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人是不善于表达的

新时代的新青年们 发起了一个读者讨论 有什么要说的吗...

政治学人是不善于表达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驱动我写下这些文字，但正如同其他我本能所驱使我写下的文字一样，这些文字是用来表达的。如果从思想和言说的关系来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言说往往都逊于思想，这叫“言不达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些语言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并不来自于语言本身，而来自它背后的思想。我想，这也是言说的目的：它使得思想被表达，而被表达的思想，又往往会在传播的过程中被赋予力量，当然，这一力量与其本质的力量是不同的。

回到开篇，我说，政治学人是不善于表达的。因为，从关注点来说，他们往往关注的是宏大叙事，甚至，在政治学的微观中，也仅仅是方法论的围观和数据的宏观。加上，由于制度主义的渗透，政治学人往往会忽略掉情感上的东西：即使是做政治文化的学人，也会忽略文化背后的东西，我们所追求的是冷冰冰的制度、关系和规律。在这一追求的过程中，能让我们热血澎湃的，也不过是那些以毫无人性著称的钢铁制度，一切我们看在眼里的东西，我们都要将它要素化，而后严格地将它包括在自己也包括在内的一套体系中。

所以，政治学人，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无趣的，也许事实本就如此。他们用哲学的、思辨的方式去探索规范的存在，又用经验的、归纳的方法去总结现实的表象；似乎一切都要被他们的理论囊括进去，一切都是可解释的。因此，理性，往往是和政治学人联系最密切的一个词语。而政治学人，也就成了理性的具象：一个不依靠理性或者逻各斯或者努斯思考的人，他的言说是难以想象的，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非逻辑的，而非逻辑的东西就必然地要被逻辑化。这就是政治学人的宿命，他们用最前沿的理论认识、理解并发现着现代性；同时，他们以最直观、最贴切且最现实的方式亲身经历着现代性。这似乎是一种可怕的矛盾，一种无法逃脱的辩证法，在这一序列中的正题、反题和合题中，政治学人在历史中，沿着这一轨迹，用制度和原则的原料，加入一些伦理，烹饪他们眼中最伟大的佳肴。

然而，现代文明展现了古希腊所追求的大理性与体现在整个现代社会中的小理性之间的根本分离。现代资本主义的成果就在于创造了人对于自然界的根本异化，其方法是压抑一切基本的、本质的人性。可悲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学人用这种根本异化的方法，在历史之中，以压抑一切基本的、本质的人性寻找着历史的人性。如果不能够正视并理解这一点，那么政治学人将成为无物，这样一种追求将停留在异化的最一般层面。因此，要拯救托克维尔所谓“不安的心灵”，就必须忽视我们个中之不安，同时，用逻各斯表征心灵；在这一过程的反面，我们还要摒弃韦伯式的角色区分，将诸类角色熔铸于一体。

因而，我常说，真正的政治学人必然地要推崇韦伯，推崇所谓“以政治为业”和“以学术为业”。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学人自己是什么？或者说，政治学人以什么身份存在于现实中？我们上面所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因而，也是存在的历史；但不是现实的存在，现实的存在必然是个体的、具象的、能以特称所指称的。那么，这一问题就值得探究了：在何种程度上，政治学人保持着集体性，或言，何种意义上，我们能指称一批人为政治学人？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群无趣的、可悲的、冰冷的教条崇拜者，用他们自身生命的长度在进行着某种度量，以期证明一些历史的、或从属于历史的东西。当这些人从自身生命的意义上进入政治学这个冰冷的领域时，他们必然从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前进：自在走向自为和接受引领。

突然意识到，我并不是在论证这一过程，那么我就不需要从完备性来证明这一论题，我只需要光明正大地提出：自我觉醒和灌输是上述两个方向的简单凝练，关于这一说法的表述，前者来自于马克思，后者来自于列宁。那么，显然，自我觉醒提供的是一种可能性，这种自我觉醒给予政治学人这一个群体了一个机会：避免去回答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通过这种预设性存在的假设，我们可以光荣地宣称，政治学人的现代构成来自于以灌输为过程的自我觉醒和少量的自我觉醒，但最终途径是自我觉醒，通过这种自我觉醒，政治学人从知识的自在获取者称为自为的学人。

那么，对于政治学人而言，灌输导致的自我觉醒，实际上是这一群体在现代社会中成长的关键。因此，每一次能导致自我觉醒的灌输都具有一种伟大的历史意义。那么，如果这一逻辑成立，在灌输过程中的主客体都具有双重性：在现实中存在；在历史中伟大。如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伟大导师”含义之伟大了。

可惜的是，读者读到这里，仍没有见到所想见的可用之于宣传的伟大故事，甚至这里没有出现具体的人名和事件，也许最具象的东西就是“政治学人”这一指称。但是，我想我的情感已经表达得足够激昂了，我无法用任何一种更加伟大的方式，以辞藻的形式将之表述出来，因为政治学人不善于表达。同样地，这里甚至没有什么类似于史诗一般的伟大的故事可供传颂：我们不需要再通过悲剧的手法来塑造任何崇高和伟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职业或行业做着与我们一同可悲而又可壮的事业；我们始终在践行着这一事业，那么，与践行这一行为相比，任何在这一过程中的牺牲、付出和花费，都比不上它在历史中的崇高。

因此，我认为我已经说完了，我认为，在政治学人的意义上，这篇文章将是一个确证，是一个具象的普遍确证，它用一种晦涩的表述和难以理解的内容表达了对于“高尚的人将会洒下热泪”这一行为的解释；另外，它也是一种昭示：如果这篇文章真正具有某种历史性的意义，那么它首先来自于它所昭示的那些东西，它将会随着它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尤其依据崇高，而历史地在“导师”的意义上复写崇高的伟大。当然，这一情况发生的前提是，它历史地“灌输”了某些人。

接下来，不如让我们用一些好看的语言来使其达到与其本质相符的程度：

我们是黑色的，

我们在火焰中寻找冰川；

又在白雪皑皑中翻找碳的踪迹。

我们既生又死，

我们在生命中寻找死亡；

又在枯骨堆边观察行军的蚂蚁。

我们代表原则，

我们在崇高的崇高中发现无边的低劣；

我们在无耻的无耻旁确证渺小的伟大。

然而，

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

你使我们成为我们；

使我们能够因为这样一种觉醒和放弃，

认识到什么是政治学人。

从此以后，

我们无惧风雨、瘟疫和战争；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历史在历史地以历史的面貌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