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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17世纪这样一个重要时段里，中国明王朝历史由朱元璋摧毁蒙古在中国内陆的统治为开端，最后以新一轮的蛮族入侵为结尾。在近三百年的明王朝历史中（1368-1644年），其国家安全战略由积极主动逐步转变为保守内向，其消极防御的战略最终演变为戏剧性的规模浩大的边境工事驻防计划，即修建“长城”。
流传至今的中国文化，经常被想象成一种独特和纯粹的单一文化，但实际上中国文化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复杂的融合体。这种文化取自两大源泉，即游牧民族的草原文明和汉族的定居文明。军事战略方面同样如此，游牧民族的军事遗产同样构成了中国军事传统的两大脉流之一。 传统的中国战略文化由孙子和儒家所塑造。孙子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儒家则认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看法。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军事理念中都将道德的高低与国家繁荣联系在一起，其理论预设的也是一个由文化和道德规范维持秩序的农业国家。
然而在面临道德低下的蛮族的军事入侵时，中原王朝不仅遭到了财货上的损失，也必须直视文化理论和军事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国家核心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即道德好坏与国家强弱之间的连续性出现致命缺口。
儒家典籍所塑造的道德内部秩序能够统治汉族文化内的疆土，然而面对骑马的游牧民族时，这种看似统一、普遍的以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战略缔造出现分裂，这种分裂使有效的国家安全制定和实施陷于瘫痪。
明王朝建国后面临这样一个汉人王朝从未面对过的一个统治难题：如何统治一个既包括南方传统的中国领土，也包括多个世纪里草原影响占优势的北方领土的国家。而继承自西藏和云南（包括现在东南亚部分）在内的新边疆更是之前汉人王朝从未遇见过的情况。  明王朝在东北、甘宁、燕云地区的国土被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四百多年（从938年割让契丹燕云地区算起。图中用红色标识）。 明王朝在中国内陆北方地区的国土被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二百多年（从1127年金朝灭亡北宋开始算起，图中用绿色标识）。 明王朝在西藏建立宗主权和在云贵实行统治则更是对元朝政治遗产的直接继承，并无太多历史经验可供参考（图中用黄色标识）。 明王朝建立初期，一方面面临着重建传统华夏文化的任务，另一方面也对元代建制进行了继承（服装、地方制度、任用旧官僚等）。这种将游牧民族成分与传统华夏文化成分结合在新汉人王朝的统治之中，导致缔造战略过程中游牧战略与传统战略反复发生根本性碰撞。而之后随着来自南方的知识精英掌握政治权力，传统战略理念再次占据主导地位。
以1449年土木堡之战为分界点，明朝的战略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明朝前期实行一种积极主动战略。在陆疆和海疆都奉行蒙古风格的政策，在北方草原、东北和西南边疆都力图尽可能多地接管过去元帝国的疆土，明朝的远征军数次深入草原追击游牧部落。在东南亚和海洋上，明王朝的战略也是极具扩张性的，永乐皇帝大胆地对越南发动征服战争，并派遣郑和率领舰队前往印度洋，在整个东南亚树立了宗主权。  明朝初期在北方、东南亚和海洋方向上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战略 明代中后期则实行一种消极的防御战略并演变为大规模修建长城。此时明王朝在北方草原、东南亚和海洋上的地位都已经恶化。  兀良哈三卫南徙、北虏入套、左翼蒙古南迁 统治者放弃了在北方前沿设置的一系列军事基地和边防城镇，并最终在最后一次远征中失败。  在东南亚，帝国被迫从越南的战争泥潭中撤军，在东南亚地区设立的军政机构纷纷退回云南。  倭寇入侵 在海洋上，统治者放弃了耗资巨大的远洋活动，关闭了海上贸易，倭寇泛滥于整个沿海地区。 以上是明王朝面临着的中期危机的具体表现。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 军队的财政危机，传统卫所制度的瓦解但不裁撤，雇佣军队的出现使得军费开支加倍； 国家组织涣散，无法动员社会资源； 早期北方安全战略的弱点暴露，即战略制定和贯彻依赖统治者的个人见识（朱棣显然深谙草原政治的运作），帝王越来越“中国化/儒家化”； 中国传统文化占据上风，其对武力极端排斥，主张无为而治； 防务官员和具有军事经验的军事将领缺乏政治话语权，对外政策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
随着来具有绝对权威的皇帝（朱棣）的离世，和来自江南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掌握政治权力，明朝前期那种继承自元帝国的战略缔造理念（摒弃道德讲究实际）被彻底消除。基于儒家典籍的传统理念占据主导，政治精英对于游牧民族的分析判断完全基于道德评价，完全忽视了双方关系的复杂性。当危机来临时，政治精英以道德为借口反对经济外交手段（允许贸易等）解决问题，但经典文献却又不能提供有效的行动指南。文化道德上的优越感构成了明朝中后期缔造战略的文化基础，无数次压到了实用主义政策。 与此同时，明朝战略缔造权威呈现出破碎化的趋势。明代建国后效仿元朝实行了以宰相和大都督府为首的政治体制，但之后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废除宰相和大都督府，自此皇帝和五军都督府、十二卫、六部、内阁学士、都察院、宦官等共同分享着缔造战略的权力。而这样体制的缺陷在于，绝对皇权使得无法设置具有权威性的安全机构，而一旦皇帝缺乏政治智慧或精力将不可能缔造长期连贯的战略。 而在土木堡之战中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军事外行如何越俎代庖第制定政策导致军事灾难的经典范例。  土木堡之战 土木堡之变不仅仅是一场军事灾难，其也意味着明王朝战略缔造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一种积极主动的塑造战略变成了消极被动的防御战略。土木堡之战的战败使得明王朝军事威望丧失，北方边防线被迫进一步后撤，军政精英出现两次断层（第二次为英宗复辟后的清洗），勋贵集团失势，宦官集团、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内部纷争使得国家机器陷入瘫痪。 在之后关于是否夺取河套地区还是修筑长城的争论更是凸显出明朝的战略缔造者们在何等层度上讲战略决策过程政治化和非理性化了。
 明朝第一代和第三代皇帝成功缔造战略的因素主要有： 对元朝体制机制的继承； 对草原政治和外交的理解； 对草原交界区的牢固控制（进攻和主动防御的基地）； 皇帝有意志和权威能够从南方汲取资源用于对北方的战争并资助草原盟友； 懂得草原战争，灵活运用经济封锁、远程机动作战、外交分化瓦解相结合； 统治阶层具有高度的思想灵活性，能够真正了解和对待草原游牧民族。  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秉政，使得明朝恢复了一套操作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其成功的主要因素有：汲取南方平倭的经验，将富有将才的将军调至北方，并给予充分信任； 对蒙古游牧民族进行妥协，承认其地位，与其通商； 加强国家行政机器效率，提高对社会资源的动员程度。
明王朝近三个世纪的历史中其战略制定具有明显变化，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5世纪前半期 16世纪后半期 17世纪前半期东亚形势图 第一阶段：明朝初期。沿用元帝国的大战略，保障自身在草原的地位。方法是通过投入南方的资源来影响草原的事态，综合使用外交、经济与军事手段来对游牧民族施加压力。 第二阶段：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缺乏明确统一的战略。明朝战略文化开始脱离游牧民族模式，在如何更好地改变军事战略问题上出现分裂（是否夺取河套地区 是否修筑长城），结果是无所作为。  长城与九边示意图 第三阶段：消极防御战略，修筑长城。
战略演变凸显了总体文化对于战略文化的重要性。明朝在向一种更加防御性和排外性的转变中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反应了思想文化生活中广泛得多的事态发展； 明朝中后期战略制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背离战略理性。但张居正的例子表明，“拥有所必须的政治权力的个人还是能够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安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 中国的战略文化是多元的，由若干种不同的和相互竞争的传统构成； 政治上的混乱无法产生连贯性的国家安全政策； 理解具体案例时，不仅要考察战略的内容，还要考察缔造战略的过程和影响这一过程的多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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