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来人们总是把王献之与其父王羲之并提，称为“二王”。虽然父子二人在开一代书风上，对中国书法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两人毕竟各有所长，风格亦不甚相同。王羲之擅行书、楷书，其字虽妍媚流畅，但还是偏向中正平和；王献之擅草书、行书、楷书，其字神爽气清，颇有仙风道骨。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就王献之书法艺术的风格成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王献之（公元344一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为王羲之最小的儿子，但也是最有才气的儿子。谢安曾评献之七兄弟，以为“小者最胜”。献之官建武将军、吴兴太守，至中书令。初娶另一大族郗县之女为妻，后离婚，复娶新安公主。年四十三而卒，死后由王珉继位任县职，为小令，后世故称献之为“大令”。  王献之出身在书法世家，其父王羲之，为江左书人之冠，他的书法“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古今莫二”，“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王献之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又有名师指点，这些无疑给他的学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东晋时，篆、隶、楷、行、草诸体，历经各代书家的努力，已达到了诸体完备的程度，所以书家们可以不再把精力放在书体的创新上，他们完全可以从新的角度通过对笔法、章法等的加工美化上去创新。以上两点无疑为王献之后来能破体创新提供了外部条件，但是王献之的成功，毕竟与其本人的天分、才气和努力分不开的。 王献之自幼天智聪慧，“书性过人”，所以最得羲之赏识，并为之亲书《笔势论》一篇及小楷《乐毅论》一本，作为他学习书法的启蒙教材。又据虞和《论书表》中记载，献之从小便显示出了在书法方面的非凡天赋。献之七八岁时，羲之从后掣其笔不脱，便叹曰：“此儿书，后当有大名”。虽然执笔方法各有主张，这句话出自王羲之之口，想必其对献之的推测和评价有足够证据的。 虞和又记事一则，说献之玩时，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便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书成，观者如市。羲之见了也情不自禁大声赞叹，问是谁所作，人答云“七郎”，羲之高兴之极便亲自写信向亲朋好友说：“子敬的飞白书大有意”。王羲之在他的书论中就提到过“意”，如“君学书有意，今相与送草书一卷”；“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这意指的是什么，我认为他论书之意即是玄学中的“言不尽意”之“意”，并不是单纯的点画和技法。 王献之的书法实际上是他心灵的外现，人格的显示，审美理想的结晶。古人曾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写字者写志也，笔情墨性，皆以人之性情为本，书也者，心学也”。所以，我们对王献之的书法作出评价，必须全面了解王献之的人格、风度与审美理想。  东晋士人最高的精神境界，是潇洒高逸。当时，谢安之流于生活态度、情趣上中优游容与，时常诗酒宴乐。王献之追求的就是这种精神境界。如《世说新语》所记载：“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王献之每遇优雅名园，辄留连往返，他完全以自己的适情为依归，我行我素，不管他人诽谤或嘲笑，情之所至，即为目的。他的这种举止，在魏晋人看来，实是一种高人风致。桓玄曾对王桢之赞叹道：“亡叔（王献之是王桢之七叔，时已卒）是一时之标”。《续晋阳秋》亦说“献之文艺并非所长，而能撮其胜会，故擅名一时，为风流之冠也”。 王献之赏名园虽则旁若无人，但在风度上，他总是温文尔雅，在危急的场合不慌张，从容镇定，看似风度，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境界。正如《世说新语》所载，“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履；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正是他内心宁静高逸的境界的外现，王献之这种从容优雅的风度，又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文化素养。 此外，王献之还雅好服散，笃信五斗米道，向往神仙的境界。《世说新语·德行》说：“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病重按道家消灾度厄之法请祷。米带《画史》云：“海州刘先生收王献之画符及神咒一卷，小字，五斗米道也。”可知，王献之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 两晋文化与玄学不可分割，王献之自然深受影响，平时谈吐多不涉俗事，“非哲理玄学不语”。他是一个极富于思索，追求旷达虚静之人，同时，在人格上又耿介独立，不肯“摧眉折腰”攀附权贵，为人高迈不羁，据说太元中新起太极殿，谢安俗献之题榜，王献之认为起殿实是苦民伤财，便有不平之色，曰“魏诈所以不长”。这种独立的人格，使王献之能够任性自然，开创一代书风。  以上说明王献之清峻孤高的品性与潇洒优雅的风度是两晋文人社会风气熏陶的结果，而家学渊源使资质英迈的他能卓然超群，终于成就与其父并称的一代书法大师。 二王献之幼承家法，学书于父，又学张芝，而博采之长。《晋书》记载说：“……（献之）次习于张（芝），后改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实际上，王献之始终在寻找一种能与自己个性相契合的书体，“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不既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 创造新法成了王献之的奋斗目标。由于章草带有浓重的隶意，笔画上多有隶书粗重的波磔，而波磔太多，行气便向右侧流泄，上下字间的笔势、气韵就变得不太连贯，这样的草书大大影响了书写时的速度，使书家的感情不能自由地得到流露，所以，为了使草书的抒情性能得到充分地发挥，王献之提出了“宏”（即气势雄浑、豪放）、逸（即飘逸、流畅、气韵生动）的要求。 基于此，王献之设法以一种新的书体去代替章草，以改变章草古雅质朴的面目，而这种书体务求飘逸秀丽，又能简略易写。他终于取得了成功，正如张怀璀说的：“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指章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今草而言）又处中间”。  王献之所创造的书体实际是一种“破体”，这种“创草破真”后出现的书体，可以不受真、行、隶、楷等书体的约束，对于能表达书家感情的线条能随意地加以驱遣，已不再拘泥于某一种书体特定的技法、章法和结构。总之，这种书体书写时自由度极大，并且风格上又潇洒、娇媚、飘逸。张怀瓘说得好：“（此书体）无藉固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者也”。《晋书》中亦称：“率尔师心，罢合天矩，若孤峰回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 王献之的“破体”虽既非真、非行又非草，但我们纵观《淳化阁贴》，他的杰出成就还是体现在行草书上。他的行草书，潇洒飘逸之气远过其父王羲之。虞和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婉转妍媚，乃欲过之”。羊欣亦与虞和观点一样：“（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和虞和可谓行家所见略同，都认为献之字有“媚趣”，一种天然去雕饰、秀媚洒脱的风貌。 在此，我们试看王献之的行草代表作《鸭头丸贴》。其文如下：“鸭头丸坟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此帖行草皆用，用笔上，整篇以中锋为主，但每字起笔又以侧锋居多，如“鸭”、“坟”、“明”等字，“侧锋取媚”，此帖可见一斑。又观其笔触，献之书写时不是重按重顿，而是笔尖轻触纸面，当为心情愉快时所书，故线条清新流畅，无板滞之气。字的结体随势而成，字形有正有斜，而整体又复归平正，如一变山间小溪，极富动感。在墨色的处理上，将枯方浓，或干或湿，或润或涩，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又如一支富有节奏的抒情小曲。此帖章法上，纵有行，横无列，行距疏阔开朗，绝无压抑之势，唯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  王献之不仅行草书带有媚趣，而且他又擅长的草书，更见秀媚、洒脱、豪迈的风貌，李嗣真《书后品》道：“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林凤舞，清泉龙跃，倏然变化，莫知所白；或蹴海移山，翻涛簸岳。故谢安石谓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耳”。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被米带称为“天下子敬第一帖”的《十二月帖》。其文云：“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复不得相未复还恸理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此帖除“至”字为行书外，其余皆为草书，字势连绵不断，一气呵成，如飞流直下三千尺，大气磅礴。另观文字内容，当为王献之于极悲痛时所书，情溢于哀，于是心手相忘，不复计字之工拙，却更见超迈入神。诚如米带所言：“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筋画灰，连属无端来，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这种一笔书，较诸王羲之《十七》诸帖，已非相同面目。王羲之《十七帖》等草书，各字之间并不相连，偶有相连，仅二三字而已，线条静雅可人，笔法上全用内恹法。 沈尹默云：“内厌是骨胜之书，外拓是筋胜之书”。内抵近古，外拓趋今”。王献之的草书几乎全用外拓笔法，故其草书刚用柔显，华固实增，比其父，多有清俊之气，后人评价二王“子为神俊，父得灵和”，黄庭坚所谓“以右军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也”。实是一语中的，左氏文风雍容大度，不急不厉，得儒家中庸之道，王羲之书风亦然；而老庄多慕自然，常有终焉林泉之志，似不食人间烟火，王献之草书实有仙风道骨。 王献之的草书风神盖代，潇洒俊朗，豪迈纵逸，他的楷书同样萧散淡远，骨朗气清。《晋书》称献之“善书草、隶”，“隶”在东晋当是楷书之名，张怀瓘云：“献之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虽然王献之的楷书脱胎于钟繇《宜示表》及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和《东方朔画赞》诸帖，但钟繇和王羲之的楷书质朴过甚，而王献之楷书的秀逸之气是远过他们的。  王献之的著名楷书是《洛神赋》十三行。柳公权跋《洛神赋》十三行有言：“子敬好写洛神赋”。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只有从“嬉”字至“飞”字共十三行二百五十字，字数虽少，但其宽绰灵秀、简静飘逸、豪迈奔放的风致还是能尽见的，此帖结字，往往在各个部件的不平衡中求得平衡，如“嬉”字，把“女”位置提高，简直匪夷所思，而整体上又是平正的，“接”字以斜取势，“妄”从右上方职飘欲下，提手旁又殷勤逢迎，算是绝了！此帖之字，虽多有重复，如“兮”字，但各不相同。 人云兰亭“之”字二十三，各有各的面，《洛神赋》中的“兮”字难道不一样吗？由此可见王献之的楷书也到了一个“无技巧”的境界。最使人叹为观止的是对撩笔的处理。在《洛神赋》中，撩笔虽然不尽相同，但其长度却是尽量向右边伸，如孤云之出岫，飘飘悠悠又不失灵动，纤纤而又圆润，洛神仙袂迎风飘举，徐徐欲下之势尽可见也。此帖的字大小参差，却又自然天成。笔法的处理上，正侧锋兼用，方圆皆备，故各字多起笔收笔妍媚，外方内圆，劲健而不失圆润。在整体的章法上，纵有列，横无行，善于通过不同字的造型来决定字距和行距，敢于冒险，又终能化险为夷，所以蒋骥赞曰：“《王献之十三行》，章法第一”。 综上所述，如果说，钟繇、王羲之的楷书，笔法未脱隶意，如字形扁平，笔肥重等，而王献之则能顺应时代审美潮流，易俗为雅，豪迈奔放，成就似在其父之上。追求自然平淡、天真超逸的董其昌就说过：“《黄庭》吾不甚好，颇觉其俗。余亦不甚临《乐毅论》，每以大令《十三行》，宗极耳！”。右军楷书蕴藉有余，豪迈之气是比不过王献之的，蔡襄在《墨林趣事》中说得很好：“大令右军法虽大同，其放肆豪迈，大令差异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绝迹也”。  三王献之所开创的书风是一种“写意”的书风。他这种追求妍媚、飘逸的写意书风在六朝时便得到了推崇，以至他竞成了当时书家们心中的偶像。陶弘景与萧衍《说书启》中说，当时“比世皆尚子敬书，元常（钟繇）继以脱落，海内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羲之）亦然”。 王献之的书名竞超过了钟繇和王羲之，就是因为王献之的书法涉及到了书法的“写意”本质。那时，学王献之的著名书家有羊欣（王献之的嫡传弟子）、萧思话、萧衍、王僧虔、薄绍之、谢灵运等人，虽然他们的笔力皆不及王献之，但都学到了王献之妍媚婉转的一面，比如萧思话的字“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王僧虔字“如王谢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等等，不过，六朝人可谓只得献之书法形貌而失之刚劲。 到了唐代，书家大都学过王献之，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所谓初唐四大书家，无不从王献之那里吸取精华，比如欧得献之清峻之风，虞得献之萧散，褚得献之秀媚（如美女婵娟，不胜罗绮)。王献之峻逸神纵的草书实在开了唐代草书的先河。沈曾植云：“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则率更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旭素奇矫皆从而出，而杨景度又为其嫡系”。比如其中的张旭，他在王献之“一笔书”的基础上，创制了狂草，郁屈盘结，连绵萦绕，逸势奇状，狂怪百出，他的书法，将强烈的个人情感倾注到狂草创作中去，使草书成为渲泄个人情感的理想方式。 宋元时代，书法尚“意”，主张书法能表现书家的个人情趣。这种尚意书风就类似于王献之书法以书抒情，如苏轼所云：“我书造意本无法”，黄庭坚所谓：“凡书画当观韵，但在书法实践上，代表宋朝书坛水平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带、蔡襄却取法“二王”。欧阳修就认为书法要崇“二王”，故他极喜魏晋笔墨，以为“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灿烂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也”。欧阳修的字萧散飘逸，极类王献之。  黄庭坚和米芾受王献之影响更深，黄就推崇子敬：“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书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黄的行草书以横逸为功，纵横奇屈，变化多端，如行云流水，有着明显的献之影子。而另一行草大家米芾，尤得力于献之，他直接了当说：“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米芾的行草书用笔深得献之行草之三昧，笔触轻灵，运笔迅疾，有如风樯陈马，沉着痛快。正侧锋互用，字体上同献之一样，以斜返正，错落有致，气脉贯通。 至于元明诸书家中，学献之的也不乏其人，赵孟于献之贴尝临数百遍，“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其行草书“则法逸少、献之，不杂以近体。清代行草大家王铎更直捷了当地说：“予书独宗羲献”，终而形成了他那飞腾跳掷，峻利放达的行草书。 以上说明，王献之作为一代书法大师，他那妍媚秀逸且又豪迈奔放的风格，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献之却肆意贬损，说他“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赢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在李世民看来，献之书法无论是结体还是气势都不足取，其实李世民学得最多的恰是王献之，这从李世民的《温泉铭》可以看出。 米芾就说过：“唐太宗书窃类子敬，又何等相似”。但是，李世民缘何要诽谤，歪曲献之书法？近人沈尹默的看法是：“我想李世民时代，他（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子敬入手，因为那时子敬书迹比右军易得，后来才看到右军墨妙；他或者不愿甘于终居子敬之下，便把右军招了出来，压到子敬，以快己意”。虽然这是猜测，也尽管可以对王献之的书法表示不同看法，但李世民的评论过于偏颇。  更有甚者，在李世民之后的孙过庭，为了迎合太上皇的旨意，更以儒家的伦理观念来指责王献之。他以《孝经》中的陈腐观念：“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为借辞，把评论书法水平的高低硬拉到儒家的“三纲五堂”上去品评，认为子敬“自称胜父，不迹过乎！”还说献之书法“虽粗传楷则”，但“实恐未克箕裘”。一句话，这都是由于王献之“耻崇家范”而造成的。 孙氏认为，王献之一变父法实是对其父的大不敬，他目无尊长，所以他的书法也不足为观。孙过庭甚至编造了一则小故事，说子敬曾涂去羲之之题壁，以己书代之，后被羲之发现，羲之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此时子敬“内惭”，因为他“私为不恶”。在这则故事中王献之竟成了一个沽名钓誉、狂妄自大的小人。显然，凡此种种出于个人好恶的无端指责，实在无道理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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