西迁王城后，在宫城南的郭城外营建一座小城，同样具有宫城的性质。根据考古资料，郭城建于战国时期，而非春秋时期，郭城建成后的东周王城形成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

4.东周王城的基本布局

东周王城的宫城位于西南隅，宫城东为仓城。东周王城的王陵区城内有两处，一处位于东周王城的东南部、东墙内外，现天子驾六车马坑博物馆南至体育场路一线，这是春秋时期的主要王陵区；另一处位于东周中部偏北，这是西周君陵区；东周王城西郊的周山王陵可能也是一处春秋晚期的王陵区；战国时期的王陵区则主要位于汉魏洛阳故城内的金村一带。在宫城和春秋王陵区之间，主要应是贵族和平民居住区。而在东周王城的北部，则分布着大量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主要是手工业作坊、市场和其从业者生产、生活的区域。东周王城的布局基本遵循着“因天材，就地利”的建都原则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布局原则。

四 成果的价值

（1）我国的都城考古序列中，西周和东周都城研究相对薄弱。从文献和考古整合的角度开展东周王城考古学研究，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都城制度史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2）东周王城现有研究在始建年代、建造过程、是否存在宫城及其演变、王陵分区、西城墙在涧河以西的存在与否、东城墙的走向、春秋王陵区与东城墙的关系等学术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议，该成果对这些问题都有研讨与订正。

（3）东周时期的政治制度由王制向帝制嬗变，礼崩乐坏，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东周王城作为承载东周社会变革的重要物质载体，通过对它的综合研究结合文献记载，揭示出东周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墓葬反映的礼制变化内容、复杂环境下国家间关系的互动及其深层次的机制等。

（4）开展东周王城考古学研究，揭示出其布局及功能区划，为在现有条件下进一步保护利用好东周王城这样的大遗址提供必要的理论条件，同时对今后东周王城考古工作的开展和洛阳城市的规划也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责编：王小林、黄瑾)

神道文献整理与帝陵神道研究

2021年11月19日08:52

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范景武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帝陵神道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XZJ013），最终成果为专著《神道文献整理与帝陵神道研究》。课题组成员有：史风春、陈建英、于首涛、邓俊丽。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敢于创造奇迹和善于制造奇观的伟大民族、精于原创民族文化和志于凝练民族精神的智慧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民族。我们在经天纬地的文化宝库和瑰丽神奇的文化宝藏中撷取帝陵神道予以文化阅读，说明帝陵神道对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构筑作用；在源源不绝的思想积淀和意味深长的思想宝典中提取帝陵神道予以思想解读，说明帝陵神道思想对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的构建作用；在互为表里的文化形态和互惠互利的思想类型中选取帝陵神道予以哲学研读，说明帝陵神道哲学对中华民族哲学体系的构成作用。

第二，帝陵、帝陵神道是研判陵寝制度及其所反映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艺术、民俗、宗教、生态的实物史料，帝陵神道文化、思想和哲学是探讨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建筑史、艺术史、宗教史及祭祀史的基本内容，分析封建制、等级制、专制制、继嗣制、血统制、陵墓制、丧葬制的重要契机，故我们审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神道文化、建筑文化、陵寝文化、丧葬文化、石刻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历程与成果，以此汇入中华民族方兴未艾的哲学大兴、思想振兴和文化复兴之社会思潮。

第三，中国帝陵神道与日本神社神道有着千丝万缕的思想文化关系，故珍视文化对话的机会、打造文化比较的平台、正视文化交流的现实及提升文化借鉴的层次等内容，以展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原创性和影响力。

第四，整理神道文献和研究帝陵神道，试图解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阶层通过完善和利用陵寝制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透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诠释宗教与生态的关系，以体现作为历史遗存和文化遗迹的帝陵神道的功能与价值。

（二）研究意义

第一，把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性质与特征。中华文化的体系性、结构性和逻辑性特征显著，它不是单一学说、某个流派或个别观点的代名词，而是内化了历史世界、政治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文明成果的统一体。帝陵神道文化、思想和哲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

第二，解读中国古代社会专制皇权、政治文化、社会风貌的内涵与功能。帝陵神道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承载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礼制思想、灵魂观念、风俗习惯、建筑艺术等诸多信息，以达到神化皇权和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诠释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彰显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作用。

第三，梳理古代社会上层处理和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帝陵神道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和人化自然历程的标志，帝陵神道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道法自然观念的延伸和自然人化进程的表现。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一）主要内容

第一，以神道文献为视域，验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系性特征，佐证中国古代社会帝陵制度的历史性特色，说明不同历史时代下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自信、思想印记和思想特征、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等内容。

第二，以帝陵神道为对象，探究其时代印记和历史演变，而研究帝陵神道文化、思想和哲学，旨在考究帝陵神道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天人关系及天地人关系，解析其所内含的山陵关系、地陵关系、神陵关系及人陵关系。

第三，以陵寝制度为载体，研究帝陵神道所依托的社会政治制度、自然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随着时代、世代的更迭和供奉、祭祀的变化，陵寝的规模、结构、理念和作用等各有千秋，而推崇皇权和维系皇统的政治观、固化“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生死观、体现“因山为陵”“以山为陵”的自然观、表达“因山为体”“筑墓为用”的文化观、贯彻“比德山水”的艺术观等一脉相承。

第四，以历代帝陵为线索，综观陵园建筑的历史发展，阐述帝陵的制度、建制、礼制、规制、形制、体制、祭仪、风俗、风水、阴阳等思想内容。

（二）重要观点

第一，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其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文化———帝陵神道文化、思想和哲学的源头活水。其二，历史人物推进历史和文化———帝陵神道文化、思想和哲学的来龙去脉。其三，政治人物影响历史与文化———帝陵神道文化、思想和哲学的功能价值。

第二，古代社会与传统文化。其一，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差异———人民群众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现在丧葬文化里，统治阶级所拥有的特殊权利体现在陵寝文化中。其二，丧葬文化与陵寝文化的区别———普通民众的坟墓依照当地风俗或族群葬俗而修建，皇帝陵寝则严守国家意志、契合农业文明、来源农耕文化和遵循先祖遗训而兴建。

第三，民族文化与国民性。其一，借助帝陵神道，可知“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家族本位意识、“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人道主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思想、“人死为大，入土为安”的农业文明、“生老病死，时至则行”的自然规律、“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埋葬规制、“昭穆次序，左右顺序”的宗法制度、“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经典古训等内容。其二，历朝帝陵既是统治者崇祖思想的外化、敬祖观念的外显及祭祖活动的载体，又是敬畏神秘莫测的自然力的产物、尊崇神奇无比的社会力的结果和折服神圣至极的精神力的表现，还是政治性的设施、宗教性的场所和礼制性的建筑的统一。其三，历代帝陵的选址、堪舆、规划、设计、营造、定时、布局、形制、方位、禁忌和管理等事项，无不与山形与山势、地理与地势、气象与气势、形状与形势、土壤与土质、水系与水势、风向与风水、节令与节气、星宿与占星、阴阳与五行及人口与人气等因素和要素密切关联，以讲究来龙去脉、阴阳和合、天人合一、帝运盛衰和国祚绵长等寓意与旨意。其四，帝陵神道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专制技术的表征、专制思想的成分、专制文化的要件和专制精神的基础之一。其五，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铸就和强化了帝王独尊、皇权至上、君权神授的历史线索和思想特征。其六，帝陵建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古典建筑，它深受根深叶茂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部分———儒学、道教、佛教的影响，受到盘根错节的中国社会民间文化的主要类型———雕刻艺术、民俗文化、宗教禁忌的影响。其七，帝陵神道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同体不离关系的见证，帝陵神道文化、思想和哲学是自然条件与人文景观的集合、自然历史文化与人文社会文化的集结。其八，帝陵神道内化了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特殊社会阶层及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成分的墓葬制度和丧葬礼仪。其九，帝陵神道文化、思想和哲学研究，从一个侧面、层面或维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存亡、盛衰等问题的文化基因、思想动因和哲学归因。

三 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一）学术价值

第一，陵寝是帝王精心规划营建和重点组织实施的文物建筑，它吸纳了私有制社会的丧葬制度的主要内容，凝聚了普通民众世世代代哺育和享用的丧葬文化的精神实质，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宇宙观、生死观、道德观、宗教观、习俗观及生态观等价值取向，展现了特殊利益集团的规划思想和建筑艺术。

第二，陵寝制度及其思想文化。自春秋战国晚期阶级社会统治者萌生了陵寝理念，至于明清时代，陵寝制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脉络。这是我们关注中国历史进程、分析民族文化特色、把握历史文化关系的重要参照。

第三，祭祀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中国自古就有“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慎终追远”及“孝行天下”等生死观念、灵魂意识、陵寝理念及道德规范，故它是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写照，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或生态及天人、天地人、宗教与自然生态等关系的一种成果。

第四，山陵制度及其思想文化。陵寝建筑遵照“陵制与山水相称”的原则，追求“筑陵以象山”的风尚，谋求融合人文美与自然美的境界，创造糅合环境美与社会美的氛围，追求统一主观美与客观美的条件，反映出中国人整体性思维和全局性考虑的国民性特征。帝陵神道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制度、地域、民族、宗教及自然生态等特色。

第五，丧葬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丧葬文化是孝道的传颂与传接、传播与传承，它涵盖了治丧、冥器、殉葬、风水、防盗、建筑、祭祀等礼仪，而统治阶级将丧葬文化和丧葬礼仪加以制度化发展，形成了完备的陵寝制度和完善的陵寝文化。

第六，礼乐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把协调和处理人与物、人与事、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的经验和智慧投射于帝陵建筑之上，凝结于帝陵神道文化、思想和哲学之中，故通过修建和修复祖陵、修理和修缮皇陵、营建和营造帝陵，以确保祖宗基业的永存、祖传帝业的永在、祖辈龙脉的永续。

第七，信仰制度及其思想文化。陵园地面建筑或主体建筑及其帝陵神道是中国社会的悠久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美丽动人的神话、亘古流传的传说和变化莫测的信仰印记在特殊的物质文化现象和精神文化现象之中，折射出古人创造古代文明的足迹和延续华夏文明的智慧，反映了不同地区轩轾有别的自然景观和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逻辑。

（二）社会影响

第一，以帝陵神道体现时代、制度、地域、民族、宗教及自然生态等特色为对象，探究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哲学轨迹。帝陵神道既表现出“后承前制”，如因袭古制、延续旧制、遵从祖制、沿革礼制等共性，又表现出“后改前制”，如废除古制、翻新旧制、改易祖制、变化礼制等特性，演绎着共性与特性、连续性与非连续、稳定性与变异性及前与后、新与旧、古与今、常与变等历史文化关系。

第二，以传统自然哲学为参照，把握陵寝制度的文化价值和帝陵神道的政治功能。不论是“堆土为陵”“积土为陵”“穿土为圹”“潜埋为葬”，还是“因山为陵”“以山为陵”“依山为陵”“凿山为陵”“缘山为陵”“象山为陵”，不管是“不封不树”“勿封勿树”“无为封树”，还是“前庙后寝”“前朝后寝”“陵侧起寝”“陵旁立庙”，体现了前方后圆、天圆地方、天覆地载、天人合一、和而不同、道法自然等思想。

第三，以民族宗教文化为视角，研究民族宗教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有学者从生态视角指出早期文明为顺应自然、农业文明为改造自然、工业文明为征服自然、现代文明为和谐自然等理念，有学者从文化视角提出敬畏自然、虐待自然和善待自然等阶段，有学者从哲学视角认为自然哲学提倡顺应自然、主体哲学提倡超越自然、生态哲学提倡回归自然等思想，我们从宗教学角度探索宗教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寻找摆脱自然界的困境和解决人类社会的困惑之路径。

第四，以民族宗教文化比较研究为平台，诠释民族宗教文化在中日文化比较和交流过程中所发挥的桥梁作用。帝陵神道是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元素和因素、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的形式和力量，故探讨民族文化与国民性的相关性，把握民族文化所培育和传承的自然观和生死观至关重要。

第五，以民族宗教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为指南，试图解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阶层是诠释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力量，帝陵神道是透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载体等课题，并为新时代和谐社会建设寻求传统思想文化基础。

第六，矫正以往的认识误区与行为偏差，如检视“人定胜天”、“向自然界开战”、“为自然界立法”及“人类中心论”、“人类本位主义”、“人类至上主义”等思想及行为，旨在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同构筑的客观物质世界范围内处理和解决“人与自然界的伙伴关系”。

第七，日本神道教、神道论、神道观、神道说、神道书及神道人物、神道学派、神道流派等亦为研究素材，尤其是神道学派的历史演变、神道与儒释道的影响关系、民族文化与日本人国民性的相关性等颇多命题，神道哲学、思想、文化、政治、伦理、信仰、艺术等诸多分野，神道学、神道神学、神道宗教学、神道政治学、神道历史学、神道民俗学、神道哲学等众多分支。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选取帝陵神道，予以文献整理和文化梳理、思想挖掘和哲学阐释，以期佐证中日思想文化的源与流、根与茎、本与体及原创与应用等关系。

(责编：王小林、黄瑾)

汉初吕姓王墓的豪华陪葬

2021年11月03日08:49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崔大庸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洛庄汉墓陪葬坑发掘报告》（项目批准号为：12AKG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宁荫棠、高继习、郭俊峰、刘剑。

洛庄汉墓位于济南市章丘市（2017年改设为区）枣园镇洛庄村西约1公里的平原上，西距汉代济南国（郡）治所约6公里。1999年6月26日，因取土在墓室的南侧暴露出一批铜器，章丘市博物馆闻讯进行了紧急清理，共出土各类铜器达90余件（后被编为5号坑）。同年7月8日至8月22日，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洛庄汉墓外围所暴露出的陪葬坑进行了抢救性调查和清理工作，发现大型陪葬坑9座，出土各类遗物400余件。到2002年春节前，经过几个阶段的工作，共在墓室周围发现处于不同层位和不同类型的陪葬坑和祭祀坑36座，在东墓道南北两侧发现几组罕见的建筑遗迹，前后共出土各类遗物3000余件，基本探明了遗迹分布情况。因其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一 规模宏大的封土

经钻探和地表勘察，封土平面基本呈方形，底部边长约150米，现存封土最高处距原地表3米，最低处不足1米，绝大部分已成为农田，破坏相当严重。封土夯筑而成，近墓室部位及上部较坚硬，四周渐次变松。据村民介绍和早期文物普查资料可知，其封土堆的高度原来在20米以上。

墓葬方向基本为东西向，平面结构呈“中”字形，东西墓道由内向外呈阶梯状收缩，东墓道长近100米，西墓道长约40米。从封土及墓室局部剖面可看出，墓室分为两个部分：下半部分为在原地表向下挖掘而成墓室，此处暂称为地下墓室；后又在地下墓室开口面上的周边，夯筑起一周高约2米的“围墙”，形成一个大墓圹，暂称为“地上墓室”。地上墓室开口面积约35×37米，向下内缩成阶梯状与地下墓室相接。这种“地上墓室”的做法，在山东地区战国时期的大墓中多有所见，因此可以判断其总体结构具有齐文化的地域特点。

二 已见诸侯王墓中陪葬坑和祭祀坑数量最多

洛庄汉墓所发现的遗迹现象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大陪葬坑；第二类为小陪葬坑；第三类为建筑遗迹。其中各类陪葬坑共计36座，是目前所知诸侯王墓中发现数量最多的一座。按这些遗迹在墓葬开口地表及在封土中开口的不同层位，可将它们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均为小型坑，开口与地上墓室的高度同属一个平面，打破夯土，主要分布于西墓道南、北两侧较远的地方，这些避开西墓道中部的遗迹呈两翼状分布于墓道和墓室南北两侧。这一层开口的祭祀坑共9座。

第二层，也为小型坑，开口距原地表1米左右，打破夯土，主要分布于西墓道之上和东西墓道两侧较近处。共12座。

第三层，15座大型陪葬坑（1～12、14、15、34），均开口于原地表，

图1陪葬坑位置平面图

即与地下墓室开口同属一个层面。这些大型陪葬坑大体以墓室为中轴线，南北对称排列，南侧数量略多于北侧，有的成双并列而排，有的单处一地，但大体上可看出一些规律。

三 陪葬坑的性质复杂多样、内涵丰富

36座陪葬坑按其性质大体可以分成以下几种。

（一）兵器类

主要有1号坑和2号坑，这两座陪葬坑破坏均较严重。其中1号坑仅北部剩约1米，未发现任何遗物。从已破坏的坑边地面散落着不少铁铠甲残片，及村民传说———这里曾出土过成束的箭镞之类文物，可以推测此坑应为随葬兵器的陪葬坑。2号坑仅南部残存一小部分，在底部发现两处盾牌的残迹，推测此坑也为兵器坑。

（二）仓储类

主要存放生活用品及相关动植物，有3、4、5、6号四座陪葬坑。3号坑位于主墓室南侧，东西向，坑内随葬品自西向东为：西部为2件漆案，其上各有一枚“吕大官印”的封泥，中部有陶器，东部主要是炭化的谷物和动物骨骼，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十多枚封泥，均为“吕大官印”。4号坑东部主要放置着各种禽类，有鸡、各种鸟类等，另外还发现了一箱鸡蛋和一些鱼骨，西部放置漆木箱，附有合页、铺首衔环等铜质饰件。入口处堆放有约100公斤的木炭，出土“吕内史印”封泥5枚。

5号坑呈南北向，在北部约3米见方的范围内清理出铜器90余件，种类有鼎、盆、匜、勺等，大多数铜器上带有“齐”字铭文。剩余的部分主要随葬有大量漆器和陶器。个别漆器底面刻有“齐大宫”“北宫”等铭文。另外在坑的西南角和中部发现2套铜权和4件铜量器及“吕大官丞”封泥1枚。6号坑与5号坑同向，但相距较远，仅存残底，出土带有天干地支的长方形骨牌、泥丸半两钱。

（三）“探测水源类”

7号坑在墓室南侧正中，基本呈正方形，深达11.6米，直到基岩。坑内填土纯净，未经夯打，除在坑底发现一小片灰烬痕迹外，未发现任何遗存。结合该坑在墓葬中的特殊位置，以及该区域现代水文地质特征，推测其应为修建墓室而进行地下水位探测的特殊遗迹。此观点如能成立，将是我国古代墓葬首次发现的此类属性的探测坑。

（四）仪仗类

主要有8、10、12、15号坑，它们分别位于墓室的四个角，显然有意安排。坑内主要埋葬的是仪仗类的木俑、木马和木偶车，均腐朽殆尽，仅能从部分彩色痕迹看出种类。如木俑的种类有仪仗俑、御俑、牵马俑等。木马有白、黑、枣红等颜色。另有成排的木质偶车等。汉初的陪葬品中仪仗类一般多见陶制品，而洛庄汉墓陪葬坑中发现如此大量的木制品，在同类墓葬中尚属罕见。有的学者提出这是级别高的象征，有的学者认为是地方特点，但因没有更多的直接证据，尚不好做出最后的判断。

另外，在16号坑和36号坑中还出土了大量泥制兵俑方阵，也可归入此类。

（五）车马出行类

9号坑和10号坑当属此类，它们分别紧靠着东墓道的南北两侧，位置突出。其中，9号坑内有土生马7匹，犬10只。其中有6匹马为成对放置，周围出土纯金、鎏金、青铜、铁质、骨质等马具与马饰，计有300余件。其中纯金马饰共计40件，总重量600余克。10只犬位于坑内的最西部，均有用铜环和海贝组成的项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9号坑的马具极具特色，大部分是具有北方草原风格的饰件，而且是品质越高的越具有北方草原的风格。如大量的金器几乎全是同一风格，有些在中原地区，甚至北方草原地区也属首次发现，如纯金的熊头饰等。还有个别的骨制品，其制作方法和纹样，均富有北方草原风格。如此集中地出土一批北方草原风格的马具，且出自“原配”的马身上，尚属首次发现，其性质及背后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再与墓主人的特殊身份相联系，这批特殊马具，乃至马匹的来源，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与9号坑马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1号坑中马车，有铭文显示，这批马车则来源于长安的官府。11号坑共埋葬有三辆大车，每车驷马，车马饰件齐全，均为实用马车。其中1号车为立车，2号车为安车，3号车为一辆大安车，或为辒辌车。这三辆车，均“金涂五末”“朱轮华毂”，完全符合诸侯王一级的配制。

（六）乐器类

只有14号坑属于此类。共出土整整一坑乐器，共有140余件，主要有青铜编钟一套19件，编磬六套107件，瑟7面，建鼓一架，悬鼓一架，竽（笙）1件，錞于钲铎一架3件，铜铃一套8件，瑟钥3件等。经权威音乐考古专家鉴定，均为实用器。特别是14件钮钟经测试就有4个八度，仅比曾侯乙墓少一个八度。而一次发现107件编磬，几乎相当于汉代发现的实用编磬之和，且经测音鉴定，音阶齐全，音色优美，可直接演奏古今乐曲。这批乐器的发现在音乐考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另外，在36号坑还发现了泥俑“演奏队”，和木制的编磬等小型明器。

（七）动物类

仅见于34号坑，之所以将其单独列出，是因为这座陪葬内全部埋葬的整只动物，计有猪、羊、狗、兔等，仅暴露出可清点的就达130余具，其与其他陪葬坑中只出土局部动物骨骼完全不同，可看出其中的特殊作用。一次用这么多活体动物随葬，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还极为罕见。

（八）祭祀坑

洛庄汉墓发现大量的小型陪葬坑，它们与大型陪葬坑不在一个层位上，因此有的专家提出称其为“祭祀坑”比较合适，我们也认为，这种叫法有利于与大型陪葬坑相区别，故从之。

这类祭祀坑的建造方式和形制基本相同，平面或方形或长方形，均有向西开的通道，坑内用多少不一的圆木竖立四周，顶部也大多用圆木封顶。坑有的为单层，有的为三层，主要陪葬少量木俑、木马、木偶车，以及少量陶器、漆器等，个别有动物、鱼类骨骼等。其中比较特殊的是16号坑和36号坑，两坑内出土了大量泥制兵俑，并可看出似为按“军阵”排列，且手中均持有“兵器”，背面画有箭箙。这种用泥制俑作为随葬品的做法，在此前的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现在还无法判断出是地域文化的特点，还是因制作时间关系而形成的“急就章”。总之，这批泥俑虽不是很“起眼”，但也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此外，这种类型的祭祀坑在以往各种规模的汉代墓葬考古发现中极为少见，且分布于地上墓室这一层面，显然是在封土建造过程中修建而成的，这种修建过程中的特殊活动当然应有其重要用意，但囿于此前此类遗迹几乎未被发现过的客观情况，要在这里将其说清楚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现象是齐地固有的传统，还是一种新的“发明”，还需作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九）东墓道两侧的“礼仪”建筑遗迹

汉代原地表发现的另一组重要的遗迹现象是位于东墓道南北两侧的一些“夯土”遗迹，它们南北成排，相距非常有规律。这些遗迹面积大小不一，小的只有40厘米见方，大的也只有1平方米多一些。其共同的特点是，表面平整，有明显的夯打整平痕迹。经解剖其下实为柱洞。

如K207其东西通长172厘米，最深处42厘米。主柱洞为先挖一圆形深穴，然后在中心立柱，周围回填土夯实，解剖时只见一直径32厘米、深35厘米的小洞，应为原来柱子的直径。此坑表面夯打得很好，看不出有一丝柱洞的痕迹，这就证明了这些柱洞是在建筑物用完后，拔走柱子，重新回填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建筑物存在的时间是在修墓或入葬时，为举行某种仪式而特意修建的，待墓葬回填后，便把这些建筑拆掉，并将柱洞重新回填夯平。这在以前的同类墓葬考古中也极为少见，对于研究汉代高层次葬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 墓主是汉初吕国国王吕台

从目前所发现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综合分析，其年代应在西汉早期。从陪葬坑中发现的“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吕大行印”等带“吕”字的封泥来看，该墓应与吕姓有关。《汉书·高五王传》：“明年，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元年，以其兄子鄜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又载：“惠帝七年初置吕国。高后元年四月辛卯，王吕台始，高后兄子。高后二年，台薨，谥曰肃。子嘉嗣为王。高后六年，嘉坐骄废。十一月，王吕产始。高后七年，产徙梁。十一月丁巳，王大始，故平昌侯。”这4位国王中只有前两位在位时都治济南，而吕嘉先是被废，后在灭吕中被诛，因此洛庄汉墓的墓主人应是第一任国王吕台。吕台就国后第二年即去世，因此该墓葬的年代应为公元前186年之后。洛庄汉墓西距汉济南郡治东平陵城仅6公里，这在地理位置上也当为吕台墓提供了证据。

另外，从文献记载可知，西汉时期只有吕后时期封过一次吕国，而从出土的吕姓封泥也可确定，洛庄汉墓的年代不会超出西汉早期吕国存在的阶段，即公元前187～180年。此墓应属目前我国发现的汉代诸侯王陵中年代较早的一座，也应是已发现的唯一的一座吕姓诸侯王墓。正因为墓主处于吕氏最兴盛之时，加上其特殊的身份地位，才有如此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极具豪华的陪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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