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史》，浅析先生的大起大落 （下篇） 杭州是先生心仪的地方。如果说先生第一次来杭州是避开政治旋争有些“耍性子”钟情山水的话，那么，第二次来就是追寻先贤故地重游施展治理才能的一次实践。 处理完公事沐着西湖烟雨每每走在白堤上，先生就会想起自己崇敬的唐朝诗人白居易。先生曾自喻自己“白乐天谪忠州，州有东坡，屡作诗以言之，故公在黄州亦作东坡，用乐天之遗义也。”明示“东坡居士”的号是步先朝白居易先贤的后尘，在做派上“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为此，先生撇开政治纷争带来的叨扰，在杭州干出了一番名留青史的事业。 一个是先朝刺史，一个是当朝知州，都是杭州的市长。 白居易在杭州打井、疏浚、修堤、开凿河塘，减轻水患变害为利，临走时还把积攒的一笔官俸留作基金，供后来者治理水务周转，有《钱唐湖石记》载其功绩。虽说“白堤”在白居易来之前就有，但重新修葺后的西湖焕然一新，人们还是乐意用“白堤”来纪念先贤。 二百多年后，岁月荏苒沧桑复旧，西湖又变成了老样子。 先生分析梳理当前的政务，《宋史》很客观的记载了先生的政绩。“既至杭，饥疫并作。”当时来杭州的形势很严峻，先生将如何运作呢？首先是上书朝廷减免本地供米，其次是设立病坊（固定医院）救治患者，还派人带着郎中到各街巷 巡诊治病，史曰“活者甚众。”先生讲，杭州地处水陆交通要冲，疫病比别处多且严重。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以官府名义号召募集善款，先生身先士卒带头捐资黄金五十两。就这样，建起多处病坊，加之减免政策见效，渐渐积攒起钱粮，防疫饥馑得到缓解。 先生还充分利用僧、道善缘善资，在当时，朝廷对僧人控制的很严。出家人必须得有朝廷颁发的牒文，也就是官方认可的资质证书方可，人数及指标更是稀缺。于是先生上奏朝廷得到指标，以此换取庙产米粮施粥熬药救急、渡荒百姓。 解了燃眉后，先生仔细研判先朝先贤治理水患的经验，渐次展开打井、淘井、疏浚、清淤、造闸工程，一系列的运作后水流其畅焕然一新。茭白，是一种水生植物繁殖力极强，以致西湖成了它的独立王国，虽说它嫩时的根茎可以食用，但弄的水面萎缩湖水变浅堵塞水流。先生经过调研后发动百姓清除茭白，引进另一种水生植物菱种植，趋利避害抑制茭白生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先生广筹资金招募工役，百姓们把铲除的茭白根和淤泥在湖中筑起了三十里长堤便于通行，还在堤上种植芙蓉和杨柳。至此，长堤浮水面，悬似水中桥，烟雨西湖柳，重现浓淡娇。 长堤被百姓称为“苏公堤”，与“白堤”一起美伦在杭州西湖，成为唐诗宋词不朽的符号。 当然，先生对于治理西湖水系还有着更深远的打算，譬如，利用地形避险钱塘潮修凿运河利于航运，又如，打算在原先阻流的水路上建孔桥使其畅流。这等好的想法一旦实现杭州会更美，就连《宋史》中都无奈的表述：“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呜呼，恨先生的大有人在，不干事说闲话的大有人在，打小报告的搅局者大有人在！ 然，百姓心中有杆秤。《宋史》明确记载：“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是什么慨念，我们可以想见，杭州百姓家家挂有先生的画像，吃饭前先感谢先生的恩泽，还给健在的先生建生祠顶礼膜拜，这该是何等的崇敬崇高。 先生一生中两次到杭州为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况且先生是在杭两任。除杭州以外附近郊县也在先生的管辖之内，巡查辖区体恤民情亦是先生的日常工作。在与同僚的一次巡视中先生留下了“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 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夜下无南北……”的感慨诗句。 如今，当我们来到杭州、来到苏堤、来到三潭印月欣赏美景，踏其上，仿佛与先生的脚印重叠了，怎得不想起先生颂咏西湖的诗句“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感叹，斯人已作古，伟绩炳千秋。 积怨与嫉妒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以发酵的。变法与改革，守旧与图新都在左右干扰着先生，左拉右打真的很难做！虽说先生在杭州的一系列政绩得到了朝廷的表彰，但谗言妄语不时搅拌其中。 终于，在元祐六年，是先生在杭州的第三个年头，上面的调令又来了。《宋史》载“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究其原因，先生认为其弟苏辙也在吏部任职去了不妥，后其弟辞去职务朝廷反而不允，只能在翰林院闲职。《宋史》载，“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好一个“复以谗请外” 区区五个字道清了先生的处境，尚书官不小，避嫌后职位亦是随风飘走了。先生的《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中就有“退伏思念，不寒而栗……”的句子，在朝廷短短几个月先生又不得不“请外”来到颍州。 今天调动，明天迁任，先生该作何想，一个“谗”字变化万千，其中又含有多少内在原因！来到颍州任职，虽时间短，但先生还是纠偏了前任一项拍脑袋工程，避免了淮河水倒灌劳民伤财。 “七年，徙扬州。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变得真快呀，一年都未到头先生又“高升”了。虽然来扬州不及一年，但先生还是办了一件恢复旧制利于船运的好事，《宋史》载：“轼请复旧，从之。” 真是的，文人当兵部尚书真乃奇闻奇事。扼言几句，其实，大宋的兵部是个虚位，只是个转达上级指示的衙门。上级是哪家？是中书省，兵部不过是中书省属下的一个衙门，只管些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真正掌握国家军权的是枢密院，是对皇帝负责的军事最高领导机关，就连宰相也不得插手。大宋的枢密院与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及御史台，共同组成知院、也就是内阁，皇帝控制下的权力就从这里对下实施。 这一年，哲宗亲自到南郊祭天，先生充当卤薄使主持仪仗。谁料发生了皇后与大长公主与皇帝争路的情况，先生把仪仗使叫来询问，训诫他们应当整肃纪律并报告皇帝。仪仗使胆怯不敢，于是先生在伴驾车中奏明了事情原委。哲宗愠怒把这件事告诉了宣仁太皇太后，第二天诏令马上整肃仪仗队，皇后以下都不得迎接谒见，大树了一把皇帝的威严。而先生不久“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先生升迁得真快。忽而吏部尚书，继而兵部尚书，再任礼部尚书，看来哲宗这个皇帝学生“真看中”了先生。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新派当政元祐派老臣遭遇打击，先生也在其列。“轼乞补外，”以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出朝任定州知州，真的是冠冕堂皇的“补外”。这时的规矩变了，这么大的官外任连皇帝的面都见不上。于是先生上书，其中不乏激烈言辞“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先生太执拗了，先生太忠心了，难道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事已至此先生怀揣遗憾去了定州。在这里，先生做的最立竿见影的事情就是严明军纪，整饬松弛的队伍，发配克扣军饷的官员，使部队重新焕发战斗力。《宋史》载：“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 此时的哲宗皇帝改元绍圣年号，看来是想图新治国，新派的势力更旺。以先生的名望首当其冲成为打击的目标，挨整的时候又到了，按个什么罪名呢？《宋史》里记载：“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说白了就是先生在掌管起草内外诏令的时候，所作的文辞命令是讥讽斥责先朝。真得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只是改变了年号，先生即从替皇帝办事的人变成了皇帝的对立面。 这一贬就是三年。期间，先生坦然处之，与当地官员百姓和谐相处，“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与僧人探悟禅机，与文友商榷诗词，与朋友游山玩水，“入西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还捐出了士大夫官仪值钱的犀带参与治理丰湖，（惠州西湖）与民同庆同享修浚后的凤湖美景“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表示“不辞长作岭南人。” 平日里先生“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日啖荔枝三百颗。”这只是先生的明面，有谁知先生的内心苦痛。每当孤灯夜下先生会抚琴解绪，陪先生一同赴难的王朝云会低吟浅唱。唱的最多的词曲是先生的《蝶恋花.春景》。每每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时，朝云都会难掩惆怅杏眼垂泪。先生何尝不知朝云的心思，自己宦海沉浮忠而被贬，一次比一次贬的远，一次比一次遭受的打击大。古人以为，草为柳絮所化，芳草随风而生，先生惜春借喻，自己又何曾不是随风漂泊的柳绵和一株天涯芳草呢。 岭南湿热与瘴气让朝云染上了病，起起落落的日子郁郁寡欢的生活使她的病越来越重，最终在来惠州的三年头上撒手人寰离先生而去。先生大恸衰老许多，把这位红颜知己安葬在丰湖之畔，写下了“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的沉痛挽联。 先生坦然生活的诗词作品传入京都，再一次引起了政敌的记恨。于是一纸贬书又把先生发配到海南儋州，“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这是宋代仅次于死刑的处罚，可见力度之大。《宋史》载：“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这简直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当地官员怜惜先生让其在衙署边儿小屋居住，这还了得，朝廷巡查得知此事硬是把先生轰了出去。 啧啧！欺人太甚！简直是致人死地而后快！先生就是先生，重新买地筑屋自称“桄榔庵”，与小儿子苏过一起居住，用写书抄书自娱乐，还自制书写之墨解决困境。自炫道：“此墨吾在海南亲作，其墨与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择也。”先生与当地百姓相处的非常融洽，百姓们非常崇敬这位来自远方的大文豪，就连进供神灵的供品都拿来让先生享用。 一旦稍微安顿，先生就又开始惦记起吃喝了。“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见黄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熏鼠烧蝙蝠。”当然还有先生发明的烤生蚝，在给儿子的信中赞其味道鲜美做法简单，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北方人。一幅吃货乐天派头的逍遥劲儿令人瞠目。 先生在海南的最大功绩就是开办讲学传授知识。开辟学府，自编讲义，自讲诗书，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的饱学之士。史书记载海南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个进士符确，就是先生精心培养的得意弟子。 宋徽宗即位后，先生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先生复任朝奉郎。离开海南时先生的心态很平静：“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北归途中，先生的身体日渐不适，写下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绝笔。最终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一代文坛巨星陨落了。天才、人才、文才、奇才成就了先生，同时也铸就了他的不公命运。先生在词、文、诗、书、画、品石、文论以及参禅、政务等诸多领域都成就斐然，令后人无法企及。于是，先生才有资格恃才傲物，才敢于不阿世俗，他那“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在那时局动荡、党争激烈的年代，自然会遭人嫉恨中伤。“人人生儿盼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这虽是先生的自我调侃，却也道出了命遭坎坷的原因。 “一朝天子一朝臣”，封建帝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可以用之拿来不用弃之，哪里还能提意见呢。“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宋史》中确也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无非是替皇帝遮羞罢了，与先生自己的调侃倒是有殊途同归的味道。 《宋史》里还有“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的表述，这到底为什么呢？ 答案来了。《宋史》接着表述：“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欧阳修先赏识他，他的名气就和欧阳修相等，岂不是苏轼的天才是不可被掩盖的，这是天下最公平的事，做不做宰相那是命。唉！苏轼不能做宰相，又难道不是他的幸运吗？有人说：“苏轼稍有隐晦，虽然不被重用，也应免去了灾祸。” 说得多委婉，讲得多客观，除了埋怨先生以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那就是，虽然如此，假如先生改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还是苏轼吗？对于先生的文学成就《宋史》说的很中肯：“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这样的评价定论已经把先生的文学造诣拔得很高了。是的，雄视百代，盖亦鲜矣，先生傲然于文坛的巅峰无人超越。 先生已经描绘了自己，“一蓑风雨任平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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