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于经典擅于艺术达于道德

文山书院 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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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楹联学会诗钟社

2021年第136期(总第224期)

取于经典擅于艺术达于道德

——简析汪永新先生“道·经”四唱诗钟作品

张建军

诗钟从游戏诗学中而来，是通过文字游戏的形式以期创作出高雅的文学作品，其主要功用在于“启发文心，旁资谈助”（梁章钜语），“斗巧、斗捷、斗博”，“融趣味性、竞技性、知识性、思想性与文学性于一身”（中国楹联学会诗钟社《诗钟通则（试行）》）。所以，多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且文学功底深厚、才思敏捷，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者才可在诗钟“游戏”中留下精典作品。笔者多担任词宗，每每评点诗钟作品，总觉得“裁对工整，以巧取胜”的作品少之又少，而“无机的集合，偶然的凑泊”（梁启超语）之作实是多而又多，常感叹诗钟之复兴，任重而道远！

近日，在步莲十二月份限时月赛中，汪永新先生的作品“辅国五经权在后，事亲三道养当先”同时被李华武、金彩仙两位词宗评定为元句，笔者读后，也感觉两位词宗慧眼独具，汪永新先生作品双双抡元洵是实至名归！故斗胆走笔，作此简评，以为鉴赏推介。

首先，在内容上，汪先生作品知识性、思想性俱佳。

以“道·经”为题字的蜂腰格（即四唱），系嵌字诗钟。汪先生依题字配以“三、五”两个眼字营构出“五经、三道”两个眼，对工嵌稳。其中，“五经”是指德、义、礼、法、权辅弼国政的五项措施，语出《管子·五辅》：“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故曰五经既布，然后逐奸民”。“三道”是指人子事亲的三种孝道，语出《礼记·祭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

众所周知，《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庞杂，包括了法家、儒家、道家等数派的观点，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对后世影响颇深，《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为子部法家类。《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内容主要是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等，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自东汉郑玄为其作“注”后，《礼记》地位日隆，唐代尊其为“经”，宋代以后，更是位居“三礼”之首，《礼记》是“五经”之一，也是“十三经”之一，它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乃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知识分子普遍尊崇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参见《礼记·大学》）之信条。《孟子·尽心上·忘势》中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和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联系在一起，儒道互补，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精髓之一。

汪先生爱好中国古典文学，并借诗钟传播之。其钟句直接从中国古代著名经典中摘取内容，上比讲辅国，下比讲修身齐家，都属于传统中知识分子的道德修养和理想追求范畴，都在倡导今人向古人学习，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方面都应有追求，有约束，有修为，钟句传承有序，教化意义明显，可谓立意和站位俱高。尤其下比中“养当先”三字在时下则更具现实教育意义。《礼记·祭统》中说的“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本来是生养死葬、慎终追远是一体的，其首要的是“生则养”，但现实生活中，有些为人子女者父母在世时，并未好好孝养，父母去世之后则大操大办，丧礼办得极为隆重，或者替死去的父母修建十分豪华奢侈的坟台，这其实是脱离“孝道”，变成“炫富”或“敛财”了，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所谓“孝”了，与传统的孝道已完全相悖。在古人看来，“夫孝，德之本也”（《孝经》），“礼之始也”（《左传·文公二年》），孝的本义是尽心奉养和服从父母，正如《说文》对“孝”字解释是“善事父母者”，其根本是“利亲也”（《墨子经》），所以，生养当应优先于死葬和祭祀。所以，“养当先”三字，直如晴天霹雳，足以震醒世人。

与“养当先”三字比起来，上比“权在后”则显得轻了。因为在《管子·五辅》原文中，“权”不是“权利”，而是“度”，是“衡量、比较”，也就是权衡轻重的意思。所谓“权有三度”是指要“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并说“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只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方能“政召之”，实现辅国理政的目的。可见，在《管子·五辅》中，“德、义、礼、法、权”在地位上其实是没有主次、轻重之分的，原文中还有“故曰五经既布，然后逐奸民，诘轴伪，屏谗慝，而毋听淫辞，毋作淫巧”等语。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句中“在后”二字仅具有原文中将“权”放在其他“四经”之后来说的形式上的意义，而不具备“养当先”那种实质上的更优先、更重要等意义的，“养当先”一语双关，“权在后”则仅为原文中排位顺序，有点小不对等，是为美中不足，但瑕不掩玉。

“文以载道”，汪先生钟句取自经典，倡导教化，立意超拔，直击人心，我想，这可能是这个作品最能打动词宗和读者的地方，同时也应该是诗钟“游戏”的深层意义所在，是抡元的第一利器。须知，诗钟虽曰“游戏”，但如果句子只停留在“文字游戏”层面，那就算不上高雅了，《诗钟通则（试行）》中说：诗钟“重技更重立意，须言之有物，体现新、巧、奇，以贴切、雅致为上”，确属要言。

其次，在手法上，汪先生的钟句“工、稳、巧”。

汪先生的作品体现了诗钟创作高超的艺术标准。

一是作眼用典。笔者曾撰写过一篇短文《诗钟：对联学习的魔鬼训练营》（载《中国楹联报》），历数了个人学习和创作诗钟的种种痛苦与快乐。诗钟用典也是要求严苛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滴。有人曾说过，诗钟用典不可一句有典一句无典，所嵌二字尤不可一句有典一句无典；至典内必须有所嵌之字方可引用，切忌一句用典中之字足成，一句自凑，便有强弱。汪先生钟句中的“五”、“三”两个眼字构成“五经”、“三道”，均直接取自经典著作中的成词，是为语典，用的都是“典中之字”，且二经典成书年代相近，小类又天然成对（“五”对“三”，数字对数字；“经”对“道”，虚对虚），作眼工稳奇巧，铢两悉称，诚所谓“可遇而不可求”是也。可见，汪先生在诗钟创作中的用典技巧实在高人一等。

有人说诗钟白句（即没有典故的句子）也可。不错，好的白句确实也能出彩，也能成为好的钟句。但诗钟短短14个字，又没有确定的主题。无论嵌字，还是分咏，诗钟的题目其实都与其他文章的标题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诗钟题目只是限字创作的嵌字或内容，不具有主题的任何属性。纯靠白句，出彩实在是难上加难。试想一下，汪先生的这个钟句，如果不是因为“五经”、“三道”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确定的道德价值取向，“自带流量”，其感人的力度势必大打折扣。要通过14个字感人肺腑，做到言约意丰，具有“博雅之美”（潘洪斌先生评语），“斗博”、“掉书袋”可能是最佳路径。

二是属对精工。从内容上，汪先生钟句上下比写的均是人伦道德，事对事，理对理，轻重相当。从字对上，这需要注意到两个地方。首先是“辅国”对“事亲”中的“国”对“亲”，看似小类不同，实则这里采用的是“事对”而不是狭义的字对，即以“辅国之经”对“事亲之道”。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中说“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可见事对自古就有，并广泛使用的。其次是“权”对“养”，“权”在原文和钟句均为权衡的意思，用今天的话说是动词，用过去的标准来说是活字，“权”对“养”，动词对动词，活字对活字，自然也是对仗工整的。

三是富于张力。这体现在“辅国”对“事亲”，以及“在后”对“当先”，拉得开阔，比得强烈，富有张力。

四是拈字取巧。汪先生所拈取的“权”、“养”二字，在原文中，前者排列在“五经”之末位，后者排在“三道”之首位，故“在后”、“当先”两词皆非虚语，是为巧。

五是亦对亦联。梁章钜曾说过，诗钟是“巧俪骈词”，“是对也，非联也”，属于“巧对”，常见诗钟作品也多是上下比只是围绕一个题目，两比在内容特别是在主题上则往往各说各的，但汪先生这个诗钟作品上下比其实是围绕着一个共同主题的，既是诗钟作品，也是对联作品，于诗钟，堪称佳构，于对联，则堪为修身哲思之作，悬于厅堂书屋，足以醒人警世！

高矣！美矣！凤楼手之妙笔，足鉴足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