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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胡寅说：“礼、乐之书，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记》为《礼经》，指《乐记》为《乐经》。其知者曰：'礼、乐无全书。’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诗》与乐相须，不可谓乐无书。”[18] 胡氏以为“乐经”在《诗》中，《周官》《乐记》都不是《乐经》。 明人刘濂也说：“六经缺《乐经》，古今有是论矣。愚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世儒未之深考耳。夫《诗》者，声音之道也。昔夫子删诗，取风、雅、颂一一弦歌之，得诗得声者三百篇，余皆放逸。可见《诗》在圣门，辞与音并存矣。仲尼殁而微言绝，谈经者知有辞不复知有音。如以辞焉，凡书皆可，何必《诗》也？灭学之后，此道益加沦谬，文义且不能晓解，况不可传之声音乎！无怪乎以《诗》为诗，不以《诗》为乐也。故曰《三百篇》者，《乐经》也。”[19]
《乐律全书》 在他们看来，古代诗与乐不分，诗存则乐存，故《诗经》即《乐经》。 对于这一看法，也有持批评意见者。如清陈启源说：“诗篇皆乐章也，然诗与乐实分二教。《经解》云'诗之教，温柔敦厚；乐之教，广博易良’，是教诗、教乐其指不同也。《王制》云'乐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教学其时不同也。故序诗者止言作诗之意，其用为何乐则弗及焉。即《鹿鸣》燕群臣，《清庙》祀文王之类，亦指作诗之意而言，其奏之为乐偶与作诗之意同耳。《序》自言诗不言乐也。意歌诗之法自载于《乐经》，元无烦序诗者之赘。及《乐经》已不存，则亦无可考矣。《集传》于正雅诸诗皆欲以乐章释之，或以为燕飨通用，或以为祭毕而燕，或以为受厘陈戒，俱以词之相似臆度而为之说。殊不知古人用诗于乐，不必与作诗之本诗相谋。（马端临《文献通考》论之甚悉。）如乡射之奏《二南》，两君相见之奏《文王》《清庙》，何尝以其词哉？况舎诗而征乐，亦异乎古人之诗教矣。朱子尝答陈体仁书，言诗之作本以言意，非为乐而作。斯语甚当。及传《诗》，则傅会乐章以立义，与己说相违，此不可解也。”[20]
《毛诗稽古编》 陈氏以朱熹传《诗》与说《诗》的自相矛盾，说明诗与乐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而否认了《诗经》即是《乐经》的意见。 第四种看法以为，《乐经》存在于众经之中。如明黄佐云：“观诸《豫》之象，则雷出地奋，即合乐之律自下而上可知矣。观诸夔之言，则琴瑟下管，即云和孤竹之属可知矣。观诸《商颂》依我磬声，则击石拊石、合于鸣球可知矣。观诸《春秋》万入去籥，则万舞干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大司乐成均之法也。孰谓五经具在，而乐独无传耶？矧夫歌奏相命，声变成方，虽谓之《乐记》之经，可也。”[21] 这是从《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经》《周礼》等所载之言与音乐的联系，来说明《乐经》存在于众经之中。
《十三经注疏并校勘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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