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近代是哲学家和诗人辈出的时代,而且,许多大诗人,如歌德、席勒、威廉·施莱格尔、诺瓦里斯、海涅,也都兼事哲学。不过,大哲学家写诗而有成就的,恐怕要数尼采了。哲学和诗两全是一件难事,在同一个人身上,逻辑与缪斯似乎不大相容,往往互相干扰,互相冲突,甚至两败俱伤。席勒就曾叹诉想象与抽象思维彼此干扰给他带来的烦恼,歌德也曾批评席勒过分醉心于抽象的哲学理念而损害了诗的形象性。但这种冲突在尼采身上并不明显,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哲学已经不是那种抽象思维的哲学,而是一种诗化的哲学,他的诗又是一种富有哲理的诗,所以二者本身有着内在的一致。
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最后一位浪漫主义大诗人海涅已经去世,诗坛一时消沉,模仿空气甚浓。当时,尼采的诗独树一格,显得不同凡响,并对后来盖奥尔格、里尔克、黑塞等人的新浪漫主义诗歌发生了重大影响。
尼采把自己的诗分为两类,一类是“格言”,即哲理诗;另一类是“歌”,即抒情诗。他的格言诗凝练,机智,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如他自己所说:“我的野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个“野心”,他对格言艺术下了千锤百炼的功夫。有些格言诗,短短两行,构思之巧妙,语言之质朴,意味之深长,堪称精品。例如:
尼采的抒情诗也贯穿着哲理,但方式与格言诗不同。他力图用他的抒情诗完整地表现他的哲学的基本精神——酒神精神,追求古希腊酒神祭颂歌那种合音乐、舞蹈、诗歌为一体,身心完全交融的风格,其代表作是《酒神颂》。这一组诗节奏跳跃,韵律自由,如同在崎岖的山中自由舞蹈;情感也恣肆放纵,无拘无束,嬉笑怒骂,皆成诗句。尼采自己认为《酒神颂》是他最好的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它的确是一组非常独特的抒情诗,最能体现尼采的特色。
自幼沉浸在忧伤情绪中的尼采,当他成长为一个哲学家的时候,生命的意义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同样,在他的诗歌中,永恒与必然、生命与创造、理想与渴望成了吟咏的主题之一。他一辈子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他也一辈子在同悲观主义作斗争。他热爱人生,不甘于悲观消沉,因此,这个忧郁气质的人反而提倡起一种奋发有为的人生哲学来了。为了抵抗悲观主义,他向古希腊人求援。他认为,古希腊人是对人生苦难有深切体会的民族,但他们用艺术战胜人生苦难,仍然活得生气勃勃。所谓艺术,应作广义理解,指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这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迷恋于人生的美的外观,而不去追根究底地寻求所谓终极意义。
在人生中发现美,但不要进一步追究美背后的虚无。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给万物带来光明和美丽外观的太阳神阿波罗来命名这种审美的生活方式,称之为“日神精神”。
另一方面,又要敢于正视人生悲剧,像希腊悲剧中的英雄那样,做人生悲剧中的英雄,不把个人的生命看得太重要,轰轰烈烈地活,轰轰烈烈地死。“对待生命不妨大胆冒险一些,特别是因为好歹总得失去它。何必死守这一片泥土……”尼采认为,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祭,所以他用酒神狄俄尼索斯来命名这种悲剧的生活方式,称之为“酒神精神”。
这种高屋建瓴地俯视自己的生命的精神,这种像火焰一样熊熊燃尽自己的精神,就是酒神式的悲剧人生观。它是贯穿尼采哲学和诗歌的基本精神。
无论酒神精神,还是日神精神,都旨在肯定人生,把人生艺术化,度一个诗意的、悲壮的人生。尼采认为,在他的时代,否定人生的主要危险来自基督教及其道德。他在哲学中提出“一切价值的重估”,重点就是批判基督教道德。在诗歌中,他一面热情讴歌欢乐健康的生活情趣(如《在南方》、《南方的音乐》、《在沙漠的女儿们中间》),漂泊期间他常常在意大利的威尼斯、都灵、热那亚、墨西拿、拉巴洛和法国的尼斯等南欧城市居住,那里热烈的生活气息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另一方面,他对基督教及其道德作了辛辣的讽刺(如《虔信者的话》、《虔诚的贝帕》、《致地中海北风》、《新约》)。他的立足点仍然是肯定人生:
针对基督教道德鼓吹“爱邻人”而抹杀人的个性,尼采格外强调个性的价值。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爱、自尊、自强,有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造福人类。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他一再呼吁:“成为你自己!”他的许多诗篇,如《解释》、《独往独来者》、《星星的道德》、《最富者的贫穷》,也都是表达这一主题的。在他看来,唯有特立独行的人对他人才有宝贵的价值:
特立独行的人不理睬舆论的褒贬,批评吓不倒他,赞扬也不能使他动心:
尼采把虚假的荣誉譬为“全世界通用的硬币”,并且揭示了它与伪善的道德的关系:
尼采无疑是个人主义者。不过,他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一种是“健康的自私”,它源于心灵的有力和丰富,强纳万物于自己,再使它们从自己退涌,作为爱的赠礼。另一种是“病态的自私”,源于心灵的贫乏,唯利是图,总想着偷窃。他主张的是前一种个人主义。所以,鲁迅称赞他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