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文章

《君主论》[意] 马基雅维利 著；潘汉典 译

商务印书馆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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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去意大利旅行，想读几本和那个文化有关的书籍预热一下，想到了这本名著。前段时间在听/阅读有关佛罗伦萨历史的书籍中已经多次接触到作者的名字。这本书的主题内容在以前各种阅读中大致悉知。在21世纪阅读有关“君主论”的题目，实在不合时宜，但这部著作的实际意义是推动了欧洲近代史上理性化、去魅化的政治过程。

​

一

作者指出，在他所处的时代有两类国家，共和国与君主国。关于前者作者已经另有他著，这本书集中于后者。有趣的是，有关文艺复兴时代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布克哈特 著）也是以君主制为着眼点的。在那个时代，君主国的国家形态更为成熟典型，更有利于深入分析。马基雅维利自称，此书为君主统治者所著，“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所以可以看做是当时欧洲各国内外政治过程的真实反映，作为经典至今不衰，可见其意义超越了那个时代和那个空间背景，从中窥见到执政和政治运行的实际过程。

然而，作者的角度和视野又是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马基雅维利所观察的欧洲15世纪前后，处于欧洲绝对国家兴起、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正是欧洲近代思想酝酿转折时期，赫希曼的《激情与利益》（Passion and interests）一书中讨论了思想脉络的转变，其中谈及到这个历史背景：走出中世纪，宗教秩序失落，理性和科学兴起。随之而来的关于政治管理（statecraft）的兴趣引起了诸多哲人对人类本性（human nature）的极大关注和反思。马基雅维利关于治国术的理论，强调从真实的人（man as he really is）出发来发展统治策略，霍布斯、斯宾诺莎等步其后尘，推动了政治研究中从规范式到现实性分析的转变。

时代催动思想，思想承载时代。由此想来，欧洲文艺复兴走出中世纪的神权，推动了理性发展；而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则走出了欧洲绝对国家的时代。在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维利的这本书推动了政治学摆脱了传统伦理学框架，从道德和神学中独立出来，是理性化和去魅化过程的重要一步。

二

读这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基雅维利关于君主统治术的赤裸裸的主张。这本篇幅不长、简明扼要的小书中讨论了各种情形下的执政术。这些情形反映了16世纪前后欧洲大陆城市国家群雄争霸的局面：共和国与君主国并存，来自不同渊源：继承而来的，征服而来的，借力而来的，以邪恶之道而来的，等等。而被征服的国度中的状况也每每不同：有些是君主制的，有些是已有法律和自由制度的，还有贵族与民众不同格局的，等等。

换言之，执政术的应用，并不仅仅取决于胜利者的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因被征服者情况不同而变动。这一思想走出了政治学分析的重要一步。

从书中讨论的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大类：（1）因统治地位获取来源不同而导致统治的难度不一，因此决定了统治术的不同；（2）因统治领土中的社会状况不同（贵族/民众，君主制/法律、自由制度）而需要不同统治术；（3）统治术中针对各种困扰现象的对策：慷慨与吝啬、残酷与仁慈、守信的表与里、谄媚与忠诚，等等。

在这些讨论中，以下几点印象深刻。其一，获得权力/统治的途径不同，则执政的难度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的统治术。这一点让我想起王夫之在《宋论》中开篇即论的“帝王受命”的不同途径：或德或功。而宋太祖无德无功，遂另辟他路：“唯其惧也”…“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

文中隐含了一个观点，即产生执政者领袖的机制和途径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命运。这里隐含了韦伯笔下关于正当性与统治方式间关系的思想。由此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登上皇位的各种途径方式，正出、庶出，僭主等等，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随之而来的统治术？

其二，作者在第四章中关于两种君主国（官僚制与诸侯制）的讨论，与中国历史上郡县封建之辩颇有相似之处。作者的命题，即前者占领困难，但占领后维持容易；而后者则恰恰相反之说，让人联想起顾炎武关于“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见解。

其三，统治对象不同，导致了统治术不同。这里的道理似乎可以从新旧制度的不兼容来讨论。新的君主难以统治法律和自由的制度下的民众。而社会结构不同，如在贵族或民众重心的不同，也会影响到相应的统治方式。马基雅维利特别告诫，建立新制度之艰难。“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

马基雅维利提出一个观点，即在夺取控制权后“在其他的事情上维持着他们的古老状态，而且在风俗习惯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人们就会安然地生活下去。”想起那些古老文明总是自誉为可以同化其他外来侵入者的说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是占领者“以夷制夷”之计。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明战胜落后”的说法，如新的生产关系战胜旧的生产关系，并不总是至理名言。

其四，作者在通篇强调理性计算的统治术，策略的重要性。在讨论“信用的表与里”关系中，作者对政治利益与统治策略做了赤裸裸的展示和辩论，强调了策略的重要性，既要有狮子般的威严，又要有狐狸般的狡猾，人性与兽性结合，以达到统治目的。

其五，与前一点相对的是，即使在赤裸裸的权术话语之间，作者还是流露出有关权力正当性（legitimacy）的渊源。如何得到民众的认可接受，可谓近忧远虑。这里涉及到君主与民众间关系，包括国际关系格局下的君主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关系。

“一位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上述五种美德的说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尤其必要。”

尽管马基雅维利强调的是欺骗性、伪装性，他的讨论隐含了民众承认的正当性基础的重要性。而且，正是这种去魅化过程，为政治制度制约权力的设计提供了新的动力，如赫希曼所说。

三

在中国背景下阅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我想到两个对比，一个是作者所经历的近代欧洲历史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对比；另一个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与中国儒家学说的对比。

从历史背景来看，马基雅维利笔下的15-16世纪欧洲是近代国家孕育形成的过程。各个国家间激烈竞争，国际关系纵横捭阖，王朝起起落落，领土边界在多国间竞争中消长不定，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与欧洲近代的各国竞争颇为相似：一方面是各国间竞争，另一方面则是由此引起的不同文化、思想和技术交融碰撞。在欧洲随后的文艺复兴推动下，近代科学和政治哲学有了极大发展。但如韦伯观察的那样，中国自秦以来的一统体制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动力突然消失了，进入了一统体制和相应意识形态的长时段。

不同的历史进程孕育了不同的政治哲学和统治术。《君主论》中的统治术正是欧洲各国间竞争动荡过程的总结提炼，而不可能来自老大帝国独步天下、从容俯视的眼光。前者是平行格局中各国竞争背景下的统治术，而后者是自上而下的统治术，面临的多样性不同，动力不同，格局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哲学和统治术，影响了随后的历史进程。

读这本书时时常联想到中国士大夫的角色，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关于统治术的主张。作者在书中赤裸裸地陈述：“我想，一个身居卑位的人，敢于探讨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当被看做佞妄，因为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居山顶一样，同理，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 

然而，这本书又被认为开启了走向理性计算范式的近代政治思想。马基雅维利从“人性恶”为前提，提倡赤裸裸的统治术，必要的恶行，一切以统治生存为目的。不是从历史进步、正义考虑，而是执政者的利益。读下来与当代民权观念截然冲突。然而，也正是对于统治术的如此正视才诱发了民众对当权者约束和政治过程参与的要求。赫希曼在《Passions and Interests》一书中讨论到这段时期欧洲思潮的演变，特别是君主与民众之间关系的转变，经专制主义国家，而转向共和代议政体，将领袖与民众关系建立在新的正当性基础之上。

这一路径与中国文化中儒学传统倡导的道路相去甚远。后者以仁爱的主调，为弱者提供了藉慰和逃避的角落，也为家国父权提供了正当性，即余英石先生所说的两种儒学。

历史进程—思维方式—统治术，这三者间高度相关性是毋庸置疑的。想来，其中的因果联系不是单一方向的，更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经历了不断反馈互动的演变过程，塑造了不同的文明演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