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在“大先生”这个屏幕背景下，我一直感觉浑身发凉。很多老师不一定有做“大先生”的素质，但任何老师都有做“好老师”的条件。一些资料显示，我国抑郁的青少年近四分之一。我不相信这个数据，但我的实践告诉我，确实有很多孩子抑郁了。本来活蹦乱跳的孩子为什么会“宝宝不高兴”了呢？因为，他们不被看见！ 
只有朝夕相处陪伴孩子，才能看见孩子，才能发现他们的心理需求、生命力量、学习选择、价值建构，才能看到他们的期盼、快乐、恐惧、孤独、迷茫。也只有陪伴孩子，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如果没有陪伴孩子，你却去“研究”孩子，那只会害了孩子。
比如说，全班同学都听话，却因为某个孩子“不听话”、“不爱学习”，我们就排斥他、放弃他，就打电话通知家长“回家反思”吗？其实孩子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呀，老师也不知道“不听话”“不爱学习”的根源在哪里呀。这些问题很可能不是孩子的问题，而可能是生物学问题、心理学问题、教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问题孩子”的问题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孩子遇到了问题不能解决。我们要帮助孩子解决他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解决孩子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位老师跟他说：“我很焦虑，班上一些孩子成绩不好。”茅卫东说：“你很焦虑？如果明天把你调去当教育局长，那你还焦虑吗？”茅卫东说：“但是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依然成绩不好呀......你为什么就突然不焦虑了呢......”这个简单而深刻的故事说明，很多人的焦虑其实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焦虑。
所谓信仰，就是对一种价值的毫不怀疑。教育就是这样——教育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很多学校因为某位同学考上了某名校，就大肆宣传自己的教育质量——其实，这不是教育质量，这只是考试分数。教育的价值是要拿孩子未来的生活质量做评价的。坚守的教育一定会带给孩子未来的幸福，这就是教育的信仰。生命本来就是个奇迹。生命的真相是未知的，而又是可知的。一个教师要承认自己对生命的“无知”，不要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消灭问题”。发现问题，承认问题，尊重问题，敬畏问题，走在探索问题的路上，这才是教育者该有的姿态。我去过乌克兰巴甫雷什中学——苏霍姆林斯基在这里做了22年校长，直到他去世。在这所陈旧的百年老校，我没有见到苏霍姆林斯基先生培养出了哪位科学家，哪位教育家，哪位“清北”高材生，没有见到苏霍姆林斯基校长给学校盖了高楼大厦，也没有见到乌克兰有“苏霍姆林斯基教育集团”，也没有见到有“乌克兰衡水中学苏霍姆林斯基分校”......我见到的只是苏霍姆林斯基和学生一起种的树，见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和学生一起做的可以用的教具，见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写的几十本教育笔记，也见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做饭用到锅灶和苏霍姆林斯基办公室满屋子的书，还见到了巴甫雷什中学的师生脸上洋溢着的自信与自豪......如果我们要以培养人才作为重要标准去定义“大先生”，那苏霍姆林斯基无疑算不得大先生了。
人才是可以被淘汰的，人是不可以被淘汰的——谁都是妈妈的孩子，怎么可以被淘汰呢？可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却是以培养人才的模式去培养人的。我们明目张胆而又堂而皇之地去淘汰人。这样，就无视很多孩子的存在！这样的背景，就决定了这一届“大先生”很难。如果我们看不见孩子，连一个好老师都不是。如此，去夸夸其谈做什么“大先生”，那只是自娱自乐。——根据2021年12月11日在华南师范大学【做时代的“大先生”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师德论坛】上的即兴演讲整理（作者 詹大年 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 爱心与教育研究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