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终诗是诗人表达临终情感的一种诗歌类型，凡是作于临终之际、绝命之时，且流露出临终心态的诗作，皆可视为临终诗。先秦文人的临终吟唱，两汉王室成员、士人的绝命之歌都为魏晋南北朝临终诗的产生及创作提供了文学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期，激烈的战乱和政治纷争导致不少王公贵族和文士皆死于非命。 受时代环境影响，士人生命意识纷纷觉醒，愈来愈重视个体生命及人格精神。新审美意识的勃兴使得文士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社会生活三方面皆崇尚“以悲为美”。此期，临终诗创作群体的身份逐渐下移，且因创作机缘的不同，临终诗的思想内容也异彩纷呈。  一、临终诗的概念 （一）临终诗的界定 据现存文献记载，诗歌最早以“临终”名篇始于孔融。然而，不少诗歌虽不以“临终”名篇，但同样属于临终诗的范畴。 “临终诗是诗人临终时所作”，这是其最广泛意义上的表达。这一界定主要是从诗歌创作背景这一方面进行的，认为临终诗确实是诗人在离世前所作。当然，这里所说的临终既包括自然死亡状态下的临终，也包括下狱、临刑前的临终。 细而论之，临终诗是诗人在临终之时所作，是诗人于临终之际表达临终之情的一种诗歌类型。 广泛意义上的临终诗主要强调的是诗歌是否作于诗人生命终结之际，更大程度上是从诗歌创作背景进行考量。因此，只要确定诗歌是诗人在临终之时所作，那么此诗就可归为临终诗。更进一步地说，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不但具有临终心态，且其写作的时间也确实是生命即将终结之时。 然而，临终诗的创作还有一种情况，即诗人在病重之际自以为命不久矣，遂写下诗歌。创作活动结束后，因病愈，自己依旧存活于世，之前由病重产生的临终心态也不见了踪影。此类诗人的临终心态并未像前述临终诗的作家一样，一直持续到了死亡的最后一刻，但这类诗歌仍可视为临终诗，属临终诗的特殊样貌。 （二）临终诗与绝命诗的关系 要对魏晋南北朝临终诗做一个详尽的把握，我们还需厘清绝命诗与临终诗间的关系。绝命诗是诗人在生命结束前所写的诗歌，多数情况下，绝命诗为诗人死前所写的最后一首诗。因诗人的死亡方式多为自杀和他杀，绝命诗多用来表明心志或抒写怨愤。 绝命诗辞大都作于文人生死悬隔之际，这些遗墨或委曲、或郁愤、或洒脱……皆是诗人直面死亡时不同心态的显现，是诗人临死前的最后呐喊，实属催人泪下的文学体裁。因此，绝命诗属于临终诗，但临终诗并不是一定是绝命诗，因为有些临终诗并不是诗人生命结束前所作的最后一首诗，如鲍照的《松柏篇》。  二、魏晋以前的临终诗 （一）先秦临终吟咏之风的兴起 诗歌以“临终”两字名篇虽始于孔融，但据典籍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临终吟咏的现象。此阶段的临终诗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临终诗，但其临终吟咏的模式及悲哀凄婉的氛围为后世临终诗奠定了基础，基本确定了临终诗的发展走向。 《采薇歌》是伯夷、叔齐二人饿死前的临终之作，二人共作一诗来表明不食周粟的坚决态度。《采薇歌》不仅衍生出了临终诗中“明志”的内容主题，且伯夷、叔齐的事迹也给后世文人创作临终诗提供了素材，一些诗人的绝命诗中就以二人为榜样，由此来表达自己不屈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 由于不同人在濒临生死界限时的心态不同，所以产生的情感体验也不同。《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临终前“因以涕下”，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更是因为“天下无道久矣”。这种情感不仅仅是个人之悲，更多的是国家之悲。孔子这种自知大限将近，提前赋诗的写作模式，在魏晋南北朝临终诗中仍然可见。 鲍照自知病重，弥时不差，乃作《松柏篇》；顾欢自知将终，亦作《临终诗》；南朝诗僧释智恺自知不救，索纸作《临终诗》。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临终诗的创作也继承了孔子“临终文学”的余脉，且仍向后世发展。 《采薇歌》和《曳杖歌》虽不以“临终”名篇，却实属文人临终前的吟咏。这二首临终之作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广为流行，为后世临终诗的创作及内容主题的确立提供了参考，实为中国古代临终诗较早的创作实践。可见，先秦时期孕育出的临终诗萌芽，到后来渐为参天大树。  （二）两汉临终诗意义的确立 两汉时期，由于政治斗争激烈，临终诗从数量上来说较先秦临终诗有所增加，诗歌形式也主要以“歌诗”为主。比之先秦时期的临终吟咏，两汉时期的临终诗则渐为成熟，尤其是此期王室成员的临终诗，真实反映了一代君主临终前的悲苦心境。 两汉时期，人们在临终前的吟唱才是真正的脱口而成之诗，切实表达了诗人死前最为真实的情感，由此也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临终诗。 项羽的《垓下歌》属于在政治斗争过程中产生的临终诗，实开政治纷争下的临终诗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文人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自知即将走向死亡，遂在临终之际分析失败之因。从内容上来说，项羽的《垓下歌》给魏晋时期文人临终诗的创作提供了一种范式。 王室成员是两汉临终诗创作的主要群体，这一群体所作临终诗的情感基调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同类创作群体产生了一定影响。汉代留有临终之作的人多以王室成员为主，且这些绝命诗大都作于诗人政治斗争失败以后，绝非刻意而作。他们只是在死亡困境中表达了刹那间的情绪，由此留下了不朽的临终绝唱。 无论是被困垓下的项羽，还是畏罪引诀的燕王旦，亦或是自缢而死的广陵王刘胥，他们皆于临终之际迸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悲歌，其诗未经后人加工，是真正意义上的临终诗。  三、魏晋南北朝临终诗创作概况 （一）魏晋南北朝临终诗产生的背景 一方面是由于朝代更迭、战火绵延的时代环境。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火延绵不断，很多人都死于非命。发生在此期的高平陵之变、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五胡乱华、六镇之乱、河阴之变、侯景之乱等残害了无数人的性命，魏晋南北朝临终诗的不少作家也囊括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也自然形成了一些主题。 生死主题即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主题之一，作家常因生命之无常、短暂和命运之难测而嗟叹。 一方面是是由于人的觉醒。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士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便是士人注重自我的突出表现，这种表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即是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暂的哀叹、对旧秩序和信仰的破坏以及对独特个性的追求。魏晋南北朝临终诗正是士人觉醒后的文学审美化表达之一。 还有一方面是“以悲为美”的时代风尚。人的觉醒之种种表现给予了文的自觉以至深影响，随着魏晋士人个体自觉的不断加强，迎来了文学上的自觉时代。文学自觉的表现之一即是新审美意识的勃兴，魏晋南北朝“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即是新审美意识的生动体现。 综而论之，频繁的战争、激烈的政治迫害和正常的生老病死都使文人不断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且在人的觉醒和时代审美潮流的多重刺激下，魏晋南北朝文人终于在情感方面有了创作的欲望，遂留下了千古绝唱——临终诗。  （二）魏晋南北朝临终诗的创作群体和创作动机 临终诗发展至魏晋南北朝，不仅诗歌数量较先秦两汉明显增多，且创作群体的身份明显下移，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草野逸民都有临终诗存世。魏晋南北朝临终诗的创作群体主要以士人和王室成员为主。与这一时期临终文的创作群体相参照，发现临终文的创作群体也主要是这两类，究其原因莫不与此时激烈的政治纷争有关。 魏晋南北朝临终诗的创作群体较两汉有所扩大，主要是士人群体的数量有所增加，士人一跃成为了魏晋南北朝临终诗创作的主流群体，数量几乎占了作者总数的三分之二。士人这一主要创作群体的创作高峰集中在两晋和刘宋时期，这与当时的社会战乱、政治纷争也有很大的关系。 皇室成员是魏晋南北朝临终诗的第二大创作群体，甄皇后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作家。她创作出了不同于其他男性作家的临终诗，诗中表现出的抒情指向也与其他诗人不同，具有独特的女性意识。 此外，魏晋南北朝临终诗中，僧侣道士与普通百姓也参与了临终诗的创作。由于死亡方式、自身经历、心理环境（大部分诗人是在临死前创作）的不同，不同诗人的创作动机也呈现出差异。 一种是因年老多病。尽管临终诗的作者身份不一，但其临终诗的创作诱因都是因年老、多病而产生的一种对死亡的感慨。其创作目的就是在临终前抒发自己对于生死的看法，只不过不同身份的作家在诗中抒情指向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一种是因被弃。甄氏属于在政治斗争夹缝中，侥幸又获他宠的女性，本就遭受沉重苦难的她又受人谗害，被丈夫冷落，最终还死于丈夫之手。临终之际，这位乱世佳人只能以诗歌来表达内心的苦痛之情。因此，甄皇后的临终诗也算得上是一首弃妇诗。它是甄皇后临终前的自白，亦是甄氏写给曹丕的“遗言”。 一种是因爱情。宋女，其名不详，她的临终之作也是为了爱情而发。宋女得知爱慕自己的男子因她而死，自己也不愿独活。 宋女的死亡方式与别人不同，她属于主观意志上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类。这种自杀并不是消极或愧疚的自杀，而是为了心中的那一抹情。这首诗虽起源于一个传说，但宋女以身殉情的行为表现出的是对爱情的忠诚，她的临终之音也完全是为了爱情。因此，她的创作动机也中蕴含着一股悲壮之情。 还有一种是因遭遇祸患。在被杀这一共同死亡方式下，杀害者本身和被杀害者本身的身份地位都不相同，因此被杀害者在被杀之前的心理境况也不同。因此这类临终诗的创作动机亦是各不相同。  结语 魏晋南北朝临终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此期赠答诗、游仙诗、玄言诗、山水诗等诗歌题材来说，临终诗并不闪耀。但魏晋南北朝临终诗毫无疑问是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临终心态的第一手资料，有着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
|
|
来自： yangsuorong > 《讲 书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