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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画记】金 城: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上)

2021-12-05  真友书屋

中国画学研究会于民国初年在北京成立,该会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该会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金城。云雪梅在《金城和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文中称:“本世纪初期,金城是一位很有地位的美术家,被称为北京美术界的'教主’,中国画学研究会则是金城等一手创立的美术社团,持续活动近三十年之久,影响遍及国内外。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里,金城和大多数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员被视为画坛'保守派’。”

对于该会的创建背景,燃犀在《东方绘画协会原始客述》中有如下描述:“民国七八年间,我国总统府顾问板西利八郎氏屡欲介绍日本画家来华开会,与周肇祥、金绍城、颜世清等谈过多次,只因我国画家散漫无团体,而又不宜终拒,周金二人遂与同志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一面联合画家,一面训练人才。”

日本绘画团体要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中国却没有与之对等的相应机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促使周肇祥和金城共同创建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对于该会的出资人,以及该会后来的发展情况,日本画家渡边晨亩在1927年来中国给金城授瑞宝章时,正赶上的《湖社》半月刊创刊,渡边写了篇悼念金城的文章发在该刊上,该文中提及:“爰于民国九年,广集同志,并承徐大总统之赞助,创设中国画学研究会,与周氏同就会长之任。在政变多端民心摇动之漩涡中,毅然谋美术之发展,对于吾人曩昔所提议中日艺术提携,极为赞成。因商及日本国同志,协同研究东洋美术,穷其蕴奥,借以发扬神妙精华,虽值民八(1919年)以来,排日思想澎湃之际,进行诸多困难,终以不挠不屈,竟能于十年(1921年)十一月,在北京欧美同学会开第一次联合绘画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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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乐君

由此可知,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开办资金是由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所提供,此会成立后,跟日本绘画界相互间进行了展览交流,而后有了广泛的影响力。对于该会创办的原因,渡边晨亩在此文中却说:“先生夙以尊主权存国体为念。常倡同胞共荣共存之说。以谋东洋艺术向上之发展。昔游学英法,兼研究洋画。深有所悟。见现时泰西艺术倾于物质至上主义者,确信不及东方理想之高深,慨近代画家争奇竞新,崇拜西洋画法,徒事模仿,致数千千年以来东方艺术之高深雄浑之妙趣,有逐渐颓靡之叹。”

渡边认为金城振兴国画的原因是为了抗衡西方物质至上主义,那时部分中国画家崇尚西洋画法,贬低中国绘画艺术,这种观念在中国绘画界影响极大,金城反对这种全面西化的思潮,为此而创立该会来振兴国画。对于当时中国绘画界的整体局面,周棉等所著的《中国留学生论》第十四章中,在谈及留欧画家金城的画论与实践时称:“世纪前期的中国内忧外患,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美术领域引发了艺术观念、范畴、旨趣的变革,各种美术观点和风格应运而生,呈现出多元共生、丰富多彩的局面。'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维护与颂赞,另一方面是反传统势力的冲击与抗争,还有彼此的退让、转化和融合。’”

面对这种思潮,社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该专著中写道:“面对西画的涌入,中国现代画坛发出全盘西化和改良中国画的两种声音,主张改良的有识之士又具体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以西润中,即以西画改造中国画,观念相对激进;而另一种观点则力主从传统中寻找中国画改良的方法,对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采取精研古法的态度,在对传统绘画深入研习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博采新知’,以此回应时代变革的要求。当时活跃在京津画坛上的留欧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金城,就是后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

金城有着逆势而上的勇气,在这种浪潮下,毅然发出恢复国粹的号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阐述和展现国画的重要价值,故陈传席所编的《中国绘画美学史》中称:“在一片变法、革命、改良和输入西洋画法之声浪中,亦不乏保守之士出面反对革命、改良者,他们坚持守旧,自称'谨守古人之门径,推广古人之意’,因而也可以叫他们是“守古派”。他们以保存'国粹’为己任,谓之'莫谓绘素微事,国粹之精华在焉’。'国粹宜保存’云云,也可以叫他们是'国粹派’。这一派以金城影响最大,其坚持古法,反对艺术革命和输入西洋画法的态度也最鲜明最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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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色

可见当时跟金城有同样观念者,并不在少数,而金城是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位,并且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在那个时段,持中国画无用论者有几位重要人物,最早提出这种观念者就是在西方游历多年的康有为,他于1917年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中指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岂至衰敝,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草,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

此后的1918年5月,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发表的讲演中称:“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凡世界文明理无退化,独中国之画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三百年前退五百步,五百年前退四百步,七百年前千步,千年前八百步,民族之不振可慨也夫!夫何故而使画学如此其颓坏耶?曰惟守旧。曰惟失其学术独立之地位。画固艺也,而及于学。今吾东方画,无论其在二十世纪内,应有若何成绩,要之以视千年前先民不逮者,实为深耻大辱。然则吾之草此论,岂得已哉!”而当年12月,吕澂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主张,不久陈独秀在回复吕澂的文章中提到“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

面对这种局面,金城等人成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同时创办了《艺林旬刊》,该刊每月三期,于当月的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出版,此刊后来又改为了《艺林月刊》。金城去世后,其子金开藩又创办了《湖社月刊》,在该刊连载金城所撰《画学讲义》。这份讲义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反对绘画界的西化思潮,比如金城在讲义中明确地称:“吾国数千年之艺术,成绩斐然,世界钦佩。而无知者流,不知国粹之宜保存、宜发扬。反觍颜曰:艺术革命、艺术叛徒。清夜自思,得毋愧乎?”

显然,这段话是直指某些国画改良论的思潮,因为金城坚定地认为:“即以国画论,在民国初年,一般无知识者,对于外国画极力崇拜。同时对于中国画极力摧残。不数年间,所谓油画水彩画,已无人过问,而视为腐化之中国画,反因时代所趋而光明而进步,由是观之,国画之有特殊之精神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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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

金城说西画在中国只是风行一时而已,并且衰败速度很快,只有中国画符合中国人的精神,故必然会长期受到人们喜爱。其实从整体观念上来说,金城并不反对西方其他的先进技术,仅就绘画而言,他认为中国画的境界远超西画:

世间事务,皆可作新旧之论,独于绘画事业,无新旧之论。我国自唐迄今,名手何代蔑有?各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者,何尝鄙前人之画为旧画。亦谨守古人之门径,推广古人之意。深知无旧无新,新即是旧,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心中一存新旧之念,落笔遂无法度之循……总之作画者欲求新者,只可新其意,意新固不在笔墨之间,而在于境界,以天然之情景真境,藉古人之笔法,沾毫写出……则艺术自然臻高超矣。

应当如何来传承中国绘画技巧呢?金城认为必须通过临摹古人的作品,才能学得中国画的精髓:“尝谓学画,有常有变,不师古人,不足以言画。泥守古人成法,亦步亦趋,亦不足以言画……画不师古,千篇一律。”

但中国画有着各种各样的流派,绘画者应当以哪派为师呢?他在《画学讲义》中认为应当临摹宋画,因为“不习宋人之繁难,又岂谙简易之妙哉。”而在绘画创作上,金城反对轻易创新,认为这样的创新只是一种急功近利之举,只有常年临摹古人的作品才能体味到古画的精髓所在:

学莫患喜新厌故,习画亦何独不然。习画而欲矫古人之意,惊眩世人以为新创,此实钓名沽誉之徒,不足以言学,更何足以言学画。究其极其不为刻鹄类鹜者,吾未之信也。古来画家之成名,何尝以前人之规范为不足法,而离奇独裁,以为千古未有之特创。不知画学一道,本系文人学士寄怀适性之艺术,前者之绝大画品,依据于古人之法,穷变而通之。即今日之伟大画品,何莫非由前人努力造成之基础而来也。如无所依据,遂可谓之特创,则儿童之胡乱漫涂,亦可号为特创大家,有是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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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簪花

但要学得古画的精髓,单纯临摹也不够,因此金城认为“欲摹古人之墨迹,须兼读古人之画论”。金城不仅在理论上对改革派予以反击,还将自己的观念贯彻到了实际行动当中,对此周牧在《在时代狂飙袭来后的坚守——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理念比较》一文中,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具体活动总结为三点:“(1)招收学员,通过临摹教学的方式,为中国画的创作和鉴赏培养人才。(2)通过画展传播中国画,扩大中国画的影响。每年举行一次展览,到1945年画会解散共举行25次展览。(3)编辑出版《艺林》月(旬)刊,从1927年开始出版,刊载传统的中国画作品和画论,以宣扬中国的传统绘画。”

正是因为金城以及他所主导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所作出的努力,使得国画西化的倾向得以遏制。周牧在文中称:“中国画并没有被西化大潮所湮没,西方美术最终也未能取代中国画而独尊画坛,只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对于该会的社会影响力,此文中总结道:“就在这中西画孰胜孰劣的激烈论争中,中国画学研究会坚持了20多年,成为民国时期京津地区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绘画社团,从而对维护中国传统的美术艺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金城如此坚定地反对国画西化,并不是因为他对西画的不了解,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情况恰恰相反。金城,字巩北,原名绍城,号北楼,又号藕湖,出生于湖州南浔巨富之家。他的祖父金桐早年在上海经商,专做蚕丝生意。金桐之子金焘继承父业,继续经营丝业,金焘有七子六女,金城是长子。金城在幼年就喜欢绘画,陈宝琛所撰《清故通议大夫大理院推事金君墓志铭》中称:“自幼奇慧,嗜绘事。”而《湖社月刊》上所刊载的《金拱北先生事略》中,对于这一点讲得更为详细:“生有夙慧,幼即嗜丹青。课余握管,辄迥异常人。其乡里士绅富收藏,偶假古人卷册临摹,颇有乱真之概。其作画虽无师承,而动笔即深得古人旨趣。山水花鸟,无一不能,兼工篆隶镌刻,旁及古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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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莲

看来金城对绘画的喜爱属于无师自通。维新变法失败后,金城的父亲感到国内政局不稳,于是将子女们送到了欧美去留学。陈宝琛在《墓志铭》中写道:“怵于世变,七子五女,尽遣游学欧美。”光绪二十八年,金城赴英国留学,他在伦敦国王大学(King’s College)学习英语、政法、哲学、历史等课程,留英三年期间,他看到了许多西方的美术作品,后来还到法国、美国等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去参观。

光绪三十一年,金城回到中国,先在上海公共租界内任职,后来前往北京去任大理院刑科推事、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等职。五年之后,他被派遣出国前往欧美等十八国考察监狱情况,为此写下了《十八国游历日记》。从日记中可以得知,他在这个过程中又参观了多家欧美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游历回国后,民国成立,金城出任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等职。而在他回国任职后,对文物展览也作出过贡献,陈宝琛所撰的《墓志铭》中称:

宣统二年,法部派充美洲万国监狱改良会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年余始归,则国体已变。当事既辇致盛京内库及热河行宫所藏金石书画于京师。君为议员,倡议就武英殿陈列,餍众观览,中多名迹,为世所希见。君曰携笔研,坐卧其侧,累年月,临摹殆遍。画益大进,尝进画禁中,御书“模山范水”扁额以赐,盖异数也。

那时热河行宫所藏宝物运到了故宫,金城提议将其中的绘画作品陈列在武英殿内进行公开展览,而其本人则时常到武英殿临摹这些古画。他还曾将自己的画作进呈给已退位的溥仪皇帝,为此得到了御书匾额。

由这些经历可知,其实金城对西方绘画十分了解,而正是因为其了解之深,才更能体会到国画的妙处所在,这也正是他坚持传统画法,创办画会、举行展览的原因所在。对此,《墓志铭》中写道:“常病当代风行西画,古法浸湮。创立画会,聚徒讲授,所成就綦众。日本画家闻声就访,购其画以归,遂有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之设,间岁一举。适日本值年,君与同人连袂东渡,应求甚盛,乞画踵接,日不暇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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