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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毫不犹豫的启程了。因为卦书上说，她将走大运。一九六一年秋天，张爱玲踏上台湾岛。 她在台湾的拥趸者无数。 采访张学良未果。但并不影响张爱玲的兴致。 在台湾花莲采风途中，她接到赖雅中风的消息，心中不免慌乱。 待知道赖雅病情平稳，有女儿照抚时，便仍按原计划去香港。 这是她第三次进入香港。一次冒险的旅程。 1962年，大跃进后的大饥荒，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过港中边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逃港”。 张爱玲与人分租的公寓，有屋顶阳台。晚上空旷无人，满城的霓虹灯混合成昏红的夜色，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大陆横躺在那里，她听得见它的呼吸。 二房东太太是上海人，老是不好意思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分租：“我们都是寄包裹寄穷了呀！” 他们每月寄给她婆家娘家面条炒米咸肉，肉干笋干，砂糖酱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种英国制即溶方块鸡汤，她婆婆来信说，它解决了一天两顿饭的一切问题。砂糖他们用热水冲了吃作为补品。她弟弟在劳改营，写信来要药片治他的肾病与腿肿。她妹妹是个医生，派到乡下工作。“她晚上要出诊，乡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这样。” 房东太太有个亲戚要回去，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可以替他们带东西。 房东太太烤了只蛋糕，又炖了一锅红烧肉。 “锅他们也用得着，”她说。 “一锅红烧肉怎么带到上海？”我说。 “冻结实了呀。火车像冰箱一样。” 她天亮就起来送行，帮着拎行李通过罗湖边境的检查。 第二天，她一看见张爱玲就叫喊起来：“哈呀！张小姐，差点回不来喽！” “唉呀，怎么了？” “也是这位老太，她自己的东西实在多不过。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头，压成板的咸鱼装箱，衣裳被窝毯子，锅呀水壶，样样都有，够陪嫁摆满一幢房子的。关卡上的人不耐烦起来了。后来查到她皮夹子里有点零钱，人民票，还是她上趟回来带回来的，忘了人民票不许带出来的。这就不得了了。” 房东太太唬起一张孩儿面，竖着吊梢眼道：“这位老太有好几打尼龙袜子缝在她棉袍里。” 简直就是一部电影脚本。 王家卫说，他的电影，都是在向张爱玲致敬。 譬如《花样年华》，本没有上海女房东这一人设。 一次，在电影院，王家卫遇见上海籍演员潘迪华，他们用上海话打招呼，王家卫恍惚，潘迪华就是张爱玲笔下的房东太太。于是重新改写了剧本。 王家卫拍出了张爱玲的底色。 电影《花样年华》。潘迪华饰演的房东太太（右）和张曼玉饰演的房客苏丽珍 《红楼梦》电影剧本几经修改不得结果。 宋淇也是《红楼梦》的研究大家，太钟爱这部书，太看重这次改编，总对张爱玲的剧本不甚满意。 彼此产生龃龉。 赖雅屡次写信，催促张爱玲。 张爱玲很无奈。 延宕着，花完了预算，又拿不到稿费，房租成为负担。 第一次来香港，求学。 第二次来香港，在不同政治语境里，寻找生命的出口。 第三次重回香港，背景是文化失语、被英文文坛冷落；文学和她的肉身一起流亡着。时间的、历史的重量压得她抬不起头来。 已经把她抛下很远，成为局外人。 此时的张爱玲，早已不再是那个高举“出名要趁早”的魔都时尚女性了。她的性格里，写满了菊和刀。 卦，失灵了。 命运很吝啬。雄心勃勃的启程，回来，已是惘然。 也许，在上海，她已经用完了她所有的运气。 她的文化震荡期、失语期已经来临。 1963年3月，张爱玲根据访问台湾、香港的经历写了英文游记〈A Return To The Frontierer〉， 发表于美国杂志《The Reporter》，在台湾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回响。但是她准备拿来重新进军美国文坛的《少帅》，却不如愿。她越了解张学良，便越是不喜欢这个人，连同赵四小姐，她亦是不喜。笔涩，如同上海的黄梅天气，她不得不放弃。 张爱玲和赖雅，结婚后，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 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窗帘都成了奢望。 他们的生活状态，就两个字：清贫。 从1964年，赖雅瘫痪在床时，各种生理失禁。 张爱玲努力伺候。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困顿沉重的日子，磨损了天才的生命和激情，张爱玲的创作锐减。英文作品无处发表。她只能寻求学院研究经费。 1967年4月，张爱玲以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的项目，获得美国波士顿剑桥瑞德克里夫学院驻校作家的位置。 她带着瘫痪的赖雅一同上路。 波士顿的表亲来探望。 赖雅别过脸去，请求亲人离开——他那样的没有尊严的躺着，过渡着自己的肉身，是他无法忍受的。 生存一直是悬在张爱玲头顶上的一把刀子。 赖雅生病，瘫痪在床上，她要养家糊口，要做看护，要做厨娘，她以一贯的笨拙，努力维持着-------用完了所有的力量，磨损了不够丰盛的感情。 同年10月8日，赖雅去世，得年76岁。 曾经的哈佛学霸，好莱坞的宠儿，在波士顿，化做了一昙骨灰。 这个世界上，曾经最爱的她那个人走了。  在哈佛大学剑桥Radcliffe女子学院，张爱玲为第二任丈夫赖雅送终。年薪也由五千元减少为三千元  淳子在张爱玲于哈佛大学的公寓内。 赖雅在此过世。 这一年，她的英文版《北地胭脂》在英国出版。 从完稿到出版，期间隔了十年。 书出版后，评论不佳。 甚至有评论说：“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令人恶心。” 张爱玲的文学价值观，在英语世界被拒签——一个黑色的图章直接打在张爱玲的脸上。 张爱玲高估了英文世界对中国的想象。或者，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只能是赛珍珠、韩素音式的。而林语堂，得到过赛珍珠的亲炙，懂得如何调味，是另一种模式。 《北地胭脂》，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司马新说，赖雅站在美国读者的口味给予过指导，但张爱玲轻易不接受别人意见的。她不愿意讨好。每个人的生命，都会下雨。 起身，去哈佛燕京图书馆。 继续寻找张爱玲文学轨迹的重要证据。 1968深秋，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底楼——古典小说的书架旁，张爱玲与哈佛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家、曾任哈佛东亚系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第五任社长的韩南教授Patrick D. Hanan不期而遇。在说到《红楼梦》时，两人都有知音之遇之感，相谈甚欢。 她谈起正在翻译的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 她说：《海上花列传》真是好！像《红楼梦》一样好！ 他们靠在书架旁，高山流水，不觉已是黄昏。 临别，她借走了韩南教授的《金瓶梅探源》。 韩南邀她给<<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写论文，她竟写成一本文学考据集子《红楼梦魇》。    张爱玲赠送给哈佛大学教授韩南的签名本。 （由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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