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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籀园 文、图/韦力
编者按： 坐落在今温州鹿城区九山河畔胜昔桥边的籀园，先是1912年温州文教界人士为纪念孙诒让而购得依绿园旧址建立籀公祠，1919年又在此创立旧温属六县联立籀园图书馆，亦即温州旧图书馆所在地。今天恰逢温州市图书馆建馆百年华诞，本刊特刊发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此文，是为纪念。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被誉为“清代朴学殿军”的孙诒让去世了。孙诒让在国内学界享有很高声誉，故而他的家乡温州地区的一些文化名人及乡绅决定给他建造一座祠堂。这些乡贤公推六位当地名人作为筹委会，由此六人共同筹集资金。到了民国二年（1912），建造起了这座专门为纪念孙诒让而设立的祠堂。因为孙诒让号籀庼，故这座祠堂起名为籀祠。 六乡绅合力建起藏书楼 籀祠建在这些乡绅集资买下的依绿园之上，故而在建祠之时，还在此建造了庭院，因此籀祠又被称为籀园。同时在籀园之内还建造起了藏书楼。
文保牌 对于建造籀园的六位乡绅的名称，凌一鸣在其所撰《近代地方文化权力格局变迁中的纪念性图书馆——以温州籀园图书馆为例》一文中写道：“籀园藏书楼在筹备与创立阶段具有鲜明的民间公益设施性质，温州所属六县各推举知名士绅一人为经理员，分别为永嘉叶寿桐、乐清张侯佐、平阳王宗尧、泰顺林宗强、玉环陈保厘及瑞安郭凤诰。由于筹建阶段时逾两年。及藏书楼建成时，郭凤诰已经去世，故由洪炳锵经士绅推举继其任，充为瑞安经理员。在此过程中，官方并未直接参与，是典型的绅权引导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模式。” 凌一鸣以上的这段论述，意在说明籀园内所设藏书楼乃是民间集资项目。而这六位乡绅中惟有郭凤诰去世最早，然而他却对籀园的建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任籀园图书馆馆长的刘绍宽曾写过一篇名为《籀园笔记》的长文，其在文中谈及：“旧温属图书馆创建于民国二年，其时瑞安郭君小梅为永嘉教育科长，购得曾氏依绿园故址，为孙籀庼先生建纪念祠，而苫乏创造及常年维持经费。适因六属人士佥议温属公产之处置，有公立图书馆之成议。乃于祠旁别筑六县公共藏书室数楹，以分拨斯款。” 这段话中所说的“旧温属图书馆”其实就是籀园图书馆，而这座图书馆能够建成，多亏了郭凤诰买下了曾氏依绿园。因为有了地所以建起了籀祠和图书馆，但郭凤诰感觉到没有常年的费用维持，籀园难以长久地保存下去，于是他组织了另外一位乡绅共同筹集款项。看来这些款项主要用于建造房屋，而相应的费用还是由郭凤诰想办法。刘绍宽在文中写道：“迨余来继郭君为教育科长，时值温州师范学校奉改省立，当为处分旧有学款。除酌助建筑经费外，特划戏捐千金及府学田租，为公共藏书室之常年经费。是时尚以籀祠为主体，以公共图书室为附属品也。” 郭凤诰利用自己的公权，给这座图书馆找到了一些常年的费用。在募集费用之时，郭凤诰还写了篇《募建孙籀庼纪念祠启》，郭在《祠启》中说道：“瑞安孙籀庼先生殁后之翌年，吾瓯学界人士追念先生曩时提倡全郡教育之力，议筑祠堂崇祀，以报先生。奄忽六载，始于永嘉生姜门内觅地一区，暂由凤诰发起，筹钱一千四百缗购为基兆，即曾氏依绿园故址也。其地南挹松台，东拱积谷，西北可以眺翠微之顶，而又有落霞潭水夹绕其左右。风景天然，清丽卓绝。建祠以外，同人拟别筑六县公共藏书室数楹，并附缀亭沼台榭，以为文人游览宴序之所。” 看来籀园虽然是六位乡绅共同组织筹建而成者，但真正主持此事者乃是郭凤诰。而其建造祠堂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孙诒让，之后又附建了一座藏书楼。但是，为了能够将祠堂与藏书楼长期地维持下去，郭凤诰除了集资，同时也用职权给籀园争取来了一些公款。可惜他未曾看到自己的成果就离世了。 “旧温属公立图书馆”名称因何而来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他们共同推举永嘉王毓英任馆长时，这位王馆长却有着另外的主张，刘绍宽在《籀园笔记》中说道：“迨祠成，奉籀庼先生栗主入祠，则郭君已殁矣。同人以主持祠馆诸事不可无人顾，皆彼此推让，不肯相就。乃决议举王君隽庼主持之。王君以祠馆虽为公建，而孤悬无薄，恐难持久保存也，乃以旧温属图书馆名义，正其名为馆长，呈请永嘉县署存案。其戏捐千金，亦请由永嘉县署经收支发。迨瓯海道尹复设，乃复以旧温属名义上隶于道署。而常年经费之支领，则仍由县署焉。盖自王君正任馆长后，复于张通州所书籀园石刻之上，横加旧温属公立图书馆八字。于是图书馆为主体，而籀祠若为附属品矣。” 籀祠建成后，孙诒让的牌位也放入了祠堂，可惜主持人郭凤诰去世了，另外六位乡绅谁也不愿意来挑头主持这件事。虽然他们选出了一位名叫洪炳锵的乡绅继任郭凤诰的位置，看来此人也不愿意做头领。于是经过一番推选，他们共同推举王毓英来主持此事。然而王毓英却认为籀园乃是集资创办而成者，从整体上来说，此园不属于公共设施，故难以得到常年的固定经费。于是他将籀园改名为旧温属图书馆，至少在名称上有了公共设施的意味。而后他以此名义向永嘉县署备案，可是此前六位乡绅已经请张謇书写了籀园的匾额，并且此匾额已经刻石嵌在了籀园的门楣上。而王毓英另刻了一块匾额，此石上刻着“旧温属公立图书馆”的字样。 对于籀园藏书楼改名籀园图书馆这件事，凌一鸣在其文中有如下分析：“'籀园图书馆’作为士绅倡议之初的拟名，仅作为别称或俗称，不在正式场合使用。'籀园藏书楼’的拟名被'旧温属公立图书馆’淡化了'籀园藏书楼’与孙氏家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特名'公立’，弃用个人色彩强烈的'籀园’，意在突出图书馆的公益性质。” 王毓英一定要强调公立二字，以此来争取费用。但这么做的结果则将籀园图书馆与籀祠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原来六位乡绅建造籀祠是为了纪念孙诒让，因为孙诒让是位大藏书家。可能是这个缘故，所以在籀园内又建起了藏书楼。因此说籀园藏书楼乃是籀祠的附属，但经过王毓英的这番折腾，使得籀园变成了公立图书馆。对于这样的变化，王毓英还写了篇碑文，刻石后立于籀园中。其在该文中称：“昔吾瓯创有永嘉图书新社，先生同吕君文起各捐巨册助之。一时东山之壁，恍闻丝竹之声。今虽邺架尘封，而东洛之钟有响必应，安知他日不顿复旧观乎。此吾温属图书馆之设中必附以籀园者也。民国三年秋，郭君凤诰集六邑士绅择地于曾氏依绿园故址，辟为藏书室，拨中师两校旧款一千八百圆以资建筑。又拨旧府学涂租一项，作为藏书室常费。明年工竣，费银二千一百五十圆，不敷三百五十圆，山郭君募建籀祠外以足之。吕君文起复与温属诸绅禀省请费，仍饬由中师旧款拨戏捐一项千圆，充为斯馆常年经费，至戊午秋而馆事成矣。” 王毓英在此文中先追溯了温州当地曾经建过的公有性质图书馆，而后他明确地说，旧温属公立图书馆中附设有籀园。对于这样的说法，刘绍宽大为不满，他在《籀园笔记》中指出了王毓英这篇碑文的五处错误说法：“按王君此碑文，与郭君募建籀祠启所言，差殊之点甚多，郭君谓建祠以外别筑六县公共藏书室数楹，王君谓温属图书馆之设中附以籀园。主宾互易，其差一矣。孙籀庼殁于光绪三十四年，郭君谓奄忽六载始觅地购基，实为民国二年。王君谓三年秋始购地辟建，共差二矣。郭君谓拨学款二千数百元为建筑倡，而王君谓拨师中两校款一千八百元。其差三矣。郭称觅地生姜门内，发起筹钱一千四百缗购为基兆，此钱实出自瑞安孙氏，连图书馆所建基地在内。即其建筑祠馆诸费，皆以籀祠名义捐募于人。而王君则谓费银二千一百五十圆外，不敖三百五十圆，山郭君拨籀祠余款以足之，此尤大反事实。其差四矣。全于戏捐之指拨，乃余在永嘉教育科时，与府学出租同时拨定，永嘉县署中有案可稽。盖旧温属学款，除此两宗外，余皆为商业、蚕桑及永嘉第一高小同时分拨而去，岂尚有余款待省令指拨者乎，其差五矣。” 应当如何评价刘绍宽的反击呢？其实从历史事实角度来看，刘绍宽说得没错，无论怎样改名称，籀园内所设的藏书室原本就是籀祠的附属建筑。然而整个籀园并不属于私家建造的祠堂，因此没有人愿意长期地出钱来维护一间不属于本族的祠堂。王毓英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为了能让籀园长期地生存下去，必须要征得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但籀园属于私人集资创办的纪念性建筑，政府部门无法列支费用，于是王毓英改头换面，由此而成功地让有关部门得以认可。自此之后，籀园因为有长期的拨款，才得以渐渐壮大，并且其中的藏书量也得到了快速地增加。看来有些事对与不对，确实难以给出非黑即白的评价。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籀园接收到了很多藏书家的捐赠。对于这些捐赠的细目，章亦倩编了一部《籀园受赠书目汇编》。翻阅此书，可以看到仅列出捐赠姓名者就有20多位，凡担任过籀园图书馆馆长之职的人物，基本上都对该馆藏书的征集作出过一定贡献。 梅冷生与籀园图书馆 梅冷生曾任籀园图书馆馆长，他对于本馆藏书的贡献曾写过一篇《我与籀园图书馆》，该文中提到：“一件是王俊卿先生任内接受瑞安黄氏蔘绥阁书籍，是我极力怂恿王先生去商洽的，这是黄仲弢先生藏书，共有九千余册，虽然没有宋元旧籍在内，可是清代精刻实在不少。” 黄绍箕乃是瑞安著名的藏书家，其蔘绥阁所藏无论规模还是质量仅次于当地的玉海楼，正是在梅冷生的怂恿下，黄绍箕的藏书得以部分归了籀园。而《籀园书目汇编》一书中所列第一份捐赠书目就是蔘绥阁书目，该目中先有这样一句话：“此阁善本多检出送归杭州兰孙收藏。其他书籍送入永嘉图书馆，王俊卿馆长自能善为保护，不致放失。书目行将辑刻矣。孙识语。” 这段话正印证了梅冷生的所言，他说籀园得到的九千多册黄绍箕藏书，其中没有宋元珍本，但清代精刻本则较多，这并不能说明蔘绥阁藏书不注重善本，因为该阁中的善本已经运到了黄绍箕长子黄曾延在杭州的家中。 翻看本书目，其中的善本确实不多，然而里面却有不少的明刻本，比如明嘉靖所刻《宋史》。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善本，本书目中所写的《稽古录》就明确写明为宋刊本。也许是黄家人未曾将其捡出，而一并捐给籀园图书馆者。但由此捐赠可知，籀园确实藏有宋本。 对于蔘绥阁捐到籀园后的情景，张棡在其民国十年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游毕，循路赴籀园藏书楼访王隽卿先生，时先生已七十矣，面晤时言黄仲弢太史遗书已经捐藏此处，计一千五百余部，其宋元版本则仍邮寄沪黄家住宅收藏之。予上楼阅之，书版均宽大可喜，然书面大半蠹蚀，且轶缺者亦不少，俟另日暇再细阅之。” 此日记中谈到的王隽卿就是王毓英，张棡在籀园找到他，而后一同上楼翻看蔘绥阁所捐之物。看来张棡也是位懂书之人，他说蔘绥阁旧藏书品十分宽大，唯一的遗憾则是这些书的封面有虫蛀。以此来猜测，这可能是蔘绥阁所藏之书都换了统一的封面，而这些封面用浆糊曾经裱贴过，所以才有虫蛀的问题。 蔘绥阁所捐之书因为各种原因有些已经不全，然而为了能将这些书补配齐全，籀园下了不小的功夫。刘绍宽在《籀园笔记》中写道：“蔘绥阁书捐入图书馆者，颇有残缺。王益吾所编续皇清经解中缺十七种。闻原板藏在江阴南菁书院。适永嘉董君伯豪自江阴来，始知书院改为南菁大学，董任校长已历三年。因问经解等书板尚完否，能否补印。董君以为可得。遂开所缺书托为补印，董君乃来阅原书纸样及书本大小，以便照补。不数月书即寄来，遂成完璧。” 他们为了补全所得之书，竟然通过关系找到旧版，将此重新刷印，以此来将书补配完全。下这么大的功夫，这也足见籀园的几任馆长对于该馆藏书的增加费了很多的心力。 除了玉海楼和蔘绥阁之外，温州地区还有不少的藏书家。梅冷生也希望这些书都能归了籀园，可惜他未能全部如愿：“可惜当时尚有瑞安项氏、乐清徐氏、永嘉曾氏诸家藏书散出，地方上没有人注意，都入书贩手里，化整为零，散售出去，本馆困于经费，没有给价搜集，确实是大大憾事。” 梅冷生为了籀园图书馆的建设，确实费了不少的心力。在温州地区之外，他也想办法征集书籍，除了征集藏书家的旧藏，有一些大家所刻之书也在他们的征书范围之内：“一件是刘次饶先生任内征集吴兴刘翰怡、张石铭、周梦坡，海盐张菊生，杭县徐仲可诸先生的家刻，亦是由我发起，来一次行征书运动。夏瞿禅先生做好一篇《征书通启》，而请海宁张冷僧道尹去介绍的，难得他们惠然慨允，把大批书籍凑集送来；梦坡先生还在上海为催促装运；而翰怡先生嘉业楼历年辑刻群书，送给本馆较别处尤为完备。”正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使得当地有些藏书家踊跃给该馆捐书。比如黄溯初的敬乡楼，就将其全部藏书运到了籀园。原本敬乡楼藏书是以寄存的方式来到了籀园，两年之后，这些书又全部捐献。章亦倩在《籀园受赠书目汇编》中的小注中讲道：“1945年11月1日，黄溯初夫人沙氏将敬乡楼烬余藏书38箱6446册并散帙四部寄存籀园图书馆，双方订立合同，见议人刘贞晦、汪惺时。馆方为此编缮书目。1947年，黄达权委托父执陈守庸将寄存图书全部捐赠。馆长梅雨清复函，表示将就馆中建筑'敬乡楼’三楹，悬像藏书，以资纪念，并专案报请教育部颁发褒状。” 敬乡楼捐赠之时，正是梅冷生任馆长，于是他跟敬乡楼藏书继承人黄沙氏签订了一份合同。该合同首先称：“今因甲方主人黄溯初先生逝世，藏书管理烦难，情愿全部寄存乙方，供应公览，藉广黄先生生前刊书流布之盛心。双方商洽同意，议订条款于左，以资信守。” 看来黄溯初的夫人黄沙氏不能管理图书，所以将藏书寄存到了籀园，而后他们签署了本协议，该协议总共列了八条内容，而前五条对藏书的寄存有着细节上的明确约定，而这些约定对当下藏书家的寄存也有启迪作用，我将这五条摘引如下：“（一）甲方即日将藏书三十八箱并散帙四部，连同木箱、夹板寄存乙方。除遇天灾地变及不可抗力之损失外，由乙方负完全保管责任。（二）寄存期限定为三年。在期限内，甲方本人不得藉词收回；但本人有特别意外事故不在此限。（三）藏书运到乙方后，双方各派一人会同开箱检理，制成详细目录，缮写六份，双方及见议人各存一份备查，二份呈报浙江省教育厅及浙江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备案。（四）乙方付出藏书保证金法币五万元。一次交与甲方，不计利息。由甲方出具收据，将来收回时，照数归还乙方。（五）藏书寄存运费归乙方负担，收回运费归甲方负担。” 翻看敬乡楼寄存书目，里面也有一些难得之本，最让人眼亮者，应当是汲古阁的影宋抄本《六书故》二十册。汲古阁影抄之物最受藏书家所追捧，其被后世视之为下真迹一等的尤物。而这样的书能够最终捐赠给籀园，由此也足见籀园所藏之本中确实有不少难得之物。 梅冷生对籀园的贡献很大，他不但到处征集藏书，他还发现馆藏还有一些未备之书，于是他决定将自己所藏的两千多册古籍也捐给籀园。对于这份捐赠，梅冷生写了这样一段话：“雨清主持籀园图书馆务，行将十载。去岁以馆费支绌，适我先考秀芝府君百年诞辰，敬节祭筵之资，捐馆中购书费二千金，以为纪念。复思先考生前勖雨清承学，节衣缩食，恣雨清蓄书无所惜。因是劲风阁藏书亦为地方人士所珍视。兹就籀馆所未备者，完全检出补充，不复为一家之储，亦借以流衍先考手泽于无穷。爰尽三日之晷，写成一目，惟分别部居。移交在即，编次未尽完善，俟他日更定焉。” 梅冷生任籀园图书馆馆长，因为本馆费用来源少，于是他将祭典父亲百年诞辰的资金总计两千元捐给了籀园图书馆，以此来做购书经费。而后当该馆还有一些书没能够购买到的时候，他又将个人的藏书捐出。这份义举令人感佩。 从筚路蓝缕而至于发扬蹈厉 关于籀园经费紧张之事，1946年7月20日的《地方新闻》乡音副刊上载有言若所撰《籀园种种》一文。此文首先称：“籀园图书馆在永嘉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园从筚路蓝缕，而至于发扬蹈厉，其间经过不少前辈先生的心血汗滴，如今已庋收藏相近到种八万册的图书了。每天平均拥有六七十左右的读者，尤其门前的阅报室终日有人满之患，可见人们求知的迫切。” 看来前往籀园读书的人很不少，虽然如此，这些读书读报之人并不了解籀园在经费上面的捉襟见肘：“自今年二月以后，经常的收入只有永嘉县政府二万元补助费，乐清吴天五先生在商高任课所得的薪俸，悉数捐给籀园，这种对文化事业的热忱，真是难得。籀园虽有旧府学涂田一百余亩，因坐落七都乡，滨江受潮，靠天种田，丰歉无定，而田租又较高，田几乎少一半，到了收获期，还清旧债，不得不为了在新谷登场时便卖了。” 看来政府拨付的补助费用很少，以至于有些人捐出个人的讲课费用。即使这样，籀园工作人员的待遇依然很低：“说起籀园职员的待遇，恐怕鬼也不相信，五个人，最多的连伙食在内只一万元，其余九千，八千五百元。说句迂腐的话，他们最是讲礼让的人，从不埋怨，依然站住自己的岗位。馆长去年支五百元草鞋钱，今年一文也不拿了。” 我不清楚1946年的一万元能够折合今天多少钱，但是买双草鞋需要花五百元，这样推论起来，这一万元确实没有多少。而政府的补贴每月仅两万元，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的读者，可见这份公益事业办得何等之成功。 其实在此前的几年，正值抗战期间，籀园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在举办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展览。潘国存在《抗战前夕及抗战时期的温州籀园图书馆》一文中写道：“抗战前期，担任馆长的仍是孙延钊先生。当时籀园图书馆先后举办三次战时文物展览。一次是战时参改图书展览；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要算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间举办的抗战木刻漫画展览。这个展览于九月间向外征求展品。中学组、小学组由籀园图书馆通函温属各校征求；民众组则登报征求。同时聘请金逢孙、陈振龙、张明曹、朱夷白，朱君爽、郑胜孚等人担任评判委员。到展览时，共收到木刻漫画作品一千三百余件。” 在抗战期间竟然能举行这样大型的展览，可见籀园的管理者是何等之用心。然而接下来的战火却烧到了当地：“一九四一年春，孙延钊先生调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籀园图书馆馆长由梅冷生担任。这时抗战面临最艰苦的关头。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黎明，日本侵略军侵占温州城。籀园的古籍珍本一时来不及转移疏散。于是便临时采取伪装隐蔽的办法，将其打包，藏到暗僻的房间。爱书如命的梅馆长终日心情沉重，坐卧不安。所幸者不到半月，日寇撤退，避过了灾难。” 此时的梅冷生担任了籀园图书馆馆长，他当然知道本馆所得之书是何等之不易，他为了能让这些书不受损伤，想尽了各种办法予以保存。但后来日军又有两次占领温州，梅冷生也为此费了很大的心血才让籀园之书未曾受损：“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日本侵略军第二次侵占温州城。图书馆因为已有前车之鉴，在日寇未入侵之前，便将古籍善本、珍本等装箱，运出，分散藏在梅馆长的亲戚、朋友的阁楼里，使它们在劫火中免受损失。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日本侵略军第三次侵占温州城，战局较前两次更为紧迫。梅馆长于前一日雇了几名粗工，将古籍善本、珍本以及板刻较为上乘的图书，连书籍书橱扎捆装钉，雇了数只大木船运出温州城。时已傍晚，温州已像一座死城。他带着这批古书，翻山涉水，碾转运到文成县的龙川山村，安置在当地文昌阁楼里，由我去管理。直至次年日寇投降后，才运回温州城。抗战时期，籀园的数万册古籍图书安然无恙，首先应归功于梅冷生先生。” 像梅冷生这样的爱书人真的令人崇敬，他对籀园图书馆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以上这些。而后玉海楼的藏书也大多归了籀园，而这也同样是梅冷生的功劳。张宪文所著《仰云楼文录》中有一篇文章名为《泽被上庠 惠及乡里——记玉海楼捐书浙大和籀园图书馆事》。该文中讲道玉海楼时称：“八年战火，楼藏虽免遭兵燹，而孟晋先生已心力交瘁。胜利后，他移家杭州，任职浙江省通志馆。为图楼藏安全，他曾于1946年8月间同浙大文学院教授夏承焘瞿禅访乡人教育厅长李超英，商议改籀园图书馆为省立，将玉海楼藏书全部移贮籀园。终因经费问题，议而未果。” 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孟晋先生乃是孙诒让之子，故玉海楼藏书由他来继承，而他也曾担任过籀园图书馆馆长。八年抗战期间，孙延钊为了保护玉海楼藏书费尽心力，后来他移家杭州后，曾经想把玉海楼之书捐给籀园图书馆，因为籀园原本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孙诒让而建造者。孙延钊在民国初年毕业于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他是政治经济科学士，故而在北洋政府财政任过职，所以他有自己的开明之处。因此，他想把玉海楼之书并入籀园，而后将籀园改为省立公共图书馆。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但是玉海楼想捐书之事，被一位有心人听到了，张宪文在该文中写道：“1947年，浙大文学院购得吴兴刘氏嘉业堂的部分善本。为充实图书以便办文学院研究所，任心叔(铭善)教授看中了玉海楼。十月十九日，他专为此事，跟业师夏瞿禅先生恳谈。” 任铭善找到老师夏承焘，而后称孙诒让的许多遗著没有整理出版，而他的儿子孙延钊已经五十多岁了，估计也没功夫对此做整理，所以他想请老师跟孙延钊商量，能否将玉海楼的藏书转给浙大文学院。 夏承焘认为任铭善的建议很好，于是当天下午他就到通志馆见到了孙延钊。孙听到夏的所言后，立即表示赞同：“我往年曾与浙江图书馆陈博文馆长谈及拟将楼藏移至浙馆，博文漠然无意，前月赵斐云过杭问及此事，我表示浙江如无可托付，我打算将藏书赠给南京或北京图书馆，现浙大此意甚好，如能转请政府褒扬，并负责保管整理，我愿不受浙大一钱，尽数捐赠，惟此事须由浙大以征求全省藏家文物为名，使我好对族人说话。” 其实夏承焘最初的意思，则是希望孙延钊能够把玉海楼所藏的孙诒让的手稿及批校本转让给文学院，没想到孙延钊却愿意全部捐赠。这个好结果当然令任铭善和夏承焘很高兴，于是他们第二天就请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和中文系主任郑奠一同前往通志馆拜访孙延钊。见面时，张其昀给出了如下待遇：“一、藏书移杭，暂存罗苑（原湖滨哈同别墅，时为浙大教授宿舍），即榜玉海楼之名，将来新图书馆落成，仍称玉海楼；二、藏书到杭，即开展览会；三、浙大1948年第一期学报作纪念孙仲容先生专号；四、请国民政府褒扬；五、聘孟晋先生来浙大主图书馆，可为终身职，孙氏子孙，考入浙大，给公费一名。” 孙延钊看来是同意了张其昀所提条件，而后浙大校长竺可桢为此专门请孙延钊吃饭，以此来表达谢意。这件事经杭州和上海的几家报纸报道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可是这个消息传到温州时，时任籀园图书馆馆长的梅冷生却很不乐意，他觉得玉海楼的藏书如果要捐赠归公，只有捐赠给籀园图书馆才最合适。为什么这样说呢？梅冷生列出了三条理由：“一、1946年已有移置玉海楼全藏于籀园，改籀园图书馆为省立的拟议；二、籀馆追本溯源，是为纪念籀公（孙诒让号籀庼），由籀馆接受玉海楼书是名正言顺；三、孙衣言创玉海楼时，作《玉海楼藏书记》曾言：'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今移书远置浙大，既无益乡里读书之人，又有违先哲嘉惠桑梓之志。” 梅冷生极力阻止玉海楼之书离开温州当地，这件事令孙延钊左右为难，因为他已经跟浙江大学签了协议，并且各方面报道已经散了出去。如果毁捐显然难以下台，但他也认为梅冷生的所言其实很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又请夏承焘出面来从中协调。于是夏承焘给梅冷生写了封信，婉转解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最终往返商讨，只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那就是回到夏承焘和任铭善最初的想法，浙大只要孙诒让的遗著和批校本以及其中一部分善本，剩下的部分则全部归籀园图书馆。这场纠纷总算尘埃落定了。 关于玉海楼捐赠给籀园之书的具体情况，《籀园受赠书目汇编》中当然有记载，对于捐赠数量，章亦倩在《收存玉海楼书目》的小注中给出了如下的准确数量：“1951年，收受玉海楼藏书共约22000册，计丛书137部5075册、经部235部3562册、史部439部7860册、子部127部863册、类书10部603册，以上共948部17963册；集部约四五千册。” 翻阅此书目，里面果真善本稀见，我所翻到者以明正德万历间递修的《玉海》为最佳。该书虽然不全，但存一百一十九册，这也算是大部头之书，而《玉海》的书版则是从元代一路被版到清初。故玉海楼捐赠的这部《玉海》，应当算是元刻递修本，只是因为玉海楼有更初印的《玉海》一书，所以该书未受到孙家的重视。 由以上这些故事可以看出，籀园的管理者大多对本馆的藏书建设给予很高的重视。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籀园成为了一座著名的藏书楼。而最终此楼所藏之书在1949之后，全部归了温州市图书馆。然而籀园却依然屹立在那里，成为了爱书人的凭吊之处。 籀园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去温州之前，我先将自己的行程通报给温州友人方韶毅先生，方先生问及我的打算，我告诉他自己的寻访目标之一就是籀园。在到达温州的第二天上午，我先到方先生的办公室拍照，而后他带我打的前往籀园。 汽车行驶在温州的老城区内，而后行驶到窄窄的湖边道路。眼前所见青山绿水，正是风景绝佳之处。因为行人较多的原因，车开得很慢，而方先生就在车内向我讲解着哪栋旧屋曾经住过哪位名人。看来，美景人人爱，而从那些名人的文章中则读到他们在当地是如何之苦，把文学作品当时况来看，很容易让人上当。 出租车司机并不知籀园在哪里，开到其门前时，方先生立即让其停车。而我在停车处则看到一条静谧的河流，方先生称，河的左岸就是籀园。而当年籀园沿河建有水榭，后来因为飓风倒塌了，如今所见只是一堵粗糙的红砖墙。 这条河的尽头乃是眼前的一片湖水，湖边有很多棵大树，树影映照在水面上形成了魔幻般地波动，这很让人有跳入水中的幻觉。湖的岸边有一个院门被封堵了起来，方韶毅说这就是籀园的旧门。果真此门的门楣上刻着张謇所书的“籀园”二字，而上方则是王毓英的“旧温属图书馆”的字样。这正是刘绍宽大为不满之处，因为他在文中用了“横加”二字。然而刘绍宽却说此匾上刻着“旧温属公立图书馆”八个字，然我所见却未见公立二字。从眼前所见刻石的风化程度来看，并不像是去年旧匾重新刻制的一块，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样的小差池。
如今的馆名及入口 如今的籀园在原门的右侧另开一门，匾额则写着“温州教育史馆”。门旁有温州市级文保单位名牌，而文保的内容也是籀园。该馆免费开放，然走入院中参观者却仅我二人。
籀园图书馆外观 籀园占地面积也算不小，然其呈窄长形，而左侧建起了现代化的楼房，楼房的底商则为籀园的展厅。沿着路径一直向内走，其顶端乃是一栋白色的洋楼。方韶毅说，这就是当年的籀园图书馆。 走到图书馆的门前，看到有一组雕像立在花园中。其中坐在太师椅上的那位应当就是孙诒让，然站左右两旁的中年人一位穿着列宁服，而另一位身着西装，看上去都是现代人物，可惜这组雕像未列说明牌，我难以确知他们的身份。 走入藏书楼内，里面布置成了展厅的模样。根据展板上的介绍，都是近代温州文化名人。这里的展板及照片能够忠实地介绍百年来的风云变幻，这样的真实可谓难得。然而藏书楼的二楼则关闭着，无法看到上面的情形。
籀公祠正门 从藏书楼走出，转到了前方的籀公祠。这是一栋翻建的仿古建筑，走进室内，迎面的影壁墙上用线描的形式刻着孙诒让像，而上方的匾额则是“怀籀”二字。穿过影壁走入内室，里面的布置依然是现代化的展厅。通过展板的介绍，可以了解到，许多未曾留意的细节。而在孙诒让的头衔上，除了经学大师，又多了个教育家的称呼，这也正是教育史馆的贴题之处吧。 最为难得者，是这里的展柜，因为展柜内摆放着不少孙诒让著作的稿本。细看之下，虽然是复制本，但制作得颇为用心。
进门就看到了孔子
籀园图书馆展厅面积不小 入口附近楼房下的底商也作了仿古的屋檐，走进里面参观，我先看到的是孔子像。看来这里才符合“温州教育史馆”的名称。该馆的布置也确实很用心，而这里所展示的一些科举参考书确非复制本，这类线装书到今天依然贱烂如泥，估计复制费用比原本还要贵。虽然说，近几年有些地方搞起了科举博物馆等等，而这些馆也开始收购一些此类线装书，但毕竟未能掀起大的波澜。这正如如今的籀园，虽然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并没有多少人来光顾它。然而少有人光顾，难道就降低其固有的价值吗？至少有识之士都不这么认为。这正如郭凤诰给籀园所撰的长联：“吾乡文物，以南宋为最隆，迄今日，横塘烟锁，潜室尘封，世历几沧桑，欲访八百年前哲故居，仅留浮沚林泉，去斯不远；别墅经营，承先生之素志，况是间，潭绕落霞，峰临积谷，天然好山水，偶供三五辈游人闲眺，试问颐园风月，比此何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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