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1582-1664）在明末，文名最隆而经历最坎坷，在明末虽官至礼部侍郎，却三度褫职入狱，旋用旋废，一生大部分时间退处乡间，扮演着文学界山中宰相的角色[1]。四方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门下执弟子礼者号称数千，言动为朝野瞩目。相比明清之交的许多名士来说，他的名声无疑不是靠政治地位而纯粹是凭才学和创作赢得的。尤其是入清为贰臣后，道德上的缺陷使他羞于出世，只能依赖昔日积累的声望维持着文坛盟主地位。但他的文学成就仍为天下所向仰，他的地位无人能够取代。他步入文坛的万历后期，正值明代诗文中衰之际，他的创作在各方面都起到矫风气的作用。“明诗文气薄，牧斋则厚；明诗文学浅，牧斋则学深；明株守汉魏盛唐，牧斋则泛滥宋元”。正如凌凤翔所说，“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在明清之交，钱谦益仿佛成了诗界的中流砥柱，“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2]。 由于钱谦益品德上的污点，关于他的出处和文学创作，自清初以来一直是议论纷纭的话题。吴梅村在序龚鼎孳诗时，曾附带论及钱谦益，说：“牧斋深心学杜，晚更放而之于香山、剑南”，“其投老诸什为尤工。既手辑其全集，又出余力以博综二百余年之作，其推扬幽隐为太过，而矫时救俗，以至排诋三四钜公，即其中未必自许为定论也”[3]。吴梅村、龚鼎孳和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是明清之际声望最高的三位文坛宗师，这里寥寥数语概括牧斋毕生的文学事业，并没有过多地推崇，或许有衬托龚鼎孳的意思。倒是黄宗羲门人郑梁撰《钱虞山诗选序》肯定了钱谦益扭转明末诗坛风气的意义：“虞山以弘博之胸，高华之笔，出为斯世廓清，而积习始翻然为之一变。”[4]从后世的评论看，钱谦益廓清诗坛风气、拨乱反正的努力大体得到后世首肯，只不过实际成效也有人怀疑。比如彭维新说： 胜国末造，业诗者渐厌王、李声貌唐人之弊，于是竟陵起而以冲迥脱落矫之。当是时，操觚之家无不俎豆钟、谭，若困于酒食者乍遇茗汁藜羹，竟以为古今至味在是也。而矫枉过正，几胥天下而为尫苶虚羸、奄奄欲绝之人。海虞蒙叟亟思矫之，而根柢未极深厚，只能为调停之术，加之色泽，运以风调，而儇佻之态终不能掩。此善于彼则有之矣，以云示诗家之鹄，犹恐未足以间执宗仰竟陵者之口也。[5]他认为钱谦益限于才力，只能停留在折衷诸家之长上，至于为诗坛树立新的审美理想，还谈不上。当代学者的研究，自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述钱谦益之文学批评》揭示钱谦益诗文论的渊源和旨趣，批评史著作或注意他对明代诗文理论的总结，或侧重于论述他对明代诗文诸派的批评[6]，都对钱谦益的文学理论作了全面的论述。七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吴宏一概括钱谦益的论诗态度和论诗主张，肯定了他拨乱反正的历史功绩[7]，裴世俊也强调其正本清源，挽回大雅的功绩[8]，王英志专门探讨了“诗有本”说[9]，胡幼峰独到地分析了香观说、望气术和胎性论[10]，孙之梅发挥郭绍虞之说而推绎细密[11]，孙立分期探讨钱谦益论诗宗旨的演变[12]，张健论述了钱谦益在明清之交诗学由“格调优先”到“性情优先”的转向中发挥的作用[13]，最近丁功谊的博士论文《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对钱氏文学思想作了全面的剖析，讨论问题深入而细致[14]。应该说，学界对钱谦益诗学的研究，凡其抨击明诗弊端，提倡真诗，强调表现个性，主张“反其所以为诗”，提倡“诗史”说等各个方面都已有所阐述[15]。钱谦益对于清初诗学的重要性是怎么估量也不过分的，我在讨论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的反思和自身的理论建构时，不断征引钱氏的议论，已足见他的重要[16]。当代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我只打算由钱谦益拨乱反正的具体思路入手，联系他提倡宋元诗对清诗的深刻影响，及其诗歌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对钱氏在清代诗学史上的地位重新作一番评价。 在诗史的童年时代，作者的写作应该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接触的前代作品既少，典范也很有限，批评舆论环境更甚至尚未形成，作者们像山野或草原上的孩子似的，不受礼法的拘束，自由而自然地成长起来。到了古典诗歌的晚年，尤其是唐宋两大诗歌传统形成以后，诗人受到的拘束就多了起来。无数前代的杰作，无数诗话，上至君主的喜好、当世名贤的时尚，下到乡邦宗族的舆论，共同在诗人们的周围形成一个诗歌艺术规则的场，令他们在进入诗歌写作之前，先决定自己要走的道路。《批评意识》的作者乔治·布莱在论述普鲁斯特的批评道路时写道：“一切都始于寻找需要遵循的道路。不事先决定文学创作（小说，批评研究）得以实现的手段，就不会有文学创作。换句话说，对于普鲁斯特，创造行为之前就有一种对于此种行为，及其构成、源泉、目的、本质的思考。（中略）通过批评，通过对文学、对各种文学的批判理解，未来的批评家达到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希望文学的创造活动，不管是哪一种，从这种状态出发而变得更为准确，更为真实，更为深刻。写作行为的前提是对于文学的事先的发现，而这种发现本身又建立在另一种行为即阅读行为之上。”[17]普鲁斯特虽晚生于钱谦益三百年，但两人面对的文学境遇却大体相同，即都必须基于阅读、批评而确立自己的文学道路。 万历十年（1582）出生的钱谦益早登诗坛，与明代后期的几大诗派都有很深的渊源。他与王世贞家为世交，少年时即熟读《弇州山人四部稿》，诗文深受后七子辈影响。为举子时曾与袁中道同在极乐寺习举业，考进士又与钟惺同年及第。后结识汤显祖和袁氏兄弟，追随公安，而与竟陵相商榷。他早年诗学的启蒙和培养，可以说经历了晚明诗学的全部过程[18]，他与上述诗学核心人物的密切关系，使他不仅熟悉诗坛各派的主张，而且洞悉其流弊。他对诸家诗学的不满一如积薪，只等一点外在的刺激，就会蓬勃燃烧，导致诗学发生方向性的剧变。在《宋玉叔安雅堂集序》中，他回顾自己诗学的转向，曾说： 余故不知言诗，强仕已后，受教于乡先生长者流，闻临川、公安之绪言，诗之源流利病，知之不为不正。[19]据朱彝尊说，当时“吴下诗流，圣野始屏钟、谭余论，严持科律，一以唐人为师”[20]。圣野是吴江叶襄（？-1655）字，他是万历以后对吴中诗坛有影响的人物，晚明吴地的小传统应该就是处在沿袭格调派、排击竟陵派的氛围中。但钱谦益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倾心于公安派，由获交袁氏兄弟而接受李贽之学，思想观念和文学受到影响，愈益坚定了否定拟古的诗学立场[21]。他曾说“余之评诗，与当世牴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22]，在这点上或许也应考虑到竟陵派的影响。《列朝诗集小传》载钟惺曾对他说：“空同出，天下无真诗，真诗唯邵二云耳。”[23]他和程孟阳亟赏其言。对七子派拟古作风的厌恶，使他一接触嘉定诸老的学说，就有如醍醐灌顶，立即全心全意地接受和拥护。同时随着年齿渐长，见识日深，他对公安、竟陵两家的病症也看得越发清楚起来，于是折衷取舍，最终选择了撇开唐诗，转由宋诗入手涤除诗坛拟古积习的道路。 正像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的，明诗的江河日下，归根结柢在于诗歌的本源被近代俗学所翳蔽。钱谦益在《鼓吹新编序》中，以他擅长的譬喻方式，借佛教的多乳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盖尝观如来捃拾教中，有多乳喻，窃谓皆可以喻诗。其设喻曰：如牧牛女为欲卖乳，贪多利故，加二分水，转卖与余牧牛女人。彼女得已，复转卖与近城女人。三转而诣市卖，则加水二分，亦三展转。卖乳乃至成糜，而乳之初味，其与存者无己矣。《三百篇》已下之诗，皆乳也。《三百篇》已下之诗人，皆牧牛之女也。由《风》、《雅》、《离骚》、汉魏、齐梁历唐宋以迄于今兹，由三言四言五言之诗以迄于五七言今体，七言今体中则又由景龙、开元、天宝、大历以迄于西昆、西江，若弘、正、庆、历之所谓才子者，以择乳之法取之，自牧地而之于城市，其转卖之地，不知其几。（中略）复有喻曰：长者畜牛，但为醍醐，不期乳酪。群盜抅乳，盛以革囊，多加以水，乳酪醍醐，一切俱失。复有喻曰：牧女卖乳，展转淡薄，虽无乳味，胜诸苦味。若复失牛，转抨驴乳，展转成酪，无有是处。今世之为七言者，比拟声病，涂饰铅粉，骈花俪叶，而不知所从来，此盜牛乳而盛革囊者也；标新猎异，佣耳剽目，改形假面，而自以为能事，此抨驴乳而谓醍醐者也。[24]这里所裁量的诗学，辗转卖乳乃至成糜，指的是七子辈到陈子龙的格调派；群盜抅乳盛以革囊和转抨驴乳，指的是公安、竟陵两派。前者是剽古而伪，后者则是师心自用，其病都可归结为不能正确地对待传统。 不能正确对待传统，不只是诗学的问题，也是整个明代思想、学术的问题，因此钱谦益对诗学的不满也是与对明代学术的怅恨联系在一起的。他对明代学术的堕落痛心疾首，甚至将明代亡国也归咎于学术之坏，具体说就是肇端于宋代的儒林、道学之分，导致了经学的八股化和道学的庸俗化：“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师。驯至于今，辁材小儒，敢于嗤点六经，呰毁三传，非圣无法，先王所必诛不以听者，而流俗以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挻而起”[25]。为此他平生最痛恨“俗学”，即“制科之帖括”和“剽贼之词章”[26]。自从上公车时获闻唐宋文章于李流芳，他找到了学术和文学的努力目标，从此明确了自己的道路[27]。他的诗集从泰昌元年（1620）九月开始编录，可以看作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标志。这是他回顾自己创作道路所作的总结——从轻信、盲从到惊醒、悔悟乃至改道的过程，被结束于万历以前，此后他便以通经汲古之说排击俗学，同时举起了宋诗的大纛，推崇陆游，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对明代诗歌的流弊进行清算。 钱谦益诗文中的大量议论表明，其诗学的出发点在于横扫明代诗风的流弊。钱谦益对明末诗坛的批评，学界已有评述，尤以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举最为明晰，无须更赘。这里我想补充并强调的一点是，明末诗坛大多是门户之争和互相攻击，很少有像钱谦益这样独立地对明代诗学展开全面批判的。在崇祯十三年（1640）作的《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其二就写道：“一代词章孰建镳，近从万历数今朝。挽回大雅还谁事，嗤点前贤岂我曹？”[28]面对万历以来的诗坛流弊，他慨叹无人挺出而挽狂澜于既倒，欲以一身任之。他本来是有这个能力和条件的，可惜随着仕途多舛和年事日高，更兼易代之际的出处失据所招致的尴尬处境，他再也没有登高而呼的自信和勇气了，友朋往来书札中一再对文坛盟主的地位表示谦退。只不过在当时，除了他诗坛再没有能号令群从的人了，面对诗坛拨乱反正的迫切要求，他不能不以“粗知古学之源流、文章之体制，与夫近代之俗学所以偭背规矩者”[29]，而挺身为前驱。我认为牧斋诗学的所有理论问题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基于作为文坛盟主的责任感。 明代的诗学主张，与宋元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们本身是堂堂正正、无可非议的，不像唐宋人的某些主张，出于矫枉过正，往往不无偏颇。明人提出宗法汉魏、盛唐，学杜甫，都是严羽所谓取法乎上的正法眼藏。问题是模拟过甚，失其本心，遂成伪体。钱谦益在《徐元叹诗序》中曾感叹： 自羽卿之说行，本朝奉以为律令。谈诗者必学杜，必汉魏盛唐，而诗道之榛芜弥甚。羽卿之言，二百年来，遂若涂鼓之毒药。甚矣，伪体之多，而别裁之不可以易也。[30]由这种判断出发，拨乱反正的首要问题必然就是别裁伪体。所以他在带有传衣钵色彩的《古诗赠王贻上》诗中谆谆告诫年轻的后辈诗人王士禛：“伪体不别裁，何以亲风骚？”而他所以将批判明七子以来的模拟作风作为主要目标，不仅因为七子辈的盛唐体和学杜是最大的伪体，而且晚明诗学的消长也都根于对前后七子拟古作风的态度。正像他在崇祯七年（1634）作的《黄子羽诗序》里指出的：“近代之学诗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称汉魏、称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汉魏、盛唐而已矣。自弘治至于万历，百有余岁，空同雾于前，元美雾于后，学者冥行倒植，不见日月。甚矣，两家之雾之深且久也！”[31]为此，他别裁伪体的策略首先是挖掘复古思潮的理论根源，其次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前者表现为由排击王、李而上溯严羽，后者则通过对杜甫的注释和研究来实现。 众所周知，明代格调派“诗必盛唐”的观念立足于高棅的“四唐”说，而高棅的初盛中晚四唐又渊源于严羽《沧浪诗话》。于是钱谦益的别裁伪体首先从严羽开刀，他为陈允衡作《诗慰序》，有云： 古学日远，人自作辟邪。师魔见蕴，酿于宋季之严羽卿、刘辰翁，而毒发于弘、德、嘉、万之间。学者甫知声病，则汉魏、齐梁、初盛中晚之声影，已盘牙于胸中。佣耳借目，寻条屈步，终其身为隶人而不能自出。[32]“古学日远”暗示了当今流行的都是“俗学”，在此被圈定的严羽、刘辰翁自然就是俗学的源头。钱谦益对严羽的诗学简直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甚至序周亮工《赖古堂集》提到周刻严羽诗话，也一反撰序引乡贤以为重的常规，顺便抨击严羽一通： 沧浪之论诗，自谓如那吒太子，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而未尝探极于有本。谓诗家玲珑透彻之悟，独归盛唐。则其所矜诩为妙悟者，亦一知半解而已。余惧世之学诗者，奉沧浪为质的，因序元亮诗而梗概及之。若其论诗之误，俟他日篝灯剪韭，抵掌极论，而兹固未能悉也。[33]反对强分初盛中晚并不是钱谦益的独家意见，而是诗坛相当一部分诗人的共识，除了前文引用的魏裔介之说外，余怀在《甲申集·明月庵稿》自序中也曾说：“唐以诗取士，三百年山川英秀之气递有所钟，而强作解事者，又分初盛中晚，自我观之，初盛岂无枯累之什，中晚亦著浑沦之篇，要其格调高卑因人以定，匪因时也。”[34]这只是强调初盛中晚各有所至，不可一概而论，而钱谦益反对严羽、高棅等强分四唐，并独宗盛唐，目标其实是在解构唐诗的独尊地位，承认宋元诗的价值。他在《题徐季白诗卷后》明确表达了这一点： 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支离格律，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愍者。[35]作为墨守严羽、高棅之说的一个例证，《列朝诗集小传》曾对林鸿的创作加以批评：“膳部之学唐诗，摹其色象，按其骨节，庶几似之矣。其所以不及唐人者，正以其摹仿形似，而不知由悟以入也。”[36]如此表面地模仿唐诗，只会招致两个恶果，往浅里说是风格单调，千人一面；往深里说是舍本逐末，丧失诗歌创作的生命力。因此《自课堂集序》说： 余读世之作者，户立坛墠，曹分函矢，人和氏而家千里，彬彬乎盛矣。繁声缛采，骈枝骊叶，以裨贩为该博，以剽拟为侧古，买菜求益，嚼饭喂人，其失也罔；幺弦促节，浮筋怒骨，发声音于蚓窍，穷梦想于鼠穴，神头鬼面，宵吟昼厌，其失也诞。要而言之，雕花不荣于春阳，涔蹄不归于邛浦，核其病源，曰无本。[37]“无本”正是明诗“伪体”的致命要害，因此别裁伪体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治本。《徐元叹诗序》感叹“伪体之多，而别裁之不可以易”，又强调别裁伪体的前提是“必有以导之”。即破除伪体首先必须有正体为引导，不树立能为人景慕、遵循的正体，伪体就无法驱除。那么正体又在哪里呢？前文提到《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批评严羽“未尝探极于有本”，这个“有本”正是他针对“无本”而树立的正体。他说：“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轖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38]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也引邓韨“言之必有伦，而不苟陈之于世”的大段议论，“以见前辈有本之学如此”[39]。这从古代诗歌创作和前人的诗论所总结出的“有本”，与《胡致果诗序》所谓“其根柢则在乎天地运世、阴阳剥复之几微”的“根柢”一样[40]，无非都是有为有感而作的意思。序作于顺治十一年（1654），翌年钱谦益在《答徐巨源书》中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文学主张： 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何谓反经？自反而已矣。吾之于经学，果能穷理析义，疏通证明，如郑、孔否？吾之于史学，果能发凡起例，文直事核如迁、固否？吾之为文，果能文从字顺，规摹韩、柳，不偭规矩，不流剽贼否？吾之为诗，果能缘情绮靡，轩翥风雅，不沿浮声，不堕鬼窟否？虚中以茹之，克己以厉之，精心以择之，静气以养之。如所谓俗学之传染，与自是之症结，如镜净而像现，如波澄而水清。于是乎函道德，通文章，天晶日明，地负海涵，彼欲以萤火烧山，蜉蝣撼树，其如斯世何，其如千古何？[41]这里的关键词“反经”，出自《孟子·尽心下》：“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在当下的语境中，反经也就是反本，他在《列朝诗集小传》就用了反本的说法：“自闽诗一派盛行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柔音曼节，卑靡成风。风雅道衰，谁执其咎？自时厥后，弘、正之衣冠老杜，嘉、隆之嚬笑盛唐，传变滋多，受病则一。反本表微，不能不深望于后之君子矣。”[42]这也可以说是当时诗坛的共识，我在另文中曾引用的李中黄《逸楼四论》的议论便与牧斋有相通之处[43]。反经的终点既然是“无邪慝”，具体到诗歌，也就归结于“思无邪”的道德追求，即回归到传统诗教的伦理根基上来。事实上，反经和反本的理论驱动力是十分强大的，它不仅使诗歌理念回归到诗歌的开山纲领，即所谓“导之于晦蒙狂易之日，而徐反诸言志咏言之故，诗之道其庶几乎？”[44]同时还将上古诸多诗学话语整合起来： 师乙之论声歌也，自歌《颂》歌《雅》以逮于歌《齐》，各有宜焉。自宽柔静正，以逮于温良能断之德，各有执焉。清浊次第，宫商相应，辨其体则有六义，考其源则有四始五际六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古人之学诗者如是。今之为诗者，不知诗学，而徒以雕绘声律、剽剥字句者为诗，才益驳，心益粗，见益卑，胆益横，此其病中于人心，乘于劫运，非有反经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则终于胥溺而已矣。[45]尽管我也同意前辈学者的看法，钱谦益论诗集明代反主流诗观之大成，破多于立[46]，但我仍认为钱氏“立”的份量是很大的。在诗学的拨乱反正时期，诗坛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诗歌创作的立足点问题，钱谦益的诗论由批判“无本”到推崇“有本”再到主张“反本”，澄清了诗歌创作的观念问题，奠定了清代诗学展开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的重要贡献。郭绍虞曾摘举钱谦益集中诸多论诗文字，指出“牧斋论诗，与七子竟陵有一个绝大的分别，即是他只从诗之内质与外缘上着眼，而不在诗之格律意匠上着眼”[47]；张健将钱谦益与七子的区别概括为性情优先与格调优先，都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这毕竟不是钱谦益提出的命题，“反本”才是钱谦益的理论命题，我们可以由此进入他的诗学统系中。因为反本关注的首先是诗的本质和功能方面的问题，即所谓“解驳形相，披露性情”[48]，钱谦益诗论提出的重要诗学问题，如《爱琴馆评选诗慰序》以情、志、气为作诗之三要素，《赠别胡静夫序》提出读书博学之说，《季沧苇诗序》谓有真好色、真怨诽，斯有真诗，《题杜苍略自评诗文》以灵心、世运、学问论诗歌的发展，都与此相关联。 当然，在经历易代之后，儒家伦理传统的失坠已不是文学最突出的问题，士大夫群体的思考早已超越明代放荡风气的层面而上升到民族文化存亡的高度，面对这样的历史语境，钱谦益的主张显得有点空洞而迂远；而模拟诗风在当时更已是过街老鼠，为诗坛所唾弃，他的批判因而也不具有震聋发瞆的意义；在作家评价方面，因真伪问题往往与出处联系在一起，钱谦益道德上的污点也使他的发言疲软无力。所以钱谦益对清初诗学观念的实际影响，也许真像彭维新说的不是那么大，我感觉他的真正影响是在鼓吹宋元诗尤其是陆游诗，从而引发诗坛的祧唐宗宋风气，最终带来诗风的变异。这一问题论者多有触及，但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
[1]程嘉燧《牧斋先生初学集序》：“盖先生身虽退处，其文章为海内所推服崇尚，翕然如泰山北斗。”《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2224页。[2]凌凤翔《牧斋初学集序》，《牧斋初学集》，下册第2230页。[3]吴伟业《定山堂诗集序》，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首，光绪九年龚彦绪刊本。[5]彭维新《刘杜三诗集序》，《墨香阁集》卷三，道光二年家刊本。[6]前者如蔡仲翔、黄葆真、成复旺合著《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后者如邬国平、王镇远合著《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7]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湾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129页。[8]裴世俊《钱谦益诗歌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221页。[9]王英志《钱谦益的“诗有本”说》，收入《清人诗论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10]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台北国立编译馆1994年版，第87-98页。[11]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57-327页。[12]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307页。[13]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45页。[14]丁功谊《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200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5]此外涉及钱谦益诗学的著作还有李丙镐《钱谦益之文学理论》（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80）、李世英《清初诗学》（敦煌出版社，2000），期刊论文的综述可参看王顺贵、黄淑芳《20世纪钱谦益诗学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及吴倩编《二十世纪明代诗词研究索引（二）》（《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1辑，学苑出版社，2005）。[16]参看蒋寅《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论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17]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18]关于钱谦益青年时代受到的各种影响，可参看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第3～6页，杨铁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19]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七《宋玉叔安雅堂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册第763页。[20]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下册第663页。[21]参看王承丹《钱谦益与公安派关系简论》，《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22]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七《题徐季白诗卷后》，下册第1562页。[2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邵宝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271页。[24]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五《鼓吹新编序》，中册第710-711页。[25]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八《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中册第851页。[26]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从游集序》，中册第851页。[27]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九《答山阴徐伯调书》，下册第1347页。[28]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一七，上册第601页。[29]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八《复徐巨源书》，下册第1325页。[30]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二，中册第924页。[31]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二，中册第925页。[32]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五《爱琴馆评选诗慰序》，中册第713页。[33]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七，中册第767-768页。[34]余怀《甲申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抄本。[35]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七，下册第1563页。[3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高棅传，上册第180页。[37]程康庄《自课堂集》卷首，山右丛书初编本，民国二十六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出版。按：此文不见于牧斋《初学集》《有学集》收录。[38]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七，中册第767页。[3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邓韨传，下册第422-423页。[40]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八，中册第801页。[41]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八，下册第1314页。[4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高棅传，上册第181页。[43]参看蒋寅《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论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44]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二《徐元叹诗序》，中册第924页。[45]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娄江十子诗序》，中册第844-845页。[46]朱东润《述钱谦益之文学批评》，《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页；钱仲联《清人诗文论十评》，《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5页。其门人裴世俊也持同样见解，见《钱谦益诗歌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4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57-458页。[4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下册第517页。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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