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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集大成者庄子（前369－前286），亲历秦昭王僭窃“帝”号的首次失败，预见秦“王”僭“帝”很快就会成功，于是预斥其终极悖道。庄子的预见预斥，在其死后六十五年应验于秦王嬴政。 儒家集大成者荀况（前313－前238），亲历秦昭王僭窃“帝”号的三次失败，预见秦“王”僭“帝”很快就会成功，为了挽救中原文明，被迫专为秦国创立了“帝王术”。“帝王术”的“帝王”二字，自古以来均被错误连读成词，那就意味着荀况创立“帝王术”，荀况弟子韩非、李斯和后世士人王闿运、杨度研治“帝王术”，全都志在“自为帝王”。其实研治“帝王术”的古今士人无一志在“自为帝王”，无不进献尚未称“帝”之“王”。错误连读“帝王术”的“帝王”二字，乃是用秦“王”僭“帝”成功以后的史实，谬解秦“王”僭“帝”成功以前的名相。秦“王”僭“帝”成功以前，“帝王”二字不具备连读成词的现实条件[16]。鲁仲连“义不帝秦”，“帝”是动词，“义不帝秦”意为“捍卫王不僭帝、以道代帝的天下共知之义，不许秦王僭窃帝号”。荀况“帝王术”，“帝”也是动词，“帝王术”意为“使王称帝之术”；“王”则是名词，现实指向正是秦“王”。 荀况创立“帝王术”以前，不仅考察了母邦赵国，而且遍游天下，考察了有望统一天下的齐、楚、秦列强。荀况早年思想立足于儒家“三王之道”，晚年思想吸收了法家“五霸之道”，转折点正是中年游秦[17]。《荀子·强国》记载其事如下：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魏人范雎（前266－255相秦），在楚人魏冉以后成为秦昭王之相，提出“远交近攻”战略，秦军东进急剧提速，因功封为应侯。荀言“四世有胜”，即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世。 荀况回答范雎之问，一方面盛赞商鞅变法以降秦国“四世有胜”的诸多成就，另一方面批评秦国仅行法家“霸道”，不行儒家“王道”，“秦之所短”在于“无儒”。 秦国“无儒”，可举八证： 其一，秦国上下一心共同信仰商代多神教，没有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原因正是“无儒”，即没有信仰西周一神教之“帝”、东周一元论之“道”的士人阶层。 其二，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之所以能够成为秦国唯一贤君，原因正是以楚国士人百里奚为相。 其三，秦穆公、百里奚以后秦国终止中原化，复归野蛮化，原因仍是“无儒”。 其四，战国中后期的齐国稷下学宫汇聚无数士人，均为中原士人，仍然无一秦人。 其五，商鞅变法以后，嬴政称“帝”以前，秦相均为中原士人，仍然无一秦人。唯一曾任右丞相的秦国贵族樗里疾（秦惠王弟），被秦人极誉为“智囊”，却无智言智行流传后世。 其六，无论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国以外的列国之相，既有母邦士人，也有异邦士人，然而均为中原士人，同样无一秦人。 其七，中原的诸子百家灿若繁星，学派、大师出现的密度之高，数量之多，超过此后两千年总和，然而秦人从立国至灭亡五百余年，没有出过一家一子。 其八，秦国击败六国，仅仅凭借斩首计功的野蛮威慑力，所以也未出过一位兵家、一部兵法。 先秦三大儒宗孔子、孟子、荀子，均有中原文明优越感，无不固守“夷夏之辨”。 孔子所处春秋末期，列国尚未“变革王法”，孟子所处战国中期，列国正在“变革王法”，其时夷狄之秦尚无威胁，无须担忧“用夷变夏”。孔、孟周游列国求仕，均不履足野蛮落后的夷狄之秦。孔子十分自豪：“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孟子仍然乐观：“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孟子·滕文公上》） 荀况所处战国末期，列国“变革王法”已毕，他仍求仕于中原之赵、齐、楚，不求仕于夷狄之秦，但是鉴于秦国“四世有胜”，“用夷变夏”日益逼近，被迫前往夷狄之秦考察，以便知己知彼，寻找对策。实地考察以后，荀况已知秦国必灭六国，秦“王”必欲称“帝”，于是不再死守孔子的儒家“王道”，转而吸收并且修正商鞅的法家“霸道”，为秦国重新设计了“王霸兼用，礼法并重”的未来进路；同时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把晚年思想命名为“帝王术”，以“使（秦）王称帝”为饵，行“用夏变夷”之实。因此荀况弟子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毕不赴母邦楚国，立刻前往秦国。 李斯（前280－前208）告别荀况之言“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李斯列传》），不仅挑明了荀况“帝王术”意为“使王称帝之术”，而且揭示了荀况专为秦国创立“帝王术”的良苦用心：既然秦“王”僭“帝”难以阻止，只能因势利导挽救中原文明。 仕秦为相的中原士人大多遵循商鞅的法家“霸道”，推助秦国“用夷变夏”；唯有卫人吕不韦（前290－前235）贬抑商鞅的法家“霸道”，不愿看到秦国“用夷变夏”。 吕不韦的见解与荀况相同，同样深知秦国必灭六国，秦“王”必欲称“帝”，“秦之所短”在于“无儒”且纯用法家“霸道”。 吕不韦的目标也与荀况相同，同样希望“用夏变夷”，挽救中原文明。 但是吕不韦的方法，与荀况不同—— 荀况派弟子李斯孤身入秦为相，与此前孤身仕秦为相的中原士人商鞅、张仪、魏冉、范雎一样，未能改变秦国“无儒”且纯用法家“霸道”的百年格局。 吕不韦先居赵经商，后弃商从政，辅佐在邯郸做人质的秦昭王之孙子楚成为秦庄襄王，自己成为秦相，随后招致三千中原士人作为门客，全面渗透秦廷担任客卿，秦国从此不再“无儒”。 吕不韦的立场，也与荀况不同—— 荀况是儒家集大成者，认为秦“王”僭“帝”难以阻止，而予因势利导，欲以儒家“王道”之长，补法家“霸道”之短。 吕不韦是普通中原士人，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认为秦“王”僭“帝”必须阻止，秦国“霸道”必须贬抑，于是组织门客编纂“黄老学派”晚期代表作《吕览》，与“黄老学派”早期代表作《管子》一样，遵循中原主流价值“道家（三皇）↘墨家（五帝）↘儒家（王道）↘法家（霸道）”，欲以道家、墨家之长，补儒家、法家之短。 荀、吕方法、立场之不同，决定了长远结果之不同—— 吕不韦的“黄老学派”方案，被汉初君主采纳而暂行数十年。 荀况的“王霸杂用”方案，经过董仲舒转换，被汉武帝采纳而沿用两千年。 荀、吕见解、目标之相同，决定了暂时结果之相同—— 荀况暂时败于弟子韩非，吕不韦暂时败于门客李斯。 韩非（前280－前233）对“儒”的看法与师相反，认为“以文乱法”的“儒”是“五蠹”之一，东方六国败于秦国，正是因为有儒；“无儒”并非“秦之所短”，实为秦之所长；秦“王”称“帝”失败，正是因为怀有文化自卑，未能彻底发挥“无儒”之长。于是韩非颠覆了荀况“使王称帝之术”的内涵。 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贬抑法家“霸道”，主张“王霸兼用，礼法并重”，“使（秦）王称帝”仅是手段，挽救中原文明才是目标。 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极化法家“霸道”，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使（秦）王称帝”也是手段，消灭中原文明才是目标。 李斯告别老师荀况和师兄韩非，身怀荀、韩两种“使王称帝之术”入秦。入秦之初，李斯忠于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投靠秦相吕不韦，得到赏识，任为郎官，参与编纂《吕览》。秦王嬴政不能容忍《吕览》遵循中原主流价值“三皇（道家）↘五帝（墨家）↘三王（儒家）↘五霸（法家）”，把商鞅以降七世有胜的法家“霸道”贬抑至末，竟敢阻止秦“王”僭“帝”，于是黜退吕不韦逼其自杀，同时颁布“逐客令”，驱逐吕氏门客和中原士人。 全无操守、仅求功名的李斯，立刻无耻变节，背叛吕不韦，上《谏逐客书》，逃脱了对吕氏门客的清洗，阻止了对中原士人的驱逐，从清洗对象变成了嬴政宠臣。 嬴政读毕《韩非子》，对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心悦诚服[18]，立刻攻韩，韩王安求和，嬴政点名要求韩非出使。韩非出使秦国，嬴政大悦，未及重用，误信李斯谗言而将韩非下狱，嫉妒师兄高才的李斯立刻毒死了韩非。李斯既知荀况像吕不韦一样反对法家“霸道”而为嬴政不喜，韩非像商鞅一样极化法家“霸道”而为嬴政所喜，于是抛弃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转向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虽杀韩非之身，仍用韩非之术，成为嬴政实践韩非版终极“霸道”的强力推手。 秦“王”僭“帝”三次失败以后，荀况创立儒家版“使王称帝之术”，弟子韩非颠覆为法家版“使王称帝之术”，弟子李斯实践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秦“王”僭“帝”具备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充分条件，迅速走向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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