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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概常有一种“紧迫感”，要把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做到并尽力做好。最近与精神障碍这一群体（主要是抑郁症）有些接触，就想说点什么，甚至如果可能的话，让这一“说点什么”成为“做点什么”。近些年透过媒体的陈说，我们大体都知道抑郁症的表现包括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运动抑制等。有位抑郁症患者总结了三个“一样多”：吃饭的剂量和吃药一样多，住院的时间和在家一样多，去医院的次数和去单位一样多。但另一方面，是否所有的表现都要被“扣上”这些症状的“帽子”呢？翻阅“好大夫”上公开的抑郁症患者与精神科医生的交流记录，有位家长认为子女每天提电脑回家（怕同事看到其病情）、不让亲友发布有关抑郁症的消息、爱购物等都是疾病症候如敏感等的体现，但医生指出：电脑不重，提就提了；他发他的，不碍你事；购物是年轻人的普遍现象。与之类似，当这样的新闻标题出现——“一男子持刀伤9人，含2名民警，警方：系外省市在册精神病人”，预先就认定了伤人的原因为“精神病”，而不存在其它可能，即使已有“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行为发生率并不比正常人高”的统计学证据。帕森斯提出了“病人角色”（sick role）的概念，意即病人成为当事人的主导角色，他有得到照护的权利，也有康复起来的义务。上面的例子启发我们，病人角色可能导致“病人”标签的扩大化，或可称为疾病的晕轮效应。换句话说，精神疾病成为建构我们认识的框架，决定了我们的叙事导向。这让我们想起了《精神病房里的正常人》(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里的结论，不过这里的主体不是医生，而是焦虑的家属：医生其实并不能在精神病院里区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而且还存在在治疗时将病人标签化的危险性。——类似于安慰剂效应，“精神障碍”的标签已经设定了情境定义的前提：只要他是一个“病人”，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全部是“有病”而需要治疗的，反之，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个体差异的表达。对抑郁症患者而言，其病人角色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痛苦”。“得益于”媒体的报道，“痛苦”也成为外界感知抑郁症的一把钥匙：有人言，这是一种比癌症还要可怕、却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似乎“痛苦”成了抑郁症患者最核心的界定，甚至会成为患者“优越感”的来源：一方面，“你”不懂，“你”没法理解，我比你“苦”，这让我在道德体验上占据“高位”，成为“甜的苦”；另一方面，即使在患者群中，病情感知（“你没我重”）、病程长短（“你才几年”）、疾病类型（双相vs单相）都可能导致病人围绕“痛苦”而产生的分化与分层。理解抑郁症群体的痛苦体验，“身体”或者说“躯体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在身体社会学看来，“身体是心灵、知识、理性的载体”，“也是个体实践和社会建构的统一”。身体被认为“渗透自我意象，承载着符号意义”，是社会见之于个体的载体与路径。通常认为，“躯体化是应对苦痛的合理适应性反应”。虽然从社会文化来看，躯体化精神障碍有其合理性，但对病人却可能意味着一场影响深远的危机。疾病在让身体“显形”（“身体好就是能够忘记自己的身体”）的同时，也意味着病人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权，进一步，还可能经历认同层面的“自我的丧失”。很多文章都提到，患者先去心内与神内等科室检查，等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病变后，才会去精神科检查。从这个意义上说，抑郁症患者经历的自我丧失同时存在于身体和心理两个层面。提到抑郁症患者的身体体验，自残是一个重要的范畴。有患者表示，采取包括撞墙、扇耳光和划胳膊等在内的自残手段的目的，在于惩罚自己、转移疼痛、觉知清醒等。这样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否也传递出当事人对规训的身体(disciplined body)的抗议和对交往的身体(communicative body)的呼唤等诉求？反复被表达的痛苦，可能是源于述情障碍(alexithymia)（“情感表达不能”或“情感难言症”），所以在另一端，我们经常会看到“钟形罩”“深渊”“黑狗”等譬喻来把抑郁症带来的痛苦具象化。但在引发人们同情（有点“施舍”的味道）或同理的同时，“痛苦”也可能将病人与大众隔离开来而不是拉进彼此。或许正是为此，b站上有一段视频，某大二学生患了抑郁症，班主任去探望她的目的，是建议其退学，“回家考个大专，出来找份轻松的工作，就挺好的。”“痛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吉登斯认为在西方，自杀是出于两种动机：罪感和耻感。与之类似，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他们的生活沉浸在两类痛苦之中：羞惭和羞耻，前者是道德性的“脸”，后者是社会性的“面子”。所以在精神科的宣传栏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生理—心理—社会（—灵性）的多位一体治疗模式，因为抑郁症患者的痛苦是多维的。客观来说，面对病人围绕“痛苦”的主诉，不同的人群会给予不同的回应：医生可能会让病人反复陈说与确认痛苦，这在力图让病人去标签化的心理医生看来是对负面体验的强化，而当患者群会让这种痛感蔓延开来时，身边人却可能无法体会与回应。就其功能而言，“痛苦”也可以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即使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在凯博文教授的调查中，有位患有抑郁症的牧师把痛苦当做警醒自我和净化灵魂的方式，是他道德生活的一部分。最后，动态来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抑郁症患者的痛苦可能会从愤怒的痛苦，转变为麻木的痛苦。前者会质问“why me? what did I do?”，后者则如一汪死水、一口枯井。仿佛一个倒下的拳击手，从挣扎着努力着要站起来，到静静等待着“1、2、3……10”的结束。污名抑郁症的根基通常在于“正常”二字。“正常”地生活是社会运转的基础，也因而成为对个体的期待，若脱离常轨，那么在无所不包的全景敞视监狱中，“生的权力”就会介入，通过把“不正常”的人界定为需要矫治的病人而重申其控制的权威。近年来，“微笑抑郁症”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线。相比于通常的抑郁症表现，这类患者的掩饰倾向更强烈，也就意味着他们经受的自我分裂（人前的“正常”与人后的“不正常”）可能更突出。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有位患者告诉身边人他要住院的决定时，大家都很不解，认为现在是他“最好的时候”，但患者自己却认为“一点儿都不好”。有人对此分析说，别人看到的只是患者（愿意）展现出来的那一面，好不好应根据患者的自我判断，毕竟“别人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也正因此，所以有时候医生会感觉与这样的病人“有种疏离感”，而这可能“源于成长过程中真实的自我跟'别人眼中的自我’的'剥离’”。说起“正常”，十有八九就会想到“污名”。我们太了解这个概念了，也太熟悉去标签这样的赋能策略。但另一方面，患病带给患者的也可能是享受的“疾病获益”，即从得病中取得的“好处”，比如可以放松、收到关心等。现实中，有患者在患病初期，与周围的人会有一段“蜜月期”，即大家纷纷表达关心与安慰，但假以时日，旁人都会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而患者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并及时调整互动模式，其诉苦和求助就可能遭到拒绝与排斥。虽然病程的延续伴随着行事的改变，但其实患者都是被当做了“一段病例，一个心理学类别，一种疾病，一种综合症状和一种相应的治疗措施”，他从“活生生的体验”（lived experience）中被抽离出来，得到同情的是他的疾病，遭到厌恶的也是他的疾病。有学者调查过“追毒者”，即故意感染HIV的人群，有位受访者表示，“我终于得了艾滋病，我就快要死了”，作者指出，当事人“无法忍受精神障碍带给自己的痛苦，会依赖快速强烈的缓解症状的方式，行为上出现成瘾和失控，造成精神状态的进一步恶化。”——显然，“放纵”这样的“获益”只会进一步加剧他的“污名”处境。通常认为，抑郁症严重时会出现自杀倾向甚至行为，比如有患者表示他目前好奇也期待压“死”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模样。但也有患者会对父母说“不是我死，就是你们亡”“咱们一起死吧”。这究竟是患者无法控制的疾病表现，是稀释痛苦的“非理性”策略，还是在放弃自我责任而无端发泄？比如牛奶咖啡所唱，“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到底是把抑郁症患者当做更“脆弱”的人群，还是视其“渴望被触摸”的诉求为正常的表达？可能永远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然而，从较为激进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都无法断言究竟是谁“病”了、无法区分到底谁是“正常”的。史蒂文·赛德曼指出，疾病意象有时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面对这种可能的威胁，社会通过精神病学的介入而“将这种病确立为一种社会身份，并将个人置于其制度的支配之下”。典型例子就是凯博文教授观察到的六七十年代，国人通过躯体化的神经衰弱症来“曲径通幽”地表达内心冲突和困扰的方式。但同时，抑郁症等疾病或许也在推促我们去了解“个人和集体的道德生活”，就此可以发问的是：如果在一个惯用工具理性来粉饰价值理性的时代，那么那些被“甩出”马拉松的人再也跟不上队伍（图海纳的譬喻），到底是不能回归主流，还是不愿回归主流？换句话说，如欧阳文风所言，“清楚知道自己为何而活，了解自己为何来到人间。「为何」是一个比「如何」更重要的问题，知道为何，方才可能面对如何”，相比于要不要回到马拉松比赛中，可能这个队伍值不值得追随下去，也同样重要。照护（care而不是caregiving照顾）慢性病人和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属属于“隐形的病人”，他们同样会经历“生命历程的破坏”。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父母来说，他们尤其需要重构自己的教养逻辑和代际互动。通常情况下，抑郁症患者家属对待病人的光谱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行动策略：一种是“对着干”，一种是“顺着来”，这两种一般都还伴随着“看得严”。前一种，病人“折腾”，换来的是家属的指责，这通常是家属通过“牺牲性投入”来积累道德资本的过程；后一种，家属由于家人生病而重塑了其价值观念，认为“活着就好”，但“顺应”（更多地是合作）和“顺从”（更多地是妥协）的界限并不分明。“看得严”一方面是对抑郁症患者的“最后一道防线”，病情严重的病人的病历本上总有“家属24小时陪护防意外”的医嘱；另一方面，家属的看陪也可能会引来病人的反感，反感的原因在于，病人认为“自己重要的需求、情绪、经历的事情被否认”，“他们在生活中重复体验着不被理解的情节，这种不被理解像是一种创伤……他们当下重视的事情是重要的，他们的情绪、冲动、所做的一切努力还有所承受的痛苦有着某种抗争意义，他们坚持着某些东西，也许从未有人理解过他们。”——这或许与抑郁症本身的痛苦难以感同身受有关，也与过度医疗化视域下病人的标签化和病理化有关。在这种情境下，家属的反应往往是比病人更焦虑地希望其康复，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都做过了；北京、上海、南京，都去过了；院长、教授、主任，都找过了——你怎么还不好呢？然而，对“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期待往往带来的是“强弩之末”“无可奈何”的失望、不满与指责。“慢功夫”的治愈能否倒逼快节奏的生活做出调整？这背后隐含着个体对于社会的反抗。与此同时，也有医生认为家属是或者说接近于是病人“最好的医生”，因为他们最了解病人的病情，也积累了最适切的治疗经验。都说“久病成医”，当成医者是家属时，他们的行事动机是什么？是家庭成员的责任，是亲密关系的陪伴，是对其“好起来”的期待，还是因为“唯一的依靠”？由此带来的一个议题是，在医患关系中，病人家属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一方面是医生的“经理人”，一方面是患者的“代言人”，于是医患关系成为一种“三角关系”，对于通常认为发病诱因与原生家庭有关联的抑郁症而言，家属在其中发挥着杠杆的作用。虽然是一家人，但情感联结与伦理道义并不会天然生长在家庭之中，特别是在这个趋向于个体化的社会。所以我们或许仍有必要提倡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这种类似于某种合作个体主义的“我们感”（贝克）。但是，“有效”（或者加上“效率”）只是这一伦理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深厚而绵长的人文关怀。电影《梅艳芳》中，梅姑在张国荣自杀后哭着说：“你不舒服为什么不跟我说？”，而一家精神康宁医院的墙壁上写着这样两句话：“多听患者说几句，多对患者讲几句”——搭建起“身体-心理-社会-灵性”四位一体的共同体，“已有的去珍惜，没有的去争取”，让我们一起抗郁，一起沐浴阳光，一起坚持下去，做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的好朋友。最后想说说理解和治疗精神障碍时，除精神医学之外的另一种思路——心理学（P.S. 这部分引用的内容比较多）。现在针对精神障碍群体，心理学已经分化出了精神分析流派、认知行为疗法、行为激活疗法、正念认知疗法、接纳承诺疗法等视角。但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也对心理学（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的进路提出了质疑，焦点集中在认为心理学的个体取向掩盖了社会等超个人因素的、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力量，例如：在社会学家赛德曼看来，有关疾病的诸种心理学理论成了一种把责任置于患者身上的有力手段。
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和里弗斯认为，道德经验是理解个人及其所处环境的关键。自我认知不只是关于个人的心理状况，也包括他的社会和政治的身份地位，特别是关于道德经验中具体的紧张局面和冲突的认识，所以生病是因为道德观念的紊乱。哲学家列维提出生活的灰色区域概念，在灰色区域里普通男女最终会做恶事，灰色区域就是地方的文化环境，在这里，不只是病理因素，而且道德准则和标准也制造恐怖和悲哀。心理咨询师徐凯文感到，心理咨询更需要面对时代进程中出现的普遍问题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如“空心病”，即受害于一种强烈的社会价值观，即人生的目的只是追求金钱、地位，学习和工作只不过是追求这一目的的手段。我接触过一位家长，她说孩子表示药物啊物理啊治疗都不管用，他的病根在心里，但这位家长并不以为然，也没有给孩子预约心理咨询。当时受环境所限，并没有询问她为什么，但我想那位家长多多少少对于心理治疗这样“空”“玄”的方法不太信任，也就是有点唯科学的倾向。现代化或者说世俗化的进程使讲究理性的科学战胜了根植于地方性知识和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作为集体意识的构成，经验的传递是社会团结的保障之一，也是传统权威的根基所在。到了今天这个法理型权威主宰的社会，我们怀疑或者说不屑于基于高质量人际关系所建构的经验的有效与意义，而把“科学”“理性”等作为了裁判叙事的标尺。就如（价格）对农民（工）并不友好的高铁（相比于绿皮火车）代表了速度却丢失了温度一样，经验的绵长悠远也败给了科学的快速快捷。然而事物总是辩证的，好比卡斯特提出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一方面是资本和信息技术重组了全球秩序，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民主运动的抗议。可能当我们走累了、走远了、甚至走丢了，就多少会去拾起那些朴素又珍重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世俗经验约略等同于普特南而不是布迪厄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特别是在初级群体这样充满信念和信任的关系中，我们更能够体验高质量的情感，以应对费夫尔所说的“感情的衰落”（degradation of sentiment）。当然在现代社会，亲密关系的定义也在嬗变，如成伯清所言：既然我们并不能享受和承受“人人朋友，事事分享”（Friend Everyone, Share Everything）的社会网络，转向“动态性群体，选择性分享”（Group Dynamically, Share Selectively）的社会圈子，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回到本小结的主题，我想精神障碍的污名化和治疗难，是否部分在于它往往还是个体道德经验的危机，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反动。在个体化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被迫承担“不由自主的责任”（the compulsion to responsibility），一方面催生出分离式自我（disengaged self），将自己予以客体化，现实中的压力与情感上的苦闷失去了主体间性和反身性，“孤独的人群”出现，“感染”精障的可能也增加了。然而，这一难题的积极意义在于，“生活经验中的非常现实的危机，不只意味着伤害和限制，也意味着潜在的创造性和激励性的变化。”接触了更多的人之后，我发现一个可能并不具有太大普遍性的特点：同求助于精神卫生科医生一样，人们把心理咨询当作了推卸个体责任的一种方式——有诊断证明，说明不是我的错；有咨询师开导，暗示我跟着走就行。也就是说，对于我目前的困境，我不用负责，不用努力，不用经历不亚于躯体症状的心理、道德和精神上的艰难蜕变。虽然医生们反复强调心理咨询是一个长期的而且需要自我改变的过程，但在一些治疗过程中存在显见的惰性和依赖性。对此，一方面，板子当然不能（全然）打在个体身上，在认知能力受损且行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求精神障碍患者迅速做出调整是不现实也是不近人情的。另一方面，既然我们认识到个体的心理症结与时代症候有关，而社会现实又是超越于并且控制着个体的，那我们如何衔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呢？“从存在表面的任何一点，都可放下一支探针，直达心灵深处，结果就会发现，生活中一切平庸肤浅之事，都与有关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的最终决断紧密相关。”“我们需要精心营建生活，为其他人建立他们自己的道德轨道开辟广阔的空间，使他们可以选择构建准则的方法和成为正常之路。反过来，对我们来说，以更主观能动的方法使情感和价值相一致，道德规范会更切实可行。也就是说，嬗变的方向是从我们对周围他人的投人开始，从而引起我们内心最重要的事的变化。”上面这段话的操作——在个体和他人之间循环往复、良性互够——切实而可行。这或许也是我们有能力却未必有定力和心力去做到的。调整是必要的，改变是痛苦的，甚至我们可能都看不到具体的成效（比如变化最终沉淀在了灵性层面，如同《坠入》中一心求死的罗伊所问“Are you trying to save my soul？”），但我想这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吧，因为“唯一我们真正没有选择之时，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可以作出选择”。与此同时，“合作”也是必要的，如施瓦布所言：“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想改变，最好的策略并不是激励我们自己采取英雄主义的行为，而是与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和奋斗目标的人一起努力。”“我们的力量在于通过我们的言行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以便能让他人看到采用不同方式做事的益处。”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信念感”，然而它更多时候好像被作为了“敬业”的代名词，那么“使命感”就是直面残酷的真实的勇气、坚持体面和尊严的承诺、愿意清醒地改变的热忱，和己溺己饥的胸襟，去做“一个有意识、有判断、有志向的、朝着'理想社会’蓝图努力的'好人’”。（不过功力太浅，自己总在犯把禅当药的错误，所以这部分如果引起了观者的反感，诚以致歉）注：文中所有材料均征得当事人同意或已在网络上公开发布。另对所有帮助此文成稿的、不再具名的师友致以诚挚谢意。再三拜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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