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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者，与“伯”谐音，意即“诸侯之长”。简单说吧，就是能对其它诸侯国有领导、制约能力，并能调和矛盾，化解纠纷。 “诸侯争霸”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到了西周后期，周王室势力衰微，权威不再。老子不中用了，已经无力控制诸多儿子们（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的行为了。 而这“无力控制”主要是指军事行动。之前，凡是征讨不义、攻伐不仁之国的军事行动，都是由周天子发出战争命令，征用各诸侯国军队，各国国君响应并接受统领。 但现在老爷子不中用了。虽然表面上还是对他“客气”，尊他一声“天子”。但实际上各干各的，战争再也不需要他的诏令。于是，各诸侯国混战不断，相互吞并。甚至出现了国内宗族间的兼并。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三家分晋，就是宗族兼并的结果。 通过战争和土地扩张，弱国愈加弱微，直至消亡。而强国更加强大。那些还未被灭亡的弱小国家，为了避免被灭亡的厄运，便向强国寻求保护。利益是相互的，有索必有予，一些大国利用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胁迫小国加入自己的阵营。这样，就形成了“军事同盟”。而大国国君就称为“盟主”（“霸主”是我们后来对他们的称呼）。 “春秋五霸”的版本关于“春秋五霸”的版本，历史上的说法不下十种。《楚辞》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郑庄公；《墨子·所染》则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另外，《四子讲德论》、《：荀子·王霸》等古籍也有不同的评判。 然而，我们今天研究远古和秦汉时代的历史，受到司马迁的《史记》影响最深。因此，他所评定的“春秋五霸”对我们烙印最深。他在《史记索隐》中将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五人列为“春秋五霸”。当然，在春秋时期，成为“霸主”的国君还有不少，比如郑庄公、晋悼公等。被评定列为“春秋五霸”，是指这一时期影响力较大的霸主。 对于司马迁评定的齐、楚、晋、秦四国国君，我是认同的，在此就不赘述了。我在此只想说：宋襄公被评定为“五霸”之一，我不禁要喷司马迁，别说“春秋五霸”之一了，他连“霸主”都没有资格。  （《史记》版本的“春秋五霸”） 为什么这么说？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要成为“霸主”需要什么条件？ 成为霸主的“资格证”一，要成为“盟主”，必须以强力的国力作支撑 “霸主”，我们每个人从脑中蹦出来的第一要素绝对是“强大的国家实力”。 在诸侯混战的时代，“拳头硬”绝对是先决条件，而其它的因素如品德、道义等是排在后面的，甚至是虚假的、伪装的。 诸侯国之间有纷争、有矛盾，经过“协商”、“调解”往往难以凑效。因为人们自私的本性，决定了解决时往往并不从道义出发，而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这样，冲突往往是以战争的形式解决。而战争的胜负，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撑。 既然是“诸侯之长”，就得有“责任”，这个“责任”，不仅是针对自身，而且是要对加入你方阵营的“盟友”负担起“保护作用”。不然，尊你为“盟主”干嘛？还不如不结成军事同盟，因为这样毫无意义。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宋国的国家实力如何？ 当时的诸侯强国是楚、齐、晋、秦四国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秦国是从秦穆公时期才逐渐强盛起来，且由于秦国地处偏僻，所以，秦国在当时并未参与中原诸侯国的会盟。这样，当时真正有实力争霸中原的国家只有楚、齐、晋三国。而宋国在当时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实力的国家，宋襄公连当盟主的资格也没有。 如果宋襄公要硬撑呢？对盟主的位置“志在必得”呢？那我们就来看看他在“孟地会盟”所出的洋相。 孟地会盟——宋襄公十二年春（公元前638年），他相约楚成王于到孟地（今河南睢县境内）“商讨”会盟事宜。楚成王心想：什么口气？说是“商讨”，实则“命令”的口吻。什么鸟？到时肯定奚落你一番。 宋襄公的弟弟目夷对他说：“小国争当盟主将是灾祸。”他不听，固执己见，且刚愎自用，只坐国君普通的车辆（那时不象现在，钱的份量决定了你车辆的豪华程度。那时的车是分“级别”的，花纹、装饰、规格等都是有严格限制的，贵族、士大夫等的车辆只能与自己的身份相匹配，决不能超越规格）。不带兵卒，只身前往赴会。  （楚成王） 在去的路上，他激动的心快要蹦出口腔，美好的“梦想”正在向自己招手呢！会盟时，他对楚成王说：“我是公爵，你是子爵。你的身份地位比我相差一大截呢！应当我为盟主，需要时你必须接受我的统领。” 结果楚成王直接将他扣压了。并把他作为“人质”，挟带着他向宋国首都商丘进攻。后来鲁僖公进行了调停。鲁国，向来以“礼义”著称。看在鲁僖公的面子上，他才被释放回家。他感受到了奇耻大辱，愤恨难平，大骂楚成王不讲仁义。但自知军力不济，只好忍气吞声。 这就是不顾自身国家实力，却好高骛远想当“盟主”的后果！ 宋国只是中等实力的国家，遇到与强国发生战争时，连自身都难保，还拿什么保护别的国家？宋襄公又怎么好意思要当盟主？又有哪个国家愿意加入他的同盟？如果宋国与强国发生战争，不加入宋国的同盟还好一些，还不会受到牵连。如果加入了他的同盟，反而被裹挟，被动参与其中。这样的同盟，反而是包袱，是祸害。别说加入同盟，唯恐避之不及呢！ ②尊王攘夷 “尊王攘夷”是指尊重周天子，承认周天子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攘夷”是指抵御外族骚扰、入侵。这里的“外族”是指当时的臣服于周朝，但处于周朝统治中心较偏远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少数民族，是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 由于逐渐的民族大融合，现在我们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大家平等相处。所以，对于“攘夷”，在这里就不描述了。我只想重点描述“尊王”。 所谓“诸侯争霸”，是指“诸侯国之间的争霸”，争夺“话语权”、裁决权等，一句话——争当“大哥”，即“诸侯之长”——盟主。但是，他们并不忘尊重“老子”——周天子。虽然此时周天子已经“老大不中用”了。 但是他们并不是否定周室的天子地位，而是承认自己仍隶属于周天子的统治之下，并没有谁有篡位和取而代之的想法。如果周室有难，他们把维护周天子的地位和尊严作为自己的“职责”。 周襄王的异母弟弟太叔带，在一些乱臣的帮助下，与戎国、翟国合谋攻击周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赶跑了天子，夺取天子位。晋文公马上派兵打败了狄人、翟人，又杀死了太叔带和拥护他的那帮人，并护送周天子重新返京登位。  （周襄王） 那么，宋襄公有没有“处理”与自身无关的争端呢？还真有。 齐桓公死后，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而发生了内乱。初始无诡赢得宫斗“胜利”，成为国君。但其他世子并不甘心，于是继续“缠斗”。 齐桓公生前曾则将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让他需要时照顾。于是公子昭逃往宋国，请求宋襄公帮他夺取王位。 宋襄公号召各诸侯国一起出兵，开赴齐国，杀死了乱臣易牙、竖刁、开方等人，把无诡赶下了台，并护送公子昭回国，登上国君位。这就是齐孝公。 但是，这与齐桓公、晋文公等人的“尊王”不是一个性质。 桓公、文公的“尊王”，是尊重、扶持周天子的地位和尊严。而宋襄公保护的仅仅是齐孝公的“王位”。其实，其他五子在位，也还是齐国国君。只不过由于宋襄公的帮助，无诡下台，齐孝公坐上了王位而已。 齐桓公、晋文公等人维护的是“道义”，而宋襄公践行的是“情义”。只是因为齐桓公生前有过托咐，宋襄公算是践行了诺言。而这与“尊王”无关。 二，作为“盟主”，得有“德” 即使是在诸侯混战的时代，“拳头硬”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自古至今，暴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仅有“拳头硬”是远远不够的。盟主处理矛盾、化解争端也必须合乎道义，而不是恃强凌弱，“成员国”才会心服口服。否则，就成了我们今天口中所说的“恶霸”、“霸道”， 楚成王对内布施仁德恩惠，对外与诸侯修好结盟。同时，他派人向周天子进贡以巩固王位，又借周天子之命，镇压夷越各族。这些都符合人们对盟主的期待，但是却没有成为霸主。 楚成王帮助盟国郑文公打败了宋国。郑文公盛宴款待他。他离开时就“顺手”娶了郑君的两个女儿回国。叔瞻事后咬牙切齿：“如此无礼，能寿终正寝吗？受人礼遇，却不讲男女之别，必无法成就霸业”
虽然楚成王在位时称雄中原，虽然也有一大班小喽啰跟从，但仍没有成为霸主，就是因为有这一劣迹，难以服众。 那么，我们来看看宋襄公的“德”。 ①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夏，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而此时宋襄公的父亲宋桓公刚刚逝世，尸骨未寒，还没有安葬。宋襄公得知会盟之事，便抛下父亲丧事，前往赴会。  这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国人自古以来最看重的是“孝”，是排在“道德”和“仁义”所有内涵之首位。其他诸侯国君见他对会盟如此“勤快”，如此“上心”，都对他为之所不齿，视之为“不孝之徒”。 ②宋襄公号召各诸侯国一起派兵送公子昭回齐国，帮助他夺取王位时，由于他号召力不大，当时只有3个毫不起眼的小国——邾国、鄫国、曹国派兵跟从他。实力稍强的国家都置若罔闻，更别提楚、晋、秦了，那更是不鸟他。 宋襄公感觉太驳面子了，决定想法子挽回面子。而他的法子是“教训小国”。 他邀藤、曹、邾、鄫国会盟，然后，就是他“出气”的时候了。他先扣押了藤宣公。接着，他又命令邾文公派人把鄫国国君抓了起来，以他“迟到”为借口，押到睢水郊外，当作“祭品”去祭祀河神。以此来威胁东夷诸侯国：这次你们不来。如果下次再不来。下场就像他。 ③由于在孟地会盟不但没有得到“盟主”的位置，反而受到了楚国的奇耻大辱。他决定找个法子挽回自己的尊严。郑国原与齐国同盟。齐国内乱后，实力衰减，郑国于是转向加入楚国的同盟。 奈葫芦不何，找冬瓜出气。宋襄公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决定向郑国开刀，发兵攻打郑国。 朋友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司马迁认为的霸主。①实力不济，却偏偏作着春秋梦。不听劝阻，约定与楚成王会盟时，还只身赴会，结果受尽耻辱。②父亲尸骨未寒，却置之不管，跑去参加会盟大会。③设局扣押藤国君，杀死邾国君祭神，以显示“威风”。④欺弱怕强。受了楚成王的侮辱，感觉太丢面子，便进攻无辜的郑国。 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宋襄公都没有作为“盟主”的本钱和资格呀！可司马迁为什么要“硬塞”给他一顶“霸主”的桂冠呢？而且还被列为最有影响力的“春秋五霸”之一呢？答案就在泓水之战。 也许，在司马迁看来，宋襄公在泓水之战有特别的“亮点”，以至于能够忽略其他所有的龌龊。 那我们就来看看宋襄公在泓水之战时中究竟有怎样的“亮点”？ 泓水之战当宋襄公决定对郑国下手，以显威风时，众臣劝其罢兵，因为这必将引起楚国的干涉。但是他总得找个法子出了心中的这口“恶气”。便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率军伐郑。  郑文公慌忙求救于楚。楚成王吼道：“这还了得？打狗欺主了？”于是立即派兵攻宋以救郑。宋襄公得知消息，方知闯了大祸，感到事态已严重，便急速撤军回国。可楚成王并未罢休，继续向宋挺进。看来只有硬着头皮上了，宋襄公就命军队在泓水以北屯扎，列阵等待楚军。 楚军到达南岸开始渡口。宋襄公的弟弟目夷对他说：“兵贵神速。乘其半渡而击之，必定战胜他们”。可宋襄公摇了摇头，说道：“不！这是不行的。宋是一个讲仁义的国家，怎么能趁着别人过河的时候与他开战呢？这样太不讲仁义了！” 楚军全部渡过了河，上岸后正在列队摆阵。目夷又说：“趁他们阵脚未稳，现在杀将过去，必胜之。此时不动手，恐怕来不及了。”然而，宋襄公又摆了摆手：“你又错了！人家还没摆好阵，你就攻打人家，太没有战争道德了。传出去别人会耻笑我们的。这万万不可！” 气得目夷扼腕跺脚，可军队指挥权不在他手上，他也是干着急。 楚军已经排好了阵势，便擂响了战鼓。于是宋襄公也命令将士进入战争状态。可楚军声势浩大，排山倒海般向宋军杀来。宋军哪里抵挡得住？纷纷败下阵来。宋襄公有点懵，怎么战争刚一开始，就要结束了呢？ 等他回过神来，便跳上了一辆战车，仗剑指挥。站得越高。越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一阵乱箭射来，宋襄公脚上中箭。弟弟目夷及几位战将杀出一条血路，将宋襄公护送出了重重包围圈。宋襄公才没有第二次成为楚国的俘虏。 宋襄公率领残兵败将回到了国都商丘。宋国百姓看到的狼狈样，都议论纷纷，埋怨他不该自不量力与楚国交战，更讥讽他有先机不把握，却愚蠢地想与楚军硬碰硬。甚至有人追着他说：“我们宋国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君？”  （楚、宋泓水之战） 宋襄公听了，很不服气，他认为自己做的没错，更是对那些讥讽他的人感到气愤：“君子要讲仁义，不能乘人之危，不能攻打未列阵的军队。”
一年后，宋襄公因箭伤过重而死亡。 至此，记录宋襄公的文字记载到此结束。可本人从宋襄公登位，到他死去，都没看到他有称霸的只言片语呀！司马迁把宋襄公一生的“重头戏”安排在泓水之战，是不是“推崇”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反复“念叨”的“仁义”二字呢？我们也只能这样认为了。 上文说到宋襄公不趁着楚军渡河时和未成阵列时袭击楚军，并标榜这是“仁义之举”。这就需要解释他为什么会认为这是“仁义之举”了。这就牵涉到古代的“战争规则”了。 春秋“战争规则”①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一条是历代战争的规则，一直沿用到今天，这一点我就不再赘述了。 ②礼待国君——如果你已经杀入了敌方大本营，直逼国君驾座。你必须暂时停止攻击。剑、矛、戟等不能直指敌军国君，而应剑峰朝下或横平，甚至把兵器暂放到地上，对国君抱拳施礼，以示尊重。然后才可以大开杀戒。  ③不以阻隘、不半渡而击——不能凭借险隘的地形阻击对方，也不能在对方还未渡过河时就攻击对方。而应该等对方到了安全区域，以开阔的地方作为战场。 ④不鼓不成列———不能搞偷袭和突袭，要等对方完全排列好阵势，作好了充分准备，才可以擂鼓进攻。 ④穷寇勿追——已经溃败的军队不能追赶。即使追赶，但限制在50步之内。如果已经超出50步，即使就要追上了，也不能再追。 这就是成语“五十步笑百步”的来历。逃跑了五十步的士兵停住了脚步，嘲笑逃跑了百步的士兵：“五十步已经到达安全线了，他们不会再追过来了，你跑那么远干什么？” ⑤不击伤兵——如果对方士兵已经受伤，就不能再攻打他，要让他下战场医治。 ⑥不俘白发——如果战争胜利，不能俘虏老兵，而应该放走。 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样的战争是不是好玩？这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游戏。但这恰恰就是司马迁认为宋襄公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宋襄公是“君子”，“守规则”。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宋襄公是“最后的绅士”。他的行为是“仁义之举”，他所率领的宋军是“仁义之师”，应该被各诸侯国君所效仿。战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司马迁认为，宋襄公被列为“春秋五霸”当之无愧。 然而，宋襄公的所作所为真的可以认为是“仁义”吗？ 作为一个国君，最大的“仁”、“义”是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百姓谋福祉，保护国家和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不是图谋个人“仁义”的虚名。 宋襄公明知楚、宋实力悬殊，却偏偏死守着“战争规则”与楚军来一场“公平”的较量。还洋洋得意，自我标榜为“仁义”，以至闹了个兵败身亡的可笑悲剧。遗憾的是：他到死还没有醒悟，还自我陶醉：“兵败怎么啦？中箭又怎样？死了又如何？但我是仁义之君，这就够了！” 我想说：这不是真正的“仁义”。 在诸侯争霸的时代，战争频繁发动，在当时已经是无法避免的现实，和平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战争，重视战争。 而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作为一国国君，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责无旁贷。就应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此时，那些所谓的“道德”、“仁义”，在国家利益面前都不值得一提。 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百姓福祉，当战争已经来临，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成为“仁义”的唯一衡量标准，此时不应再考虑“仁义”的虚名。战争不是请客吃饭，没那么多讲究。哪怕你投机取巧，计谋狡黠，甚至手段下作，只要你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只要你保护了国家利益和百姓安全你才是“仁义之君”。 否则，就是对“仁义”的亵渎。是“假学道”。 司马迁把宋襄公列为“五霸”之一的“神逻辑”，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司马迁认为：宋襄公重视“仁”，把“仁义”二字看得至高无上。这不就是“仁义之君”吗？在司马迁眼里，周室衰落之后，天下礼崩乐坏，人们的道德观污浊不堪，而要挽救社会，就必须把“道德”高高举起，而“道德”的首要因素就是“仁”、“义”，而宋襄公就很好，把“仁义”做到了极致。即使是兵败，即使是身死，也毫不足惜。  （司马迁） 司马迁认为：在道德观日益堕落的时代，宋襄公是周王朝“最后的绅士”。虽然兵败，虽然身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维护了“仁义大旗”，这是最宝贵的，也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 正因为“最需要”，它就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国王的虚名，高于生命。宋襄公的“绅士”风度是当时的所有诸侯国君无法攀比的。那些国君都乘人之危，都不遵守“战争规则”。司马迁认为：其他诸侯国君，为了战争胜利，“不择手段”，不配成为“诸侯之长”。 而只有宋襄公，他虽然没有实际上的成为“盟主”，但他的“绅士品格”却值得所有诸侯国君效仿，他的“仁义”做派应该向天下推广。 基于此，司马迁认为宋襄公是最后的“绅士”，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君”的“典范”，是道德的“最强音”，所以给了他这一项“殊荣”。 可是，对于这一顶冠冕堂皇的“桂冠”，他宋襄公配戴吗？司马迁送给他这一顶“桂冠”，又应该吗？ 宋襄公无国家实力支撑称霸；没有实际性称霸；不守孝道去赶赴会盟；设局拘押藤宣公；逞淫威杀死邾国君祭神；受到楚国的侮辱，便攻打郑国发泄；不顾楚、宋实力悬殊，不顾国家利益和将士生命，欲与楚军硬碰硬“公平”较量。 所有这些，司马迁全然不顾，他唯一考虑的是宋襄公反复念叨的、自诩的“仁义”，就送他一顶“春秋五霸”的“桂冠”。好象“仁义”二字可以盖过一切一样。 这只能证明司马迁迂腐，是个“腐儒”。因为“腐儒”整天高档阔论，满嘴的是“仁义道德”。把“仁义道德”看得高于一切。而偏偏宋襄公又没有“仁义道德”，他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假仁假义，欺世盗名！ 按道理说，司马迁是不应该迂腐的。我们常说：“充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日日年年只是坐在桌前，关起门来，不关心时事、社会的读书人最容易成为“腐儒”。 然而，司马迁并非此类人。在接任父亲司马谈的职位“太史公”之前，他也曾遍游大江南北，见多识广。并考察民风、民俗、民情，与当地人研讨学问。
所以，司马迁的思想应该是开明的，不应该是拘板的。但是，他对宋襄公的没有国力支撑作盟主，也没有实际性成为盟主，更没有作为盟主的品德，却以他的假仁假义当幌子，“硬塞”给他“春秋五霸”之一的“头衔”。 看来，司马迁还是没有脱离“腐儒”的窠臼。因为，“腐儒”满嘴的是“仁义道德”，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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