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天，两个情节类似，但结果反差巨大的案件在网上被人提出。 同样是夫妻互相伤害，同样是故意杀人既遂，北方某地一位长期遭受家暴的妇女反击丈夫，被判处无期徒刑；  南方一位丈夫将妻子推入河中，并眼看其活活溺死，却仅被判处不到四年的有期徒刑。  主任的前文（《恶性事件的背后秘幸》）已经讲过部分原因。但是，这类现象背后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今天，主任便为读者们讲解这第二重原因。 讲解之前，何主任先要解释两个法律概念。 第一，宗法制，指通过血缘关系亲疏远近来分配权力的制度。 第二，准五服以制罪，指将当事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作为处理纠纷重要考量因素的制度。一般来说，血缘关系越近，上位者欺凌下位者的处罚越轻，下位者反抗上位者的处罚越重。 这两个法律概念/制度是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的法制指导思想，自然对中国人的理念，乃至中国社会的整体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 无论是开头提到的案件，还是日常生活，想必读者们都能对这两类制度有所感受。 然而，这些思想和制度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从事农业生产则需要定居，并对特定土地进行精耕细作，提升产量。 这种背景下，特定地域的人群便容易形成相互之间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家族内部，自然是体力占优势的成年男性客观上地位更高。 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和未成年人，在社会层面的地位也随之降低，甚至长期以来没有独立的人格权，被视为“物品”/附属品。 而在无数执行家长制、宗法制的微观家庭的基础上，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其实也是家族伦理的放大版，纵向、横向主体间的行为准则基本是家庭内部父子、兄弟间行为准则的翻版。 可以说，这些东西是这片土地各个层次、从宏观到细胞一般的小家庭的掌权者凝结出来的。即便引入现代文明，即便践行某理想主义的理念，也难改数千年的传统对这片土地的影响。 就算是最平等、最反古的那十年，“物品”们仍然没有资格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拥有平等的资格和权利，遑论如今。 理解了这些，读者们就可以理解开头的相关判决了。 在这类观点看来，女性是大家长的附属品，是“物品”、“财产”。所有者处置“物品”，自然处罚会更轻；“物品”反抗所有者，处罚则会更重。 更不必说，在如今这个时局下，作为“物品”的女性被定位为社会怨气的蓄水池，宏观层面对家暴行为的干预动机进一步削弱。 正如主任在前文《恶性事件的背后秘幸》中所说，
类似的观点还体现在妇女儿童收买者的处理上。最近一父亲寻亲得成的故事颇有热议，很多人就问到，有买才有卖，为何不重罚买家？ 事实上，拐卖妇女、儿童最高可以判死刑，收买的最高刑期则只有3年有期徒刑。 传统观点看来，买“东西”不算什么大问题，相比之下，拐卖则侵犯了原物主的“财产权”，应当被重罚。 总之，从清、民至今，虽时异势殊，可权力的稳固却依旧一定程度需要传统的加持。法律作为有阶级性的器具，自然会体现强者的意志，作出符合他们意志的规定。 国情民情如此，规则便由此而生。付出和获得，总是互有代价。 西方制度的个人自由，同他们对中下层民众的漠视是一体两面的； 我们制度的无限责任，也同对弱者的物化是一体两面的。 大家长制，家长再怎么凶，终究还是会照顾孩子的； 大老板制，老板无论平常多么洋气、开明，但在大事到来时是不会真心关心员工的。 各种规则开枝散叶撑起社会的运转。这背后的利益衡量自然也是一种极限操作的天平。 任何选择和收益都有其代价，这便是客观规律。现实早已在每个受益背后标好了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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