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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就不得不提魏晋时期，那是一个名士辈出，白衣飘飘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大夫们创造了千古流芳的书法，诗歌，哲学和音乐作品，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名士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不拘于礼法规则，常常在竹林中喝酒磕药，谈论老庄的无为哲学，洒脱倜傥，形成了流行一时的魏晋风度，被当时众多儒士效仿。  魏晋名士竹林七贤 魏晋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魏晋时期诞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思潮的统一体，包括哲学观、人生境界、艺术创作和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维度上来说，是指曹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的士族名士们的生命体验和思想体系，以竹林七贤和田园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魏晋风度的形成及流行与当时崛起的士族阶层密切相关，士族是指东汉末年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一些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垄断。士族甚至能够与皇权分庭抗礼，东晋时，民间就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魏晋名士大部分都是士族中人，比如王谢家族，牢牢控制着诗歌和书法等文化领域的话语权，这也十分好理解，老百姓们连温饱都难以保证，确实没有闲暇去附庸风雅。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作《乌衣巷》就有提到王谢家族在晋朝的盛况：“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用来感慨沧海桑田，人生多变。由此见得，魏晋风度从本质上来说是士族名士的贵族精神产物，其形成与士族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密切相关。 而魏晋风度的形成与一种药物密切相关，也就是竹林七贤磕的药～ 古代历史上最早的上瘾药物之一——五石散。五石散是由医圣张仲景所研发的一种中药，主要由5种成分组成：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和赤石脂，药性燥热，主要用来治疗伤寒，服食后使人全身发热，并产生一种飘飘然的欣快感，实际上是一种慢性中毒效应，和鸦片的作用类似。五石散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呢？这得从魏晋时期的大帅哥何晏说起。何晏是三国时期魏国大臣、著名玄学家，他生父早逝，母亲尹氏嫁给曹操为妾，因此成为了曹操的继子。何晏年少时就聪明过人，才高八斗，擅长老庄之学。长大成人后，容貌俊美，皮肤白皙，而且善于穿着打扮，简直就是当时著名的“小鲜肉”，粉丝众多。魏明帝曹叡，也就是魏国的第二位皇帝，曹丕的长子，听闻何晏的名声，十分好奇，疑心他的皮肤并不是自然白皙，而是在脸上涂了厚厚的白粉。于是，在盛夏的一天，十分炎热，魏明帝特意将何晏召唤到殿前，给他赏赐了热汤面，并嘱咐他当场吃完。夏天吃热汤面，何晏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急忙用手帕擦汗，没想到的是，擦完汗的何晏脸色更显白了，魏明帝这才相信他没有擦粉，是天生丽质的大帅哥！这件事传出去，人们送给何晏一个响亮的外号“傅粉何郎”，形容他容貌洁白美丽，一表人才。直至后世，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作品《题丁家公主旧宅》，就有“何郎犹在无恩泽，不似当初傅粉时”的句子。  “傅粉何郎”何晏画像 何晏喜好吸食五石散，四处宣传五石散能够强身健体，令人精神清爽。由于他在当时自带明星光环，很多人开始争相效仿，开创魏晋时期以吸食五石散为乐的风气。鲁迅先生曾经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就批评过何晏，说他是“空谈的祖师”和“吃药的老祖”，这两个评价算是十分贴切了。在魏晋时期，五石散的流行程度就和清朝末期的鸦片差不多，甚至服用五石散成为了权贵阶层炫富的行为艺术。隋代医家巢元方编著的《诸病源候论》就有记载服用五石散的过程和身体反应：服食五石散后，身体会燥热难耐，必须不断地奔跑，洗冷水澡来散发热量，古人称之为“行散”。当时流行的服饰着装主要为宽大、松弛的衣物，和木屐，主要是为了适应服药后散热行散的身体状况，流传到后世的魏晋名画里的人物着装却被解读为飘逸、具有仙风道骨，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五石散的原料组成 服食五石散、纵情享乐的魏晋名士们还留下了一些有趣的典故。据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经常在吃下五石 散后纵酒狂欢，并且一丝不挂地躺在房子里“散热”，邻居见了十分厌恶和不齿。刘伶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也就是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我的房子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到我的裤子里面来。”以此来讽刺邻居多管闲事。名士们终日饮酒作乐，宽大的长袍经久不洗，生了很多虱子，边捉虱子边讨论老庄哲学，因此“扪虱而谈”一时被传为美谈，当时的人们认为十分飘逸、高雅。虽然他们的行为十分无厘头，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这些魏晋名士开创的魏晋风度和儒道结合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成为了中国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影响极其深远。  刘伶醉酒的典故 五石散的流行和纵情享乐的思潮还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观。东汉末年，因为战乱频发，老百姓无法安居生产，导致民不聊生，士族阶层和普通百姓感慨人生无常，开始从老庄学说中寻求意义。寻求人生苦难的解脱和逍遥的人生境界的诉求，促进形成了魏晋时期极富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列子·杨朱篇》倡导的纵欲论，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和“傅粉何郎”何晏提出的无为论。这些哲学观虽然角度各异，但都是在探讨如何脱离苦难，实现人生价值。名士们不拘礼法，率真豁达，狂放不羁，他们用行为践行着自己的人生态度，撰写的作品不执著于道德说教，顺从心意，只为表达和交流，因此自成一派。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王子猷）雪夜访戴逵的轶事就深刻体现了这种境界：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篇） 这则故事广为流传，很好地反映了魏晋名士们的风度。王子猷居住在江南的山阴（也就是现在的绍兴），晚上下起了大雪，雪夜的美景让他想起了曾经“洛阳纸贵”的晋朝诗人左思的《招隐诗》，突然想去拜访一位名叫戴逵的隐士，乘船到了戴逵住处门口却不进去，转身就回来了。这种兴致和乐趣生于偶然，没有任何功目的，因此，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岂不逍遥快哉，见没见到戴逵都已经不重要了。南宋诗人曾几在《题访戴诗》中曾赞美这逍遥闲适的风度：“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魏晋名士们更看重生活过程本身的价值，而不拘泥于任何形式的目的和结局，真可谓是十分豁达！  王子猷雪夜访戴逵 王子猷的父亲“书圣”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九年（354年）的作品《兰亭集序》将这种任性逍遥、随缘自在的人生态度升华到了哲学高度。在一个惠风和畅、天朗气清的日子，王羲之触景生情，想起了人生的意义，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庄子“一死生，齐彭殇”这种人生虚妄的哲学观，也不在于世俗认同的功名利禄，而在于生命过程中的兴趣，在于生命中的此时此刻：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妄，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王羲之《兰亭集序》）  “书圣”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 人生短暂有限，而宇宙天地恒久无限，王羲之从中体会到的意义要在这短暂的人生中体会生而为人的兴致和乐趣，珍惜生命的过程和美好事物。但这种意义又不同于《列子·杨朱篇》中倡导的纵欲论，而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乐观主义精神：在生命中，把握每时每刻，去创作，去改变，去体验，去欣赏。这 才是真正的魏晋名士风度吧！跟沉溺于五石散和酒精等感官享乐的“伪名士”们的境界确实有天壤之别，可谓是逍遥自得，不负此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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