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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三星堆大发现引发的种种纠葛、困惑，大都源自对相关概念及其年代的混淆、误读乃至误解。学者有意无意地混着说，公众囫囵吞枣地混着听，导致迷雾重重、混沌不清。三星堆遗址，指的是坐落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遗址。这处遗址最为兴盛时段的遗存，考古学家称之为“三星堆文化”。考古学文化指的是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面貌相似、经常共出的一群物的组合，这里的物包括“不动产”的遗迹如城墙、房屋、墓葬等，也包括“动产”的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遗物，甚至还有遗痕，如工具的痕迹。三星堆遗址上还有早于三星堆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遗存，和晚于它的、属于青铜时代的“十二桥文化”遗存。再举二里头遗址的例子。二里头遗址最早的遗存约当仰韶时代晚期，后面还有龙山时代的遗存，然后才是作为遗存主体的、延续约200年的二里头文化，后面还有相当于商代和汉代的遗存。发掘者把三星堆遗址分为四大期，其中遗址第一期一般认为应属于宝墩文化，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属于三星堆文化，第四期则属于十二桥文化。三星堆遗址虽然发现得早，但由于田野考古工作持续开展，考古资料的公布偏于滞后，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版正式的考古报告，且没有及时地将最早的一期遗存从三星堆文化中区分出来。1990年代，成都市的考古工作者根据成都平原上新津县宝墩遗址及其他同时期的城址群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发现，首先提出了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的命名，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三星堆的发掘者给遗址的第一期文化另起名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因与其后的“三星堆文化”容易混淆，所以一般很少有学者认同响应。但毕竟已一物二名，所以在行文中要么是“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要么是“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正如我们现在在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的陈列中看到的那样。这种同一个考古学文化被不同地域、不同研究机构的学者各自起名的情况，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所在多有，在学界内部已颇易引起混乱，初学者和公众听起来更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这是我们考古圈应当反思的。然后我们再看看三星堆遗址上这几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有两个概念要搞清楚，一个是相对年代，一个是绝对年代。绝对年代指的是通过碳——14、热释光、光释光等科技手段测定的年代数据；相对年代指的是考古学家根据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等手段排定的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序列。现有的测年手段还达不到精确到某年的水平，也会因各种因素而出现误差，所以给出的绝对年代还只是一个相对确切的时间段，所以说绝对年代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与此同时，相对年代由于建立在经年试错的基础上，考古学家摸索到了文化遗存内在的演化序列，因此又具有一定的绝对性。说到三星堆文化的相对年代，早于它的有宝墩文化，而宝墩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晚于它的十二桥文化，约当西周至春秋时期。这样，三星堆文化的大致时间范围就被卡定在不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不晚于西周时期这个时段内。由于早年学术界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下限在距今4000年前后，所以既往的说法是，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000～3000年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学家在努力做进一步的年代细化工作。他们首先在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陶器，这种器物被称为“盉”，属于酒器。它有三个空腔的袋状足，支撑着细瘦的腰身，上部封口，原应有盖，最大的特征是有一个管状的流口便于倒酒。不同地域的人都因地制宜地使用着不同的器物，因而器物本身就显现出不同于他地其他人群的文化DNA。在三星堆文化众多当地土著因素的器物中，细高的陶盉这类器物就显得鹤立鸡群。熟悉先秦考古的朋友一眼就会认出，这类陶盉的祖型一定是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陶盉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那么，为什么不会是相反，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的陶盉是“源”而二里头文化是“流”呢？这是由于考古学家在中原地区已经掌握了这类器物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发生演变的清晰脉络，也即“出身”清楚，证明它是源自中原及其左近地区的，而在成都平原，这类器物是突然出现的“外来户”，找不到源头。由是，我们可以说，陶盉、陶觚、陶豆、陶壶等二里头文化及其他文化因素的渗入，不同文化因素的结合，导致本土的宝墩文化开始变容，最终形成了更具多元色彩的三星堆文化。那么，从年代探索的角度看，二里头文化的陶盉可以成为破解扑朔迷离的三星堆文化年代的一把钥匙。在二里头文化中，这类高体、管状流、瘦三足的盉，见于该文化的早期，确切地说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而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腹心地区的中原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展得最为充分的一个地区。近年来国家级的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着重点都在中原地区。相应地，这里考古学文化的测年工作做得也最系统、更精确。目前，经系列测年给出的二里头文化最新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1750——前1520年。圈内人都知道相比20年前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数据，越测越晚、越测越短，是人们对二里头文化及相关考古学文化最新年代数据的共同感受，这是测年技术水平提高，缩小“包围圈”，排除了更早可能性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原地区的测年数据在更新，而周边地区的测年数据仍然选用既往测定的单个数据的话，那就有爷爷辈和孙儿辈颠倒的可能。据上述，出土带有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陶盉的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就不能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这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说相对年代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中即可显见。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绝对年代，最新测定在公元前1680——前1610年之间。地处西南的三星堆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山水阻隔，且相似的文化因素最大可能是通过其他人群“接力”式地传播过去的，而非短时间的直接长途输入，所以，学者认为这类传播应有个时间差。四川当地的学者即推测，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三星堆文化的出现时间，大致约当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即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间。盉、觚等陶器以外，三星堆文化中还出土有玉石牙璋和铜牌饰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器物的年代甚至可晚到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500——前1300年，一般认为属商代前期）。这就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时空差”。但面对这样的最新测年数据和研究成果，有学者在同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或稍晚的前提下，仍说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人类对其出生地和生活地都有情结，是可以理解的，文化本位主义的想法具有普遍性，每个国家在绘制出版地图时，都会下意识地把本国放在居中的位置，就是一个例子。上文提到考古学家各自以所在区域的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对于本区域文化遗存的年代，也有尽可能上推其出现时间、夸大其存在意义的倾向。与此相关的是，如前所述，三星堆遗址上曾经存在的三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起伏兴衰的过程，但在有些学者的口中，三星堆文化的概念被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强调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的文化遗存都很丰富，文化上是传承延续的，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甚至“是中国唯一延续了两千年的先秦古都城遗址”，“即使放眼世界范围来看，也可能都是很罕见的”。这就有点“放卫星”的感觉了。这样的情感投入，是我们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应该自警自惕的。建构认同与求真逐理，一直是致力于学术上寻根问祖的本土学者和文化人需要严肃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上面我们说到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和早期遗存，而据现有材料看，那时的三星堆文化除了具有外来因素的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铜牌饰，青铜器物乏善可陈。所以我们说那时的二里头文化已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但三星堆文化早期吸收的只是些皮毛，二里头文化高精尖的青铜冶铸技术还没有被引进，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化早期还没有进入青铜时代，也即，青铜用品在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还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三星堆文化的几个器物坑出现之前，成都平原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这是我们学界没有交代清楚而公众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具体说来，公众往往把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和三星堆文化晚期才突然出现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混为一谈。即便是著名大报，在日前报道三星堆器物坑的最新发现时，还在说“这些祭祀坑的年代，被确定为公元前4000年至3200年之间”。这显然是不对的。首先是记者误将“距今”的年代写成了“公元前”，但如上文我们订正的那样，即便是距今4000年，那也是三星堆文化的上限，而且是按照某些学者的提法，坚持不用二里头文化最新的测年数据来限定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属于旧说；即便是写距今3600年，那也是目前对三星堆文化上限的最新认识，而不是器物坑的年代。器物坑的年代，要晚到距今3200～30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墟时代或略晚。可见相关年代问题认识和传播上的混乱程度。朋友们想必已经注意到了我在上文中用的是“器物坑”一词，而媒体和最早的考古发掘报告用的是“祭祀坑”。目前，关于这几个器物坑的性质学界还在讨论中，这些坑用于祭祀只是可能性之一，即便与祭祀有关，这些坑也不一定是第一现场，而可能是祭祀仪式后的埋藏坑。所以，我们在提法上持审慎的态度，暂时称其为“器物坑”，显然，这是偏于平易和相对客观的一种提法。1986年7——8月间，在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个器物坑被偶然发现，一时震惊学界和公众。关于这两个器物坑的年代，各类推断意见层出不穷，最早的意见是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约距今3300年），中间经殷墟后期、殷末周初到西周后期，最晚的意见是相当于春秋中期（约距今2600年），前后相差700余年。但绝大部分学者还是同意虽然这两个器物坑的年代略有早晚，但都在殷墟文化早期和晚期的范畴内。最新发现的器物坑内含碳标本的测年，可晚到殷末周初的距今3100年前后。这几个器物坑里的青铜神像、人像、神树、容器和各类金、玉等祭祀用器以及象牙等遗物，应该都是出自“神庙”类的祭祀场所，最新发现的一座坑中就出土了被烧毁的建筑残块。通过钻探和发掘，可知这八个坑附近，是先用烧坏了的建筑垃圾——红烧土夯垫了一层，平整出了一个场地，然后再在上面挖坑，埋下这些器物的，但具体的祭祀程序和祭祀内容等则无确切把握。上面说到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属于三星堆文化早期，它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而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属于三星堆文化晚期，只是到了这个阶段，几个器物坑代表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才正式问世，且非常突兀，它与仅接受了二里头文化些微影响的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把这一阶段从三星堆文化中剥离出去，另称为“月亮湾文化”，这是一支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三星堆青铜文明崛起前夜的考古学文化。如果说三星堆器物坑所代表的青铜文明与所谓的三星堆文化早期之间存在断裂，那么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个器物坑与后来崛起于成都一带的金沙文明（十二桥文化）反而显现出了密切的关联，以至给人以“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换言之，三星堆人和金沙人是一群人吗？如果不是，是金沙人摧毁了三星堆而另立新都于成都，还是三星堆人因某种原因将其都邑从广汉“战略转移”到了40多公里外的成都？种种推想，学者们都提出过。话说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多是凭发现时考古学家的认识甚至感觉，所以随机性很大。当时命名为两个考古学文化的，不一定就是两个人群的遗存。比如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一般认为就是一个人类群团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中原地区的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一般认为都是商文化的遗存，甚至更早的二里头文化，也有人认为应是最早的商文化。鉴于此，三星堆文化和后续的十二桥文化（金沙）并不一定就是两群人的文化遗存。关于三星堆文化（二里头时代至殷墟时代）和十二桥文化（殷墟时代晚期至春秋时代）的关系问题，早年即有学者将三星堆文化的下限下延，囊括了十二桥文化。近年更有学者提出了“三星堆——金沙文化”的概念，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并无太多实质性差异。如果再考虑到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遗物的共性，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相同的价值体系等，不妨将这两种文化理解为同一个文化传统的早晚两个发展阶段。这次六个坑的发现似乎进一步验证了这些推断。这八个器物坑的年代略有早晚，但都限于从殷墟到西周的过渡阶段前后，三星堆和金沙的此消彼长阶段。故有学者推断，二者的兴替，或与商周更替这一大的历史事件有关，但到了成都平原，至多应该属于“余震”了吧。我们面临着太多的谜团，我常愿提及的一个“不倒翁理论”是：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排除不了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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