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画记】金　城：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上）

中国画学研究会于民国初年在北京成立，该会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该会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金城。云雪梅在《金城和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文中称：“本世纪初期，金城是一位很有地位的美术家，被称为北京美术界的'教主’，中国画学研究会则是金城等一手创立的美术社团，持续活动近三十年之久，影响遍及国内外。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里，金城和大多数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员被视为画坛'保守派’。”

对于该会的创建背景，燃犀在《东方绘画协会原始客述》中有如下描述：“民国七八年间，我国总统府顾问板西利八郎氏屡欲介绍日本画家来华开会，与周肇祥、金绍城、颜世清等谈过多次，只因我国画家散漫无团体，而又不宜终拒，周金二人遂与同志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一面联合画家，一面训练人才。”

日本绘画团体要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中国却没有与之对等的相应机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促使周肇祥和金城共同创建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对于该会的出资人，以及该会后来的发展情况，日本画家渡边晨亩在1927年来中国给金城授瑞宝章时，正赶上的《湖社》半月刊创刊，渡边写了篇悼念金城的文章发在该刊上，该文中提及：“爰于民国九年，广集同志，并承徐大总统之赞助，创设中国画学研究会，与周氏同就会长之任。在政变多端民心摇动之漩涡中，毅然谋美术之发展，对于吾人曩昔所提议中日艺术提携，极为赞成。因商及日本国同志，协同研究东洋美术，穷其蕴奥，借以发扬神妙精华，虽值民八（1919年）以来，排日思想澎湃之际，进行诸多困难，终以不挠不屈，竟能于十年（1921年）十一月，在北京欧美同学会开第一次联合绘画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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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开办资金是由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所提供，此会成立后，跟日本绘画界相互间进行了展览交流，而后有了广泛的影响力。对于该会创办的原因，渡边晨亩在此文中却说：“先生夙以尊主权存国体为念。常倡同胞共荣共存之说。以谋东洋艺术向上之发展。昔游学英法，兼研究洋画。深有所悟。见现时泰西艺术倾于物质至上主义者，确信不及东方理想之高深，慨近代画家争奇竞新，崇拜西洋画法，徒事模仿，致数千千年以来东方艺术之高深雄浑之妙趣，有逐渐颓靡之叹。”

渡边认为金城振兴国画的原因是为了抗衡西方物质至上主义，那时部分中国画家崇尚西洋画法，贬低中国绘画艺术，这种观念在中国绘画界影响极大，金城反对这种全面西化的思潮，为此而创立该会来振兴国画。对于当时中国绘画界的整体局面，周棉等所著的《中国留学生论》第十四章中，在谈及留欧画家金城的画论与实践时称：“世纪前期的中国内忧外患，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美术领域引发了艺术观念、范畴、旨趣的变革，各种美术观点和风格应运而生，呈现出多元共生、丰富多彩的局面。'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与颂赞，另一方面是反传统势力的冲击与抗争，还有彼此的退让、转化和融合。’”

面对这种思潮，社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该专著中写道：“面对西画的涌入，中国现代画坛发出全盘西化和改良中国画的两种声音，主张改良的有识之士又具体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以西润中，即以西画改造中国画，观念相对激进；而另一种观点则力主从传统中寻找中国画改良的方法，对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采取精研古法的态度，在对传统绘画深入研习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博采新知’，以此回应时代变革的要求。当时活跃在京津画坛上的留欧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金城，就是后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

金城有着逆势而上的勇气，在这种浪潮下，毅然发出恢复国粹的号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阐述和展现国画的重要价值，故陈传席所编的《中国绘画美学史》中称：“在一片变法、革命、改良和输入西洋画法之声浪中，亦不乏保守之士出面反对革命、改良者，他们坚持守旧，自称'谨守古人之门径，推广古人之意’，因而也可以叫他们是“守古派”。他们以保存'国粹’为己任，谓之'莫谓绘素微事，国粹之精华在焉’。'国粹宜保存’云云，也可以叫他们是'国粹派’。这一派以金城影响最大，其坚持古法，反对艺术革命和输入西洋画法的态度也最鲜明最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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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跟金城有同样观念者，并不在少数，而金城是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位，并且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在那个时段，持中国画无用论者有几位重要人物，最早提出这种观念者就是在西方游历多年的康有为，他于1917年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中指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岂至衰敝，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草，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

此后的1918年5月，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发表的讲演中称：“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凡世界文明理无退化，独中国之画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三百年前退五百步，五百年前退四百步，七百年前千步，千年前八百步，民族之不振可慨也夫！夫何故而使画学如此其颓坏耶？曰惟守旧。曰惟失其学术独立之地位。画固艺也，而及于学。今吾东方画，无论其在二十世纪内，应有若何成绩，要之以视千年前先民不逮者，实为深耻大辱。然则吾之草此论，岂得已哉！”而当年12月，吕澂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主张，不久陈独秀在回复吕澂的文章中提到“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

面对这种局面，金城等人成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同时创办了《艺林旬刊》，该刊每月三期，于当月的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出版，此刊后来又改为了《艺林月刊》。金城去世后，其子金开藩又创办了《湖社月刊》，在该刊连载金城所撰《画学讲义》。这份讲义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反对绘画界的西化思潮，比如金城在讲义中明确地称：“吾国数千年之艺术，成绩斐然，世界钦佩。而无知者流，不知国粹之宜保存、宜发扬。反觍颜曰：艺术革命、艺术叛徒。清夜自思，得毋愧乎？”

显然，这段话是直指某些国画改良论的思潮，因为金城坚定地认为：“即以国画论，在民国初年，一般无知识者，对于外国画极力崇拜。同时对于中国画极力摧残。不数年间，所谓油画水彩画，已无人过问，而视为腐化之中国画，反因时代所趋而光明而进步，由是观之，国画之有特殊之精神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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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说西画在中国只是风行一时而已，并且衰败速度很快，只有中国画符合中国人的精神，故必然会长期受到人们喜爱。其实从整体观念上来说，金城并不反对西方其他的先进技术，仅就绘画而言，他认为中国画的境界远超西画：

世间事务，皆可作新旧之论，独于绘画事业，无新旧之论。我国自唐迄今，名手何代蔑有？各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者，何尝鄙前人之画为旧画。亦谨守古人之门径，推广古人之意。深知无旧无新，新即是旧，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心中一存新旧之念，落笔遂无法度之循……总之作画者欲求新者，只可新其意，意新固不在笔墨之间，而在于境界，以天然之情景真境，藉古人之笔法，沾毫写出……则艺术自然臻高超矣。

应当如何来传承中国绘画技巧呢？金城认为必须通过临摹古人的作品，才能学得中国画的精髓：“尝谓学画，有常有变，不师古人，不足以言画。泥守古人成法，亦步亦趋，亦不足以言画……画不师古，千篇一律。”

但中国画有着各种各样的流派，绘画者应当以哪派为师呢？他在《画学讲义》中认为应当临摹宋画，因为“不习宋人之繁难，又岂谙简易之妙哉。”而在绘画创作上，金城反对轻易创新，认为这样的创新只是一种急功近利之举，只有常年临摹古人的作品才能体味到古画的精髓所在：

学莫患喜新厌故，习画亦何独不然。习画而欲矫古人之意，惊眩世人以为新创，此实钓名沽誉之徒，不足以言学，更何足以言学画。究其极其不为刻鹄类鹜者，吾未之信也。古来画家之成名，何尝以前人之规范为不足法，而离奇独裁，以为千古未有之特创。不知画学一道，本系文人学士寄怀适性之艺术，前者之绝大画品，依据于古人之法，穷变而通之。即今日之伟大画品，何莫非由前人努力造成之基础而来也。如无所依据，遂可谓之特创，则儿童之胡乱漫涂，亦可号为特创大家，有是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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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学得古画的精髓，单纯临摹也不够，因此金城认为“欲摹古人之墨迹，须兼读古人之画论”。金城不仅在理论上对改革派予以反击，还将自己的观念贯彻到了实际行动当中，对此周牧在《在时代狂飙袭来后的坚守——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理念比较》一文中，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具体活动总结为三点：“（1）招收学员，通过临摹教学的方式，为中国画的创作和鉴赏培养人才。（2）通过画展传播中国画，扩大中国画的影响。每年举行一次展览，到1945年画会解散共举行25次展览。（3）编辑出版《艺林》月（旬）刊，从1927年开始出版，刊载传统的中国画作品和画论，以宣扬中国的传统绘画。”

正是因为金城以及他所主导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所作出的努力，使得国画西化的倾向得以遏制。周牧在文中称：“中国画并没有被西化大潮所湮没，西方美术最终也未能取代中国画而独尊画坛，只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对于该会的社会影响力，此文中总结道：“就在这中西画孰胜孰劣的激烈论争中，中国画学研究会坚持了20多年，成为民国时期京津地区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绘画社团，从而对维护中国传统的美术艺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金城如此坚定地反对国画西化，并不是因为他对西画的不了解，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情况恰恰相反。金城，字巩北，原名绍城，号北楼，又号藕湖，出生于湖州南浔巨富之家。他的祖父金桐早年在上海经商，专做蚕丝生意。金桐之子金焘继承父业，继续经营丝业，金焘有七子六女，金城是长子。金城在幼年就喜欢绘画，陈宝琛所撰《清故通议大夫大理院推事金君墓志铭》中称：“自幼奇慧，嗜绘事。”而《湖社月刊》上所刊载的《金拱北先生事略》中，对于这一点讲得更为详细：“生有夙慧，幼即嗜丹青。课余握管，辄迥异常人。其乡里士绅富收藏，偶假古人卷册临摹，颇有乱真之概。其作画虽无师承，而动笔即深得古人旨趣。山水花鸟，无一不能，兼工篆隶镌刻，旁及古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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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金城对绘画的喜爱属于无师自通。维新变法失败后，金城的父亲感到国内政局不稳，于是将子女们送到了欧美去留学。陈宝琛在《墓志铭》中写道：“怵于世变，七子五女，尽遣游学欧美。”光绪二十八年，金城赴英国留学，他在伦敦国王大学（King’s College）学习英语、政法、哲学、历史等课程，留英三年期间，他看到了许多西方的美术作品，后来还到法国、美国等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去参观。

光绪三十一年，金城回到中国，先在上海公共租界内任职，后来前往北京去任大理院刑科推事、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等职。五年之后，他被派遣出国前往欧美等十八国考察监狱情况，为此写下了《十八国游历日记》。从日记中可以得知，他在这个过程中又参观了多家欧美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游历回国后，民国成立，金城出任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等职。而在他回国任职后，对文物展览也作出过贡献，陈宝琛所撰的《墓志铭》中称：

宣统二年，法部派充美洲万国监狱改良会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年余始归，则国体已变。当事既辇致盛京内库及热河行宫所藏金石书画于京师。君为议员，倡议就武英殿陈列，餍众观览，中多名迹，为世所希见。君曰携笔研，坐卧其侧，累年月，临摹殆遍。画益大进，尝进画禁中，御书“模山范水”扁额以赐，盖异数也。

那时热河行宫所藏宝物运到了故宫，金城提议将其中的绘画作品陈列在武英殿内进行公开展览，而其本人则时常到武英殿临摹这些古画。他还曾将自己的画作进呈给已退位的溥仪皇帝，为此得到了御书匾额。

由这些经历可知，其实金城对西方绘画十分了解，而正是因为其了解之深，才更能体会到国画的妙处所在，这也正是他坚持传统画法，创办画会、举行展览的原因所在。对此，《墓志铭》中写道：“常病当代风行西画，古法浸湮。创立画会，聚徒讲授，所成就綦众。日本画家闻声就访，购其画以归，遂有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之设，间岁一举。适日本值年，君与同人连袂东渡，应求甚盛，乞画踵接，日不暇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