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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想的是李密和翟让。起初是翟让率领的队伍大，李密前往投靠。帮翟让谋划方略，联络各方，很多人都被说服，前往投靠。翟让自以为不如李密，于是推举李密为主。两人合力打了不少仗，取了不少胜。尤其是收纳了不少文臣武将，那帮英雄后来投唐，如徐世勣、魏征、秦叔宝、程知节、王伯当等等，先后立下大功。但是随着事业发展，翟让的一些亲信就开始不再信任李密，甚至建议翟让除掉李密。翟让当然没有听从，但是有人把密信报告给李密，李密就留了心。趁着翟让不备，杀了翟让，并了他的队伍。这当然除了李密的后患，但也为李密的失败埋下伏笔。因为他手下不少人本来就是翟让的好兄弟，很多人因此颇不自安。所以到后来李密被王世充战败，就有些兵败如山倒。从这个角度说，“师克在和”。内部团结才可以打胜仗。再从李密的角度说，“私心害公”。你有私心，别人也有私心。《阿房宫赋》所谓，“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说白了人人都有个私，关键看你把你的私怎么放。如果只顾一己之私，早晚就会被抛弃。隋炀帝的失败也在于此。可以说隋炀帝的失败略与秦同。杜牧概括说，“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导致秦灭亡的最直接原因是所谓戍卒，其实戍卒本身就是士兵。换句话说，秦亡亡在自己的士兵。，隋亡其实也在于其士兵。表面看是因为隋炀帝穷奢极欲、穷兵黩武，三征高丽，甚至还曾想四征。征讨高丽就需要内部征兵，隋炀帝征兵还特别多。征的兵多吃粮就很多，导致运粮负担非常重。由于路途遥远，首战高丽伤亡惨重，很多人就拒绝当兵，拒绝运粮，于是就逃亡。而隋炀帝的法令严苛，凡是不死在前线而逃亡者，被抓到之后一律砍头，毫不商量。从隋炀帝的角度说，这是必然的，权威所在，令行禁止。但从士兵的角度看，他们不愿去送死。两害相权，横竖是死，死在官府刀下不如反戈一击。于是如隋唐演义描写的情形，三十六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天下大乱。秦呢，陈胜、吴广俩人核计的也是这件事，“等死，死国可乎？”没把士兵安抚好，执法严苛，王逼兵反，这就是秦与隋亡的共同原因。他们之所以会把自己的士兵给逼反了，表面看是因为执法严苛，骨子里还在于私心太过。把一己之私放在天下人面前。马文举数帝罪曰：“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过，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我的看法，这就是所谓的“违天不祥。”君应以民为天，隋炀帝一意孤行，违背民心民意，败亡就是必然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而在导致他们败亡的途径上，秦与隋还有相同或曰相通处，那就是顶层惨遭蒙蔽。秦二世被赵高蒙蔽，当时山东大乱，陈胜、吴广、项梁、刘邦等队伍扩张地盘，攻城略地，形势严峻。秦二世所听到的只是些小几个蟊贼，不足为患，大好河山还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该干嘛还干嘛。隋炀帝呢，被虞世基、封德彝等人蒙蔽，根本听不到真情实况。比如，东都洛阳被李密攻打，战况吃紧，他儿子越王侗派元善达冒死送信到江都求救，称“李密有众百方，围逼东都，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归，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云云。因欷歔呜咽，炀帝为之改容。但虞世基进曰：“越王年少，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炀帝乃勃然怒曰：“善达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经贼中向东阳（治今浙江金华县）催运，善达遂为群盗所杀。是后人人杜口，莫敢以贼闻。你看看，虞世基聪明吧。他帮助分析得好啊，你说李密围困严密，你元善达怎么来的？隋炀帝一听，冲冠一怒，小人胆敢耍弄于我。别跟我胡扯，去催粮去。大家一看，实话不能说，谁说谁吃亏。听不到实话，再做决策，能高明吗？而他们之所以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大概是源于所谓的“神圣自尊”之心理吧。当最高层自我感觉特别好时，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就开始了，距离败亡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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