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夏朝的文献基础够坚实吗？从《夏本纪》的四个怪现象说起

寻找夏朝的文献基础够坚实吗？从《夏本纪》的四个怪现象说起

古史微

发布时间: 12-0617:07历史领域爱好者,优质文化领域创作者

（一）《史记·夏本纪》中的四个奇怪现象

当前学术界对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是以《史记》的三代历史框架和《夏本纪》的可靠为前提的。《史记》的三代框架可以概括为：五帝开篇，三代相袭，线性发展，一元结构。按《史记》的这个三代框架来考察《夏本纪》，不难发现《史记》的一些记录颇为离奇。

首先，《殷本纪》开篇有玄鸟传说，《周本纪》开篇有姜原践巨人足迹的神话，按《史记》三代历史框架，夏世较殷、周二世更为久远，但《夏本纪》开篇却无“神化”之影而颇近人化，此堪称一奇。

妇好墓出土凤鸟

其次，按《史记》的说法，中国历史在夏朝时期已进入父子相传的世袭阶段。然而，代夏而兴的殷人却采用以“兄终弟及”为主的王位继承制度。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史记》记载的这种带有“历史倒车”特征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再次，按《国语·鲁语上》记载，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史记·殷本纪》以契开篇，历十四世而至成汤伐夏，遂有殷商之世；《周本纪》以稷开篇，历十六世而至武王伐纣，遂启西周之世。殷周二代之“祖”与“宗”均见于各自《本纪》，而太史公作《夏本纪》却颇奇特，乃以大禹为开篇，却把作为夏人之祖的颛顼放在了《五帝本纪》。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

最后，《史记·天官书》言昔之传天数者，在唐虞时为羲和，在有夏时为昆吾；而据《夏本纪》和《殷本纪》，夏时既有仲康时之羲和，也有桀时之昆吾。那么，昆吾与羲和又是什么关系？这一点，司马迁未曾交待。而扬雄《太史箴》说：“夏帝不慎，羲和不令。时乱日，帝旅爰征。庶寮至殷，唯天为难。夏氏黩德，而明神不。”张震泽先生认为，此言征伐羲和者为商汤，[1]若然，这又当如何解释？

（二）夏文化探索过程对“夏王世系”的争论

自王国维用殷墟甲骨文证实《殷本纪》的商王世系基本可靠，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为“当然之事”[2]，此后，我国学者便多申此说。比如，邹衡先生即强调：

由于近代在殷墟发现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经基本上证实了《夏本纪》所列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也决不会出自史迁的杜撰。总之，夏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3]

武丁时期甲骨文

孙庆伟先生也认为“《史记》的古史框架基本可靠”，[4]并称“《夏本纪》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保留了完整的夏后世系”，其理由是“对照古本《纪年》和《夏本纪》，可以看出两者对夏代世系的记载基本相同，说明它们有共同的史料来源，其间的小异，如几位夏后名字的差异，应是所见传本不同的缘故”。[5]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许宏先生就曾批评“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而“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带有想当然的成分”。[6]郭沫若也曾经谨慎地认为夏代世系的可靠性无法断定。他说：

《史记·夏本纪》里面虽然列举出了夏的世代，但非常简略，而且还没有得到任何地下发掘的物证。那究竟是不是真正夏代的世系，或者是夏民族的后人杞人之类所依托，或者只与殷代世系相平行而略有先后，不必便是相为承继的，在今天都还无法断定。[7]

郭沫若先生像

　　从目前的情况看，当今的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采信《夏本纪》是主流现象，这与海外汉学界对夏文化采取保守态度的主流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汇集了多位知名汉学家而完成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就未列“夏朝”一章。[8]对于这一现象，谢维扬教授批评说：

《剑桥中国上古史》不列“夏朝”一章，其实《史记·夏本纪》中对夏世系的记载在质量上同《商本纪》没有根本不同；……在《夏本纪》的问题上，《剑桥》目前坚持的证真举证立场实际上反映了其拒绝对中国早期文献的全面和整体的表现与特征作完整的思考。其实，依最平实的逻辑推断，依证真举证立场排斥《夏本纪》很可能会是武断的。[9]

《剑桥中国上古史》书影

笔者赞同谢维扬对《剑桥中国上古史》未“对中国早期文献的全面和整体的表现与特征作完整思考”的这一批评。不过，要认为《夏本纪》的质量与“《商本纪》没有根本不同”，这个论断就恐怕仍须讨论。乔治忠教授指出：

《史记》所记述的夏代世系，未必与记述商代世系（为）同一资源来源，这样，从商代的世系去推想夏代世系的可信度，就连基础的前提也不成立。……从甲骨文资料已可确知：商朝极其重视祭祀先王、先祖，且已形成反复进行、颇具规范的定制。这正是殷商甲骨文能够稽考商代诸王世系的根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即殷商还具有文字书写的官方册典，而商朝既然重视祭祀先王，则必当写有先王世次的谱牒册籍，这应是《史记》等史籍记载商王世系的最早的文献来源。假如夏人也有较成熟的文字，也有极其重视祭祀先人的定制，也同样有册有典，当然也可能留下可靠的记载先王世系的文献，但如果三个条件缺其一项，就不能与商朝比拟。[10]

由许宏和刘莉合著的《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是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这篇文章通过大量的例证指出，古人王系存在时间上被扭曲的可能。其说如下：

苏美尔王表

苏美尔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记述了到那时为止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朝的顺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继的约115个统治者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些王分属于不同的城市国家，其中许多是同时存在的，而非先后关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苏美尔的王系把本来600余年的历史时期拉长为一个超过1900年的统治期。公元前一世纪玛雅早期纪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举行重要宗教仪式内容的日历始点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这比最早的农业群落出现于该地区早了1000年。许多玛雅纪念碑刻铭的主要目的是赞扬统治者和他们的世系，所以，一个以世系的连续性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贵族活动的悠久历史被编造出来。印加和阿兹特克的国君也重写了他们的历史和信仰系统，强调他们与太阳神的神圣联系，以证明他们政治、经济、军事扩张的正当性。[11]

以上所列举出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根据顾颉刚的研究，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比如，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一文中，顾颉刚就批评司马迁把不同族群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直把'地图’写成了'年表’”。[12]

（三）《史记》夏代积年与“二里头夏都说”的矛盾

在《先秦文献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这篇文章，笔者曾提到《竹书纪年》的“夏”与《史记》的“夏”并不相同。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用《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代纪年来谈这个问题。《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说：

从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一些学者把《太平御览》引用的这条材料视为古本《竹书纪年》原文，并因此认为《史记》的记录与《竹书纪年》一致。其实，这条《竹书纪年》的材料未必可据。《史记·夏本纪》裴骃《集解》说：

徐广曰：“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骃案：《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14]

又唐司马贞《索隐》说：

《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14]

在这里，裴骃和司马贞引用的《竹书纪年》都只有夏“岁四百七十一年”，而没有“从禹至桀十七君”这几个字。我们知道，《史记·夏本纪》共记录了十七个夏王，按顺序依次为禹、启、太康、中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厪、孔甲、皋、发、桀。其中，中康和太康是兄弟辈，不降和帝扃、孔甲和帝廑也是兄弟辈。据此可见，徐广所谓的“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很可能是对《夏本纪》记录的归纳，而后人误将此语当成了《竹书纪年》原文。另唐李善注《六代论》时引用《竹书纪年》有“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的说法[15]，这里也没有列出原文，且注语明显包含着作者的理解，因此都难以为据。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判断，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

根据刘绪对陶寺、二里头、大甸子、偃师商城和藁城台西等遗址墓葬材料的的研究，夏商时期人们的平均寿命多不足40岁。其中，“二里头遗址有随葬品的墓葬，死者最大年龄才45岁”。又据《左传》和《荀子》记载，周代“二十岁以前可以成婚生子，即一代约20年，更早的夏商也当如此”。然而，若把《竹书纪年》所谓的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分配于所谓的禹至桀十四世十七王，则夏代“平均每世33年，这意味着夏代男子约30岁成婚，即一代约30年”；同时，《竹书纪年》记载的夏王有四人在位时间“多达四五十年，若此，其寿命都在60岁以上，这等于说有近四分之一的夏王高寿（24%）”。因此，刘绪教授指出，无论是与文献记载比较，还是与二里头等遗址的考古材料比较，所谓的“夏代世系”均“有违常理”[16]。

（四）小结

顾颉刚曾怀疑，少康、中康和太康为启的分化。[17]吉德炜也认为，“夏”的世系中某些王应该是杜撰的。[18]其说虽暂不能指实，但至少说明《夏本纪》有待讨论的地方仍然不少。许宏和刘莉在引述多位研究者的观点时提出：

最早见于战国至汉代文献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学意义上的编年史，宗谱中的早期国王更像是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被创造、编辑和改进而来的。因此，不少文献中夏和商的王系应理解为口传的世系。[19]

这个看法是相当有价值的。无论是从对文献材料还是考古材料的研究来说，笔者都赞同夏王朝是切实存在的。但是，笔者也深切地感觉到，真实的夏代的世系可能已经无法恢复。

参考文献：

[1] 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1－392页。

[2] 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页。

[3]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6页。

[4] 刘周岩：《孙庆伟：“信”与“疑”更难》，《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

[5] 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0－11页。

[6] 许宏：《略论二里头时代》，《三代考古》2004年，第60页。

[7]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8]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B.C.,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谢维扬：《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

[10] 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1] 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12]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1页。

[13]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皇王部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85页。

[14] 《史记》卷二《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9页。

[15] 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68页。

[16] 刘绪：《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17]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下，第233─256页。

[18] David N.Keightley, The Bamboo Annals and Shang-Chou Chronolog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vol.38,no.2,1978,pp.423-438.转引自韩鼎：《从艾兰“夏代神话说”看中西方学界夏文化研究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

[19] 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