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导报》“书坛精英”栏目访谈 倪永伟,甘肃省书协专职副主席、中国书协会员、海协会书法交流分会理事、甘肃省青年书协副主席,甘肃书法院(甘肃画院)院聘书法家,甘肃省评论家协会书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被中国书协评为“中国书法进万家”先进个人,获甘肃省委、省政府第七届敦煌文艺奖三等奖、第八届敦煌文艺奖一等奖,被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评为第三届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被甘肃省文联记三等功。 书法家的学养、品行、见识、境界,通过一笔一画体现出来 ——倪永伟访谈 本报记者 黄俊俭 问 黄俊俭:几年前,《书法导报》用一年的时间刊发了“陇军书阵”专题,全年52期共推出52位甘肃书法家,当时在全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有部分书法家的评论是由你撰写的,写得非常精彩,这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近年来,你还在坚持写作吗?你觉得撰写书法评论主要关注点是什么? 答 倪永伟:当时因为任务在身,所以写的集中一点,现在有时应书法家之邀也写,但没那么集中了。当前,书法创作繁荣兴盛,书法展赛如火如荼,与书法创作相比,书法理论、评论只能算是涓滴细流。批评的不发达,与创作对比悬殊的原因可以归纳为许多因素,诸如批评群体的单薄、批评能力的欠缺、批评心态的缺失等。 问 黄俊俭:当前,“丑书”一词“风靡”书坛。“丑书”似乎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丑书”的内涵是什么?外延又是怎样的?并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有人认为,其实这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种碰撞。一方面,精英文化有责任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套批评机制,但也不能以精英视角看待大众文化审美及其作品品格;另一方面,精英文化要敢于接受大众文化的冲击,而大众文化也要自觉接受精英文化的烛照,以避免滑入庸俗文艺的沼泽。对于“丑书”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答 倪永伟:“丑书”一词在现在书坛算是热词了。我觉得正如你所说,“丑书”现象其实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种碰撞,是专业审美与大众审美的差异,所以,徐渭才有“高书不入俗人眼,入俗人眼者必非高书”之说。现在,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经逐渐失去了实用功能。除了相对有限的书法工作者,大多数人已经完全不写毛笔字了,这就必然带来了大众书法审美观的社会性缺失,缺乏综合性的审美教育,缺乏专门化的审美培训,缺乏传统性的经典体验,缺乏持续性的审美训练。书法的审美,常常令大众迷惑不解,因为艺术家的创作形式,并非一定符合大众的欣赏口味与习惯,有时甚至离大众的要求距离甚远。中国书法,在历史上也并非都是漂亮一族。三代金文,古朴自然;两汉隶书,茂密沉厚;南北朝碑版,峻拔奇伟;即使被后人尊崇为书圣的王羲之书风,也沉着痛快,风规高远。然而,由于历史上对“二王”书风的误读和讹传,人们往往把漂亮、甜美视作王书的代名词了。时至当今,一些对传统认识不深的书法家,则借“二王”传统的名份,以漂亮、甜美反对朴实、厚重、肃穆、沉郁、雄肆、古拙等,将之一律视作“丑”,这就是大众书法审美观缺失的反映。杨维桢晚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真镜庵募缘疏卷》和《钱谱草书册》行笔率意,气势雄放,楷、行、草三体相掺,笔画粗细、字形大小对比悬殊,不计工拙,粗头乱服,点画狼藉,乍看给人一种偏离正统的怪异感,然细细品味之后则感觉狂而不乱,虽纵横交错却浑然一体。以专业审美看,这无疑是彪炳史册、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了。 问 黄俊俭:面对前所未知、突如其来、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果断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此期间,你积极投身于书法创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奉献爱心,贡献力量。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 答 倪永伟:每一次灾难发生时,艺术作品都不曾缺席。当忧心疫区的疫情时,许多人念起了艾青的那首《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艺术作品可以催人奋进,产生积极的力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文艺界迅速行动起来,用作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助力抗疫。人们在新闻报道中获取事实,而文艺作品诉诸人的情感,守护着人性的光辉。 问 黄俊俭:请结合你的学书经历谈谈书法创作。 答 倪永伟:我从上小学时就喜欢翰墨,后来亦未辍笔。特别是到甘肃省书协工作十几年来,由于学习机会多,逐步认识了书法艺术的精妙和深奥,于是从经典入手,认真临习《张猛龙碑》《圣教序》《书谱》等碑帖,渐悟笔法、章法与墨法,开始走上了自己的书法人生。 倪永伟作品 (访谈发表于2020年8月12日出版的《书法导报》第十版) 黄俊俭,《书法导报》副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新闻出版传媒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当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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