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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非 鱼 又快到外祖母的祭日了。 记忆中的外祖母身材高大端正，说一口拗口的外地话，常年穿一件深蓝色的斜襟罩衫，花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盘成一个普通的发髻，走路精神、干活麻利。小时候，总好奇地问大人为啥外祖母说话的口音和我们不一样，才知道外祖母原是宁夏中卫县人，家里姊妹三个，她是最小的女儿。幼年时，时值民国初期，她的父亲是当地生意人，家里有布匹店、茶叶店、百货店等店铺十多间，她也算是富庶人家的千金。 而我的外祖父，他的母亲离世早，家里兄弟姐妹六个，父亲又不甚吃苦能干，为养家糊口，三个女儿长到十几岁都早早地被嫁出去换成三五斗粮食了，三个儿子到十三四岁，便都各自外出自谋生路。外祖父自小身体孱弱，干不了力气活，好在上过几年学堂，能识字算帐。十九岁那年，他辗转到了宁夏，就在外祖母家的店铺里当跑堂伙计，干一些跑腿打杂的活，由于老实勤快，又识文断字，慢慢地当上了帐房先生。五年后，他以进帐出帐零失误又打得一手好算盘的过硬手艺及本分厚道、对东家一片忠心的良好品行，得到了外祖母父亲的信任和赏识，成了外祖母家所有店铺的管家，外祖母父亲还做主把外祖母许配给了他。当时，外祖母十六岁，比外祖父小八岁。 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舅出生了，那段时光也许是外祖母一生中最幸福舒心的日子。大舅刚满周岁那年，外祖母的父亲在生意中遭人暗算被骗，赔上了所有店铺和家产，竟一夜之间气绝身亡。从此，外祖母在家照顾孩子、赡养母亲，外祖父则在别的店铺当帐房先生，生活捉襟见肘。解放后，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外祖父思乡心切，便携家带口，雇一辆马车，全家往老家搬迁。当时，外祖母才生下小舅四十来天，我的母亲也才只有五岁，马车走到陕西彬县时，车夫嫌路远难行，不走了。外祖父便找了个挑夫，把带着的两床被褥、余下的一点粮食及简单的日用品等家当和挑夫一人一担挑着往回走，十几岁的大舅和十来岁的姨母也各自背着点零碎东西，外祖母则一手抱着才四十来天的小舅，一手牵着五岁的母亲，一家人四天徒步走了一百多公里山路，终于回到了老家周家村。未出月子的外祖母自此落下了一走长路就脚底板烧疼的月子病。 外祖父虽然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家，但对外祖母来说，却是苦难生活的开始。他们回来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没有落脚安家之地。外祖父小时候的家是曾外祖父祖上留下来的一院地窑，有六孔窑洞，十来年前外祖父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舅爷经过外地多年漂泊，带着一家七口回来，对这六孔窑洞进行了维修住了进去。其时，二舅爷家有五个孩子，两个大儿子也都快到婚娶的年龄，六孔窑洞对他们来说也不宽裕。而当时外祖父和外祖母无甚家产，无力另打新窑洞，只能和二舅爷商议分两口窑洞给他们。在极度的贫穷面前，血浓于水的亲情就显得苍白无力了。二舅爷的理由是窑洞是他花半辈子的积蓄整修的，且他的另外三个儿子也都大了，将来娶妻生子也都得在这个地窑坑里，六孔窑洞他家尚且不足，哪能再分出？商议无果，外祖父一家便暂且借住在生产队的一间牛棚里。可一大家人和牲畜共处一室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外祖父又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整天只是长虚短叹。无奈之下，倔强的外祖母去找生产队队长和村长，请求“公家”介入，帮助解决和二舅爷的窑洞分配问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民风淳朴但人们思想封闭，在众人眼里，外祖母这一外祖父“领”回来的外地女人，竟然敢公然找队里村里，状告自己的婆家哥，简直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那段时间，只要外祖母外出，总有人围观且在背后指指点点。但外祖母该干活干活该出工出工，还对孩子们说：“咱是按着理找公家的，又没偷没抢，不丢脸。”最后经队里村里出面，对二舅爷独自占着祖上产业不分兄弟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将地窑坑西边的三孔窑洞分给外祖父一家，但由外祖父付给二舅爷三孔窑洞的整修费。虽然总算是有家了，但二舅爷心有芥蒂，又因着在同一院子里，总是明里暗里地没事找事，两家的孩子们也都别扭着。这时，外祖母倒是豁达大度、不计前嫌，偶尔做顿纯麦面馍便会让我的母亲给二舅爷家端几个；二舅奶不大会做针线活，她便经常在晚上帮着给二舅爷家的孩子们缝制衣服鞋袜。在外祖母一点一滴亲情润无声的潜移默化下，和二舅爷家的关系竟也日渐好转，和睦地在同一院子里生活了二十来年。尤其是二舅奶，和外祖母相处甚好，人前人后地说外祖母热心勤快、性子直爽，没有坏心眼儿。 一九六零年，全国粮食欠收，闹饥荒。母亲和小舅年幼，家里劳力少，外祖父身子骨又不好，在生产队干的都是工分少的轻活，外祖母便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爬四五里山路去对面的山上捡树枝、扫落叶，拾柴火回家烧炕，早上又天不亮就起床，挎上篮子再去一趟山上掐苜蓿拾野菜，回来赶在上工前洗净后，和点玉米面或高粱面煮一锅菜汤给全家人充饥。多年后，母亲回忆说外祖母只要外出，肩上不是扛着铁锨镢头就是担着柴火担子或是背着野菜筐子，她的罩衫肩膀部分总是最先磨破打着补丁。 每年正月，村上都会排练戏曲节目，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这些临时演员都是有点文艺才能的社员，不要求多专业，能自娱自乐就行，但在排练和演出期间，却给每人按男劳力算工分。为了多挣点工分换些口粮，外祖母凭着小时候在娘家经常听戏的基础，经过自己在家干活时的轻声练习，竟连续多年成了村上秦腔戏曲演出的骨干分子。姨母和母亲也在外祖母的耳濡目染下参与跑龙套之类的配角，挣点半个人的工分。 尽管日子艰难，但外祖母还是努力供养孩子们上学，她坚信只有上学念书跳出农门才能使她的孩子们不再受她所受的苦，才能改变命运。据母亲说，她和姨母上高中的时候，学校在距家二十里外的牛家沟圈村，须每周回家带馍住校，外祖母便对全家每周的口粮精打细算，烙些高粱面饼子或蒸些玉米面窝头让她们带上。在她上高二的那年冬天，常年的辛苦劳作加上食不裹腹，外祖母得了严重的胃病，经常心口疼得浑身出汗、睡在炕上打滚，都没钱买二分钱一片的止疼片，且只要疼痛稍缓就又下地忙活去了。周围邻居都知道外祖母的不易，便有人劝她让姨母和母亲别再念书了，说女娃娃将来总要出嫁成别家的人，念书有什么用？还不如回来给家里干活挣工分。可眼光长远的外祖母不为所动，她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就是要让姨母和母亲好好念书，将来不再像她一样累死累活地在生产队干体力活，而能像周家街上百货商店的女店员一样过得轻松、活得体面。靠着外祖母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毅力，姨母和母亲都读到了高中毕业。在文盲居多的那一辈人中，能高中毕业的女孩子真的是凤毛鳞角，最后，姨母当了国营企业工人，母亲则成了一名小学老师，小舅也在家承包工程、办预制厂，成了农村最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在母亲一生优秀教师奖状拿到手软的教学生涯中，她常说自己严谨的教学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外祖母多年来的言传身教。 上世纪八十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大舅已成家生子，和外祖母分家了，姨母和母亲相继出嫁，年近六旬的外祖母便和外祖父一起种着队里分的五亩多承包地，种着小麦、玉米、荞麦等粮食作物，家里的生活状况得到好转，不再为吃穿发愁，但是和大多数村里人一样仍然没有经济来源，平时连打油量盐的零用钱都常常凑不起。慢慢地，脑子活络的人便开始利用农闲时节做一些小本生意。闲不住的外祖母经过上街考察，也做起了赶集卖凉粉的小生意。 那时候，没有现在熬制凉粉的豌豆粉，也没有制作机械，都是纯手工制作，是个很费事的体力活。外祖母通常会在周家乡逢集日的前两天开始准备，将去皮的荞麦颗粒拣净，晚上睡觉前用温水浸泡。第二天中午，先将吸水变软的荞麦糁子捞出控净水分，倒在案板上，然后用一小型的腌菜罐子使劲来回碾压，待压成糊状后，倒入装满清水的水桶里，搅匀，再用细箩过滤去渣，后将过滤后的乳白色荞麦汁倒进大锅里，大火烧至沸腾，再用文火慢熬。那时，烧火的燃料都是扫回的落叶和庄稼秸秆，一般都是小舅或外祖父坐在灶膛前烧火，外祖母则立在锅台边，双手执一根长长的擀面杖一刻不停地搅拌，防止粘锅烧焦。熬制一小时左右，待锅里的凉粉液晶莹透亮、粘得快要搅不动时，凉粉就熬成了，这时，天也就快黑了，外祖母会快速地将凉粉液舀进事先准备好的搪瓷盆里，放在院子里的凉地上，且一边不断挪动凉粉盆的位置，使之快速冷却凝固，一边收拾整理第二天赶集卖凉粉用的各类调料、桌子板凳、挡太阳的自制凉篷等家具。 第二天，外祖母会早早起床，安顿一家人吃过简单的早饭后，赶紧收拾着，把凉粉盆和各类家什搬到架子车上，拉到二里外的周家街上摆摊开张。那时候，七八岁的我也跟着外祖母卖过凉粉，一碗凉粉一角钱，且两盆凉粉赶在下午集散前不一定能卖完，剩下的，外祖母会切成凉粉条，晾干以后给我们当零食吃或再用开水泡软拌上调料当菜吃。偶尔逢集日遇上雷雨天气，那么，全家人两天内就只能顿顿都只吃凉粉了。 如此十来年后，外祖父因病离世，外祖母也已年逾七十，由于长年累月地双手浸在冷水里淘荞麦、碾糁子、搅凉粉，胳膊疼得做不动了，且患上了眼疾、风湿性关节炎、慢性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经母亲和舅舅的劝说，她再没有赶集卖凉粉，只在家里做些日常家务活。但她仍是闲不住的急性子，洗衣做饭、扫院喂猪，甚至下地锄草，样样活都干，偶有儿孙早上贪睡晚起，她便大为不悦，边扫院边催促，教训一些早起的鸟儿有食吃之类的古训。 几年之后，外祖母的身体每况愈下，整天咳嗽不止，晚上几乎不能入睡，寻医问药不见好转。2006年2月，驾鹤仙逝。 虽然外祖母去世已经十多年了，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岁月的沉淀，我才深深地感到外祖母的一生是艰难不易的一生，是坚强奋斗的一生，也是中国祖辈劳动人民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的缩影。黄天厚土，哀思不断，外祖母，安息吧！  插图/网络 王秋萍，甘肃庆阳人，供职于某事业单位，爱好读书写作，热爱生活。作品散见于《陇东报》《甘肃党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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