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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losz，1911—2004），波兰诗人，曾在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里选的《笔记摘选》，是一种箴言式的语录，充满了对历史和哲学的玄思。 笔记摘选 难以捉摸的世界，众生栖息其间。我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天真的惊喜。在我评点周遭奇异的现象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抵制人类生存疯狂的内质，还是在抵制某个文明本身的特色。也许生命力本身一直迫使我最终要选择另一条道路。 活力定会跟阻力交锋；阻力激发并拯救活力。不过，倘若迎面而来的是一堵巨大光滑的墙面，上面不见有任何粗糙的地方——连一道裂缝都看不见——这不只是一般的阻力了。阻力太大。于是活力向里，走向内耗。有人会问自己：“会不会是那墙根本不存在呢？会不会只是我的错觉呢？这一切会不会都是我自己的错？我应该调整自己、与之适应吗？” 我有个朋友，是位年轻的数学教师，他曾让我看过他的一首诗。诗里讲的是一个人竭力想爬出一口黑洞洞的井，可终究是枉费力气：原来他是挖井人的儿子。 我对罗宾逊·杰弗斯很着迷，原因是他那些错误的、亵渎神灵的设想。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美俄两国文学发展滞后的现象。这两国的文学借鉴西欧文学中所反映的问题和主题，使作品变得更为尖锐有力。杰弗斯的世界，是人类被否定的世界，19世纪所有殉难者都栖居其间：时间处于无限循环的状态中，对人类已失去意义，而空间是在牛顿定义的基础上无限延展的空间。杰弗斯对苦难的表达最为充分；在他那里，痛苦获得了“勃发的个人主义”的美名，实属罕见。 没错，让成百上千万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存在缺陷和损失（到底损失什么，他们并不知道），这的确是老生常谈，可要让成百上千万的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几乎不可能。他们试图表达，可麻木的仇恨和侵略的意图最终只能在结结巴巴中流产。接着，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谁敢在善恶的天平上称量他们那可怜的灵魂呢？ 也许，我的一生算得上是成功的一生，其原因不是因为我的生活里没有邪恶和失败，而是因为我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曾经希望渺茫的事物正在向目标慢慢靠进。那些“伟大”的东西，我曾经怀疑它们是否真的伟大，可这样的疑团如今正渐渐消散。有理由相信：在现实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结构。在如此恐怖的世界能坚守这点，诚属不易。可我几乎从来没有——只是偶尔有过片刻的动摇——放弃这样的信念：荒诞终究要破产。这一点正是我跟同时代那些深陷绝望的人不同的地方。运动有着自身的结构，不能用语言道明，只能靠直觉获得，这在我看来太神奇了。 艺术反对思想，因为思想在被劫持后，会被迫与想象力分离，并戴上卑俗化的镣铐，依靠科学的迷信提供贫乏的营养。整个19世纪都处在这样一种困境当中，其悲剧的特质集中体现在几位出生于1890年前后的俄国诗人身上：安娜·阿赫玛托娃、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他们除了相信自己被某个强大的、不容抗争的魔鬼附体外，什么都不信。那魔鬼只有在破坏了他们人世的幸福以后，才能催生他们的作品，犹如圣，乔治跟龙的决斗一般。这样的龙，曾经将波德莱尔和兰波击败，而在他们那里变得更为凶悍；它长出了好几只头，獠牙龇咧。 现代艺术家对罪恶总是一副讨好的态度，因为美德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基石。尽管从道德上讲，他们的职业存在着悖谬之处，可他们会想方设法忽略这一点。艺术产生于对善的向往，理念和形式要求艺术家对自己抱有信念。这样的信念源于艺术家对自己敏思的迷恋。正是因为骄傲、蔑视、傲视和愤怒，艺术家才能在对抗整个世界时保持傲然的姿态。有人说我们不该下地狱，因为我们的作品已经帮我们赎罪，可这也许是一种误解，犯了感情用事的错误。 凶残总是潜身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底下，潜身于词组、微笑、我们的习惯和社会机构的背后；只是在战争年代，凶残才得以现身。一次，我来到外国某个城市，站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间，我停下脚步，说：“不要再吹毛求疵了！要是这样的状态能再维持一天，那就谢天谢地了。” 我们拒绝相信存在上帝，原因是任何良善之人都难以想象，在有上帝主宰的世界里，人们竟活生生地遭受那样的折磨。我们希望通过拒绝去获得行动的力量，去改变一些事物；换句话说，我们想羞辱上帝。 战争结束后，卡兹米耶日·维卡试图给一代人命名，他曾论及那些“被死亡感染的”人。可人们很健忘，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曾亲眼目睹的事情。他们知道这样的遗忘要不得，可要是成天想着“那事”，其他的事情对他们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那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处于半记半忘的时候，关注道德的诗文就会出现。 世上男女在各自的想象中，把自己和旁人都当成了具有性征的人，这是他们成为人的唯一条件。性器官提醒我们生存是何等短暂、脆弱、不堪一击。爱与死总是紧密相连，并非毫无道理。就让我们赞扬喉管发出的音调、一切的痴笑，还有那贪欲的眼神。剥离了性征的想象力是危险的：抽象会发出谋杀的请帖，邀请机械的木偶来巡场。人群中的男男女女狡猾地相互躲避，只是他们还不够老道，显得幼稚，有欠成熟。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他们那样做也是为形势所迫。这样一来，那令人生威的“性魔”——对各种价值嗤之以鼻的人的“本性”——得以与怜悯、幽默调和。博爱现身了，失乐园里发出隐约的光芒。 我们在风化约束之下的行为，与我们本然的肉体性之间，可资比较。如今这种比较再也不能逗人一笑。这是小说无以可能的一个原因吗？正如《项狄传》里描述的那样：一场神学辩论正在饭桌上展开，突然一个热土豆掉到一个男子的下体上。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地狱之城——里恶魔般的居民来说，这样的主题是不合适的。 我们身居欧洲一隅。这里不像是20世纪，甚至连19世纪都算不上。我们对受领的一切应该心怀感激，我们并不知道这份恩赐的珍贵，直到后来才发现，竟然有人从来没有体验过人类本然纽带的温暖：他们前往所罗门群岛或者废弃的墨西哥村庄，终归徒劳。 经过图书馆书架上厚重的卷册时，我低声轻笑，因为那些卷册里有我过去熟悉的人的名字。我认得出他们的身段，知道他们遇事时犹豫不决，熟悉他们的小把戏、种种荒谬的做法，见证过他们的惨败以及胡言乱语。可他们此刻已经被冷漠地封存起来，永远如此。依靠我们心智和风格间的关联（我们之间的差别注定要消失），我们在时间中镂刻各自的状态——一个龛台或者一个洞穴，被紧接着的后代所遗忘，直到被后人重新发现，那时他们会从新的角度来点评我们。这只是一个方面。此外，当我在俄勒冈迷宫般的山洞（这个山洞在19世纪被人发现纯属偶然：一只熊在进入猎人视线后突然消失了，“消失在地下”，猎狗紧跟其后）里走了一个小时之后，石笋和钟乳石已让我厌烦，可自然的神奇却让我深受触动：自然成为古典研究的图画，跟图书馆的书架联系到了一起。 考虑到印刷文字的泛滥，我们不禁要问是否有必要颁布一条规定，这样散文、随笔等各类文体都可以压缩成一句话。 如果我长时间保持沉默，那可能是因为我被一个人所共知的恐惧所慑服。人们一时表现勇猛，只是因为当时心血上涌，因而对潜在的危险浑然不觉，可事后回想起来，不免会牙齿打颤、冷汗淋漓。 我为什么不该承认自己的愚蠢呢？为什么不该承认自己曾经表达了一些不该表达的观点呢？ 走进始建于18世纪末的圣何塞布道所，城墙、古木和皮带的气息让我有回到家乡的感觉。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是在家乡度过的，那里有很多富有地方特色的奇观。那里的一切已经定格在古老共和国的最后年月里。跟那些啧啧称赞此地的游客相比，我是多么的不同！ 如今，艺术家和作家不会因作品费解而遭受迫害。这让我的同代人很得意，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表现出的宽容，是针对过去作品令人费解这一现象的。也许某些过去被认为是风格简朴的作品，如今却令他们费解。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生活在19世纪，因为我不愿意拥有那种我至今仍然弄不清楚的意识，我只愿意把人类当作一个整体、一个集体．天意如此。让我们停止对悲观主义——蜕化说或者永世循环论——喋喋不休的争论。 因为诗歌面临着哲学带来的障碍，正日益成为知识的容器。似乎要回到古希腊时期——除了诗论外，没有其他的哲学。当代诗坛，书写狂们都摆出了一副思想高深的面孔。 英国有个诗人叫菲利普·拉金，他竟敢将他的第一本诗集命名为《受骗较少的》，他没有意识到雅致、温润的怀疑会让诗歌面目可憎。只有在博弈当中，才有人愿意孤注一掷、倾其所有。 鲍勃·迪伦何以受到加州年轻人的喜爱呢？我听说，在一次采访中，采访者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个诗人，鲍勃的回答是：“才不呢，我甚至不是个哲学家……”由此便不难理解他广受欢迎的原因了。 衡量一个诗人成熟与否，不仅要看他诗歌方面的成绩，还要看他有多少次拒绝跟愚蠢亲密。 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想：艺术圈内种种有失检点的艺术派别——对于出现于各个国家的艺术派别，我一直都很熟悉——本来是可以避免出现的，只要那些饱受凌辱的人的命运能够被别人强烈地感受到。 在我们这个世纪，有人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当艺术家们知道集中营就建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怎么还有心思去写作、谱曲或者画画呢？提这个问题的人忘记了这一点：迷人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诗人在安逸的教区内完成的，一旁有牧师的女儿们弹奏古琴，可就在临近的工业城市，随处可见饿得跌跌撞撞的人们，甚至曝尸街头的惨景。 小说家曾经非常关注所谓“为生存而挣扎”这样的主题，可现在他们已经逃遁到个人经历的深穴里，似乎他们塑造的人物根本不用担心吃住，可我对这类文章——竟然对钱不置一词——表示怀疑。这种怀疑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为此，我感谢生活。 动态雕塑、新鲜的音乐和时装、大城市的街景、各种社会习俗——我正如此强烈地感受着20世纪后半叶，以至于我一直对这样的想法惊诧不已：从道理上讲，我和20世纪30年代维尔诺某个青年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 我们不可避免地默认了某种荒诞的存在。这种荒诞就在我们周围，跟常理明显相悖；在这种荒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制却长久存在，这在我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上一次战争已经让我们明确：人们之所以遭受惩罚是因为缺乏理性。我们要问自己：这种荒诞现象的不断繁殖是否在昭示什么？如果说真是在等待惩罚，我们是否又犯了类比思维的错误？ 似乎全人类应该相互拥抱，大声呼喊他们活不下去了，然而喊声没有从他们咽喉里传出。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将文字诉诸纸面或者画布，他们知道所谓的文学和音乐此时只是一种替代。 载自《世界文学》2009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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