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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意愿和事实

 火日立加煤 2021-12-06

前些日子,中国疫情开始得到有效控制,埃隆马斯克就发了一条推特恭喜自己在中国的特斯拉工厂复工,同时恭喜中国的疫情控制有所成效。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吧,但是点到评论区一看,第一条内容便是一个网友质问马斯克“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马斯克回复:“我信,因为这就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景象。”该网友回复说,我看你是被中国政府收买了吧。

 

“你信吗?反正我不信”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以我使用推特和微博的经验,这句话隐含的逻辑,可以很好的解释我观察到的,一些天天上演的现象。

王小波说,人们总是把意愿和事实混为一谈。事实和意愿显然是有差别的。事实代表“”(be),而意愿代表“应该是”(should be),或者“我觉得是”。

 

英文世界对此也有类似的表述。最近在上行为经济学的课,其中也讲到了这种认知偏误,英文叫motivated reasoning。其定义是,为了证明一个自己想要的结论而搜集信息进行论证。在这个信息满天飞的时代,用这种视角去进行一番观察,我相信读者会和我一样,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事情。

混为一谈的意愿和事实 

最近,全球疫情不见好转,美国的状况更是急转直下。不过,中美两国的网友好像更加关心病毒的起源问题。微博上流行一种论断,说病毒原本起源于美国,是由武汉军运会传入中国的。推特上流行的评论是,该病毒就是中国的阴谋。

不管怎么说吧,这些都是基于某种具有主观倾向的猜测,两边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或者证伪。在任何一个事实被说明之前,任何离谱的言论都变得可信。然而当事实和证据出现,那就只有一种结论是正确的。

之前的文章里面提到过,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和意愿出发,能推出任何离谱的结论。然而可惜的是,越是错的离谱,就越有人信。我就看不出这样的宣传报道有利于缓解任何一个国家的疫情,相反,民族间的仇恨和偏见开始无限激化。

这样的例子在最近数不胜数,再来翻一笔旧账吧。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希望中药能在新冠肺炎的治疗上起到效果。然而,希望只是一种意愿而已。病毒并不会因为人们的一致希望就屈打成招。虽然实验的结果是客观的,但是拿什么东西来做实验是主观的。到底是拿双黄连,还是豆浆,还是酒精,还是其他什么,这就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了。

更奇怪的,是一些自相矛盾的信仰。有的人抵制中医,但是倡导算命。由此可见,当人的意愿成为了思维的主导,什么事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这样,人就陷入了一个封闭的信息茧房。

如果关注一下美国媒体最近的基调,就会发现,美国从政府到媒体都开始化解国内情绪上的压力。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将矛头直指中国。前几天推特热搜第一条是一篇彭博社的报道,标题名称如下:“美国智库宣称,中国掩盖了疫情爆发的程度”。标题本身及其结论我不打算多做评价,不过彭博社作为一家享有盛誉的媒体,其论证逻辑让我着实惊叹。

报告首先引用了美国智库汇报给白宫的一份“机密”文件,说中国故意掩盖了真实的死亡和确诊人数。至于这文件里面使用了什么证据,这些是机密细节,不能透露。

然后该文章对比了中国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与美国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我没看出来这样的对比能说明什么问题,看似是想说明美国都确诊了这么多人,中国怎么可能才确诊这么点呢?

接下来,特朗普表示并未收到智库的该报告。好吧,既然总统本人都未收到,那这报告究竟给谁看了呢?该文章随后又添加了对几个美国官员的采访。一个内布拉斯加的参议员表示,“中国过去在撒谎,现在在撒谎,以后也会撒谎。文章表明,不光中国撒谎,他们认为伊朗,俄罗斯,印尼,朝鲜也在撒谎。最后,文章以国务卿彭培奥的话作结:我们敦促各个国家,尽全力收集数据,分享信息,正如我们所做的一样。

这篇文章是由外国同学转发给我的。我觉得他可能并未仔细阅读这篇报道,只是被这个标题和在推特上引发的情绪所裹挟,变得有些丧失理性。我对彭博社这种美国媒体的标题党能力和论证能力表示惊讶。在一个证据都没有提到的情况下,就可以写出这样一篇头条文章。然而又有多少人会真正愿意明辨是非呢?大家只是读一下标题,就被他们引导的情绪激昂罢了。

以上截选报道来自华盛顿邮报和彭博社,并非等闲之辈。自打看过了这些报道,我对新闻这项事业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改观。我认为,新闻本应该报道事实,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疫情期间,在这个最需要客观冷静的时期,我认为媒体起到了一个非常恶劣的作用。


随便打开微博或者推特,上面充斥着的几乎任何信息都让我难以确信。当新闻媒体都开始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事实,当知识分子都开始忽悠人,我们还能信谁呢?也就是从这次疫情开始之后,任何信息要想让我相信,我都要自己作一番调研。我开始不相信任何噱头和名号,我只能相信自己的理性。这是何其繁琐,又何其悲哀之事。

 

贝叶斯定理和观念更新

说到这里,有没有一种比较科学的认知态度呢?我认为是有的。学过概率论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信仰程度,可以由贝叶斯定理来进行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就叫观念更新(belief updating)

 

假如说,我对于世界上有上帝这件事情的信仰程度是0.01%。假如突然发生了许多难以解释的事情,那么我对于世界上有上帝这件事情的信仰就有所提升。相反,一个基督徒对于上帝的信仰可能起初是99%。但是,在进行了一系列自然科学的学习之后,他对于圣经中描述的许多事情产生了怀疑,他对世界上有上帝这件事情的信仰的概率就有所降低。

与人相处时,初次见面,很容易以貌取人。如果一个人给我印象冷淡高傲,我对与这个人能友好相处概率的心里预期是10%。但经过一番交往,发现他其实为人和善,乐于助人,有时候还挺幽默,那我就会上调这一概率。

我对某种药物是否能够治疗新冠肺炎,一开始只有10%的相信程度。但是哪天医学共同体找到了说明这种药物有效的证据,或者钟南山说该种药物有效,那么我对这种药物有效性的相信程度就有所提高。

我对新冠肺炎起源在何地有一个自己的假设。这之后,有任何新的可靠证据都会调整我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

 

我希望用这几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观念更新。这里有几点要强调。

首先,人要想做出决策,就一定会对其要面对的事情有一个心理预期。一个炒短线股票的人显然不是很相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一个进行指数定投的人就更加相信有效市场假说。

其二,无论如何,几乎没有人对某一事情的信仰程度是100%或者0%。即便他是最虔诚的基督徒,还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是最坚定的爱国分子,还是最坚定的反华分子。

其三,一种理性的,忠于事实的观念更新一定是基于新的证据进行必要的认知调整。如果一个人固守自己的意愿,有任何证据都进行符合自己心意的解释,这就是放弃了理性。比如永远不调整自己对于某个人的成见,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一种制度的成见。

第四,对新的证据给予多大的权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官媒说双黄连有用,我是因此把我的对于双黄连的疗效的认知直接提升50个百分点呢,还是5个百分点呢?因此,个人的理性和思考能力就变得尤为重要。

王小波说,“一个人在胸中抹煞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为生活中巨大的压力。走投无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么都信。虽然原因让人同情,但放弃理性总是软弱的行径。”王小波还讲过一个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说花剌子模国的信使,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就加以赏赐,凡是带来坏消息的就去喂老虎。但事实是,这样虽然再也听不到坏消息,却不能根绝坏消息本身。

 

“人不可能一辈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情。”我以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一个勇敢的人,要勇于承认事实,即使这个事实听起来如此的违背我们的意愿。

我最近想了一句话来描述这种状态,Damnthey are right.“妈的,他们是对的。”这句话包含两个意思,“妈的”表示我真不愿承认,后半句“他们是对的”又表示自己对理性的屈服,事实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

我以为,正确对待意愿和事实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从“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到“妈的,他们是对的”这是一种艰难的飞跃,也是一个向往理性的人的必要的飞跃。


最后摘录几句王小波《诚实与浮嚣》的原文:

1.我们这里有种传统,对十足的诚实甚为不利。

2.人忠于已知事实叫作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作虚伪。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作浮嚣。

3.我以为,一个人在胸中抹煞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为生活中巨大的压力。走投无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么都信(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这样来解释巫术的)。虽然原因让人同情,但放弃理性总是软弱的行径。

4.我以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应以诚信为根本。假如知识分子也骗人,让大家去信谁?但知识分子里也有人信邪门歪道的东西,这就叫人大惑不解。理科的知识分子绝不敢在自己的领域里胡来,所以在诚信方面记录很好。就是文史学者也不敢编造史料,假造文献。但是有科学的技能,未必有科学素质;有科学的素质,未必有科学的品格。科学家也会五迷三道。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生活中遇到的意愿和事实相左的案例,尤其是自己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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