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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钟在福建 福州人在近代中国文坛上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造就大批的诗人和文学家(包括才女诗人)，而且在于创造诗钟文化活动，积极推动折枝诗的创作。诗钟活动是诗侣集体的吟咏活动，是特殊的文学创作活动。它集诗歌创作和智力竞赛于一体，为文人雅集助兴，故出现以后，即风靡大江南北，倾动京城，波及海外，流风余韵至今不衰。 诗钟格式为两句对偶句，相当于七言律诗中的第二联(颔联)或第三联(颈联)，其对偶须合于诗词格律和平仄、对仗，故有相当难度。这种折枝诗写景、抒情、咏物、言志、明理，短小精悍，言近旨远，论古喻今，鉴往知来，包罗万象。它的魅力就在于以简练的形式，表达丰富的内涵，作为竞文角智的利器，其所斗在博、巧、捷，是大雅的文字游戏，名士文人多乐为之。 折枝诗简称折枝，对其命名缘由，言人人殊：或谓折枝诗乃就传统七律诗中摘句而为之，如折花树之枝然；或谓如作国画之取“折枝”式者，即甲画兰而乙画石，丙画桃花丁画梅，如古人所称“腥色屏风画折枝”集部分之作而为整体；或谓折枝诗易作，如为长者折枝，只是举手之劳。一般认为，折枝诗盖取义于折取律诗之部分(分枝)。就内容与形式而言，折枝诗实质是取律诗中之颈联或颔联而自立诗门，是韵文的特殊形式，诗歌的别种体裁。福州传统说法，以古近体诗为大诗，以折枝诗为小诗。但人们不应以为折枝诗小而易为，因为从作诗的要求及诗人间的角逐情形看，折枝诗决非易为者。有论者认为，古近体诗如康庄大道，可以驰骋自如，而折枝诗如蚕丛鸟道，“殆若贯蜩承螗，别有长技”。 折枝又称改诗，系取古人现成诗句中字，纳人新作句子中，再造新诗句(对偶句)。改诗可能就是嵌字格折枝诗的滥觞，故闽人至今犹称作嵌字格诗钟为改诗。折枝诗又叫诗钟，是就作诗、吟诗的特殊形式而言的，它堪称近代以来独创的作诗法。在诗钟会上作折枝吟时，主持者先即席拈字或命题，而后限时收卷。“诗钟”之义有两说：徐珂《清稗类钞》云：缀钱于缕，系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其声铿然，以为构思之限。何刚德《平斋诗存》注称：制一盒以投诗，盒有口，上置一钟，设机括以线连之，燃竹香于线端，钟鸣一声，盒之口闭，则诗便不能再投。此亦诗钟名称由来之一说。这些作诗法，亦如古人击钵催诗、刻烛赋诗的遗意。现今做诗钟，只需燃竹香一枝为时限。旧时称诗钟吟集为“钟聚”，乃闽人创造之专名。诗钟评取分八等，即元、殿、眼、花、胪、录、监、斗。落选者称遗珠。元、殿、眼、花、胪号为五大唱，每门词宗于每门只取一首，录、监、斗则可多取。发唱时，先发唱殿，嗣则依次唱斗、监、录、胪、花、眼，最后唱元。 折枝诗起源于福州，盛行于福州，至今未艾，故有人美誉福州为“诗钟国”。折枝诗始于何时，创自何人，已难详考。据记载，文人聚集，共作嵌字诗联，可能始于宋元，明代则已有此类游戏之作，但无定名。福州地区诗钟联句的定型、定名可能在清代嘉庆、道光之间。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成书的莫友堂著《屏麓草堂诗话》载：福州吟集有分咏、专咏、空咏三种诗体。其吟秋诗社亦有限两句云。其法拈平、仄两字，凑十四字一联，或咏物，或空咏，自冠顶至坐脚，总以此两字生成，浑然无迹者为佳。从其所举诗联例句看，实即早期折枝诗；其二种(咏)诗体，实以嵌字为主，为诗钟之本始。当时福州家塾中亦有仿而为之者，说明已甚普及。道光时，诸生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刻于咸丰五年)载称：吾乡先达在京，有击钵吟课。联吟时，设左右词宗各一、左右誊录各一。左词宗命题，右词宗拈韵。题定后，诸生各就坐次构思，以时钟四刻为限，各成七绝一首，才捷者多多益善，钟鸣截止。各按卷数投缴卷资。作诗钟诗先七言绝句，次七言及八言分咏，又次阄字分唱，自第一至第七，即今之所谓折枝者。文称“乡先达在京，有击钵吟课”者，当指道光初年，曾元澄、杨庆琛等人组织荔香吟社，所作诗课集为《击钵吟》，初刻于道光十一年(1831)。其诗作亦有嵌字或分咏之诗钟。清光绪间，黄理堂著《雪鸿初集》载：乡前辈林少穆(则徐)先生折枝诗句。可见，林则徐在未仕家居的嘉庆时代就已精于此道。当时折枝诗在达官贵人及名儒硕士中已经流行。闽中士人或因仕宦、或因谋生而旅居外地者，往往邀集同乡而为之。闽中人擅长为此，外地(如北京、武汉等)闽人群聚者亦为此，此道渐传于各地。何刚德作《诗事数往》诗云：“前辈有社名荔香，联吟击钵俱同乡。我年弱冠始学步，始白白纸城南坊。”此诗记其诗钟(折枝)之作，亦溯源于击钵吟课。“折枝”一词亦首见于此。 诗钟类分三种，即空咏(嵌字格)、专咏和分咏。 一、空咏(亦称嵌字格和嵌珠、限字体)又分正格和别格。正格(亦称比翼格)做法是拈出两个单词，称做“眼字”，平声、仄声各一，按指定各嵌于七言联句中之第几字；其嵌于第一字或第三字者，两字皆平声亦可。所选两字单词，大多本不相对，但须要求所造之句字面浑成，巧妙成对。嵌字之眼字，分咏之题目，施诸上、下联则可以随意。作嵌字格者，自第一字至第七字顺序为之，更番吟诵，故谓一字为一唱。七字之中各有名目：第一字曰凤顶(又曰鹤顶、虎头)，如“窗、夜”一唱，林则徐曾有句云：“窗虚权借月为榻，夜静每闻风打门。”第二字曰燕颔(又曰凫颈)，如“碧、鸡”二唱，陈宝琛有句云：“残碧殿秋犹有恋，老鸡知曙奈无声。”第三字曰鸢肩(或鸳肩)，如“青、高”三唱：“舞筵高烛江山暗，节府青樽郡县寒。”第四字曰蜂腰，如“田、月”四唱云：“薄宦无田何日返，故人如月几时圆。”第五字曰鹤膝，如“皋、马”五唱：“金钗心伤皋氏宅，玉环魂断马嵬坡。”第六字曰凫胫，如“雪、如”六唱：“湖上残山松雪老，江南春雨六如归。”第七字曰鱼尾(又曰雁足、坐脚)，如“水、尘”七唱“锦帆东划吴江水，玉辇西扬蜀道尘。”此数联俱自然连合，上下语言相贯，非心灵者莫办。 别格：其中又分魁斗格，两个眼字，一嵌上句第一字，一嵌下句第七字；蝉联格，两个眼字，一嵌上句第七字，一嵌下句第一字；双钩格，四个眼字，两字嵌上下联第一字，两字嵌上下联第七字；鸿爪格，三个眼字，一字嵌上句第四字，二字嵌下句首尾；碎锦格，三个以上眼字，分嵌上、下句，要分隔开，不得相连。其他还有卷帘格、押尾格、笼纱格等。如“七才子，八兵乡”六字云：“七步诗才曹子建，八门兵法武乡侯。”“鸡鱼肉，锣鼓板”六字云：“鸡市鼓声分社肉，板桥锣响卖溪鱼。”“十二月十二”五字云：“十里楼台十里月，二陵风雨二陵秋。”“张三，李四”四字云：“四壁图书三尺剑，半肩行李一张琴。” 二、专咏，即两句诗专咏一人或一事一物，而所咏之人、事、物在字面上不能出现，应从诗意中体现之。如咏包拯，有句云：“死后易名称孝肃，生前执法拟阎罗。”咏齐天大圣，有句云：“跳终不出如来掌，炼亦曾从老子炉。” 三、分咏格，亦称“雕玉双联”，以对举于前之“嵌珠”式。其做法是拈出两个题目，同样撰成七言一联；而这两个题目，多为不相干的事物，通过截搭牵合，使之相称，而且要做到题意贴切，句法协调。故撰作者常需运用典故以隐括之，无典可用者也需描绘形容，敷衍成趣。分咏内容须切题意，而所作诗句字面不能犯题目，近于诗谜。由于分咏之题互不相干，没有伦类，故转生风趣，益见作者才思之巧。如，“端午日，孔子”云：“赤帝骄人重五日，素王去我二千年。”“魁星，顶篷”云：“曾将彩笔干牛斗，未许空梁落燕泥。”“梳头，朝帽”：“云开晓镜拢蝉鬓，风闪峨冠动雀翎。”“卖新闻，衬靴”云：“事经访后传多误，步太高时稳最难。“剔脚人，题名录”云：“足下功夫三寸铁，眼前身价一文钱。“官坐堂，养私孩”云：“鼓吹堪怜声是肉，欢娱谁料祸成胎。”“枕头，刽子手”云：“黄昏我便思依汝，白昼君偏敢杀人。”“不应乡试，牛肉”云：“秋战任人雄拔帜，春耕忆尔病扶犁。”“告字，放屁”云：“乡老抬头看日月，通人掩鼻笑文章。”“吹箫，和尚煮狗肉”云：“定知跨凤终成偶，不比烧猪要避人。”“褡衣，囚车”云：“方外可知无正服，此中几见有完人。”“戒方，新经布”云“子弟不才程白木，女儿有喜验红巾。”“官厨子，菊花”云“饕人公膳更双鹜，隐士闲情对一鸥。”“报马，粪桶”云：“笔声急雨三更驿，蟾影斜阳十亩田。”…… 总之，诗钟诸格皆为偶句联对，上、下句既须表现独立创概念(形式)，又要求彼此配合照应(内容)；其选词选语必求意义对应，性质相称，以浑然天成、工巧严整为佳构。其矩范在于命题、限字和限时，作诗者竭才思，殚精虑，克尽斗博斗巧、斗捷之能事。事实上，诗钟格律更严于古、近体诗，其工拙只在一联十四字中，不容一字稍有不妥，其难可知矣! 上述记载表明，诗钟由福州创始，是福州的文学特产，嵌字格与分咏格，始于嘉庆，盛于道光之后。因其字数少，限制严，作为文字游戏，需聪明博洽且机敏灵捷者方能裁对，因此成为竞赛文字者之工具。连京城名公钜卿亦乐为之，足见其对士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当然，如文所载，作嵌字联者不独闽中有之，广东亦有；而且年代久远，可上溯至元代以前。只是福州人从事者多，且早善此体，名声也大，故众人皆以福州为诗钟发祥地。 闽人(主要是福州人)擅长诗钟，多见于清人记载。清荔顺鼎作《诗钟说梦》，有云：诗钟一事，自国初闽人记载后至今近数十年，乃有传作。余所见所闻，诗钟有刻本者，京师、山东、苏州、江南、湖北、安徽、粤西、四川等地。又云：闽固诗钟国，而阁学(按即陈宝琛)实执牛耳。每数日必有会，每会必十余人，或二十余人，皆其邦之名宿也。著名学者陈衍(字石遗)曾说：“闽人喜结社，为嵌字两句诗，世所谓诗钟者也。”孙续的《馀墨偶谈集》云：闽俗士林好为诗会，或每拈二字不类者悬之，俾撰成七字二句，刻香为限。有捷才者，寸晷可得十余联。岁暮尤甚，务闲故也。三坊七巷，各有吟社，佳制美不胜收。由此可见，折枝诗之所以发源于闽中，盛行于福州，皆因士林中人好为之之故。福州多士人，又有诗会吟社之制，故为之者众，渐成风气。福州士人组织折枝诗社并有社名，当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当时，大桥南之可社、水部之琼社最为有名，其后之观社、西社、简社、亦社等有二三十个之多，盛极一时。但皆无社所，吟集时假人斋馆为之。 清末，因闽人所作嵌字格诗钟“尤有声于时”，以至“闽派”享誉国内。许多清代笔记、杂录等载籍都指出，做诗钟特别是嵌字格折枝诗，当数“闽人最工”，且善为者最多，在晚清诗坛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治间，沈葆桢创办福建船政于马尾，其幕中多才俊之士。沈公事毕，时与同僚拈题分韵，夜则刻烛为度，限时鏖战，如击钵吟之例，其诗后刻为《船司空雅集录》一卷。又常作诗钟，亦点香限字作嵌字联。《清稗类钞》载：闽派以陈伯潜(宝琛)为最工，多有最上乘之作，此外还有擅长的“作手”如叶芾堂、叶肖韩(在琦)等人。当时，“同光派”诗人以陈宝琛、沈葆桢、陈衍等人为首，皆擅此体，人们誉称以大笔为诗钟。抗日战争中，福建省会移驻永安，闽人继续诗钟活动，只是多写离乱之痛、民生疾苦。抗日战争胜利后，福州人为祝寿而作诗钟吟集者甚多，如1948年2月，萨镇冰九十岁生日，闽省各界人士参加，征诗以贺寿，应者数百人，得万余联(一联为一卷、一本)，发唱历两日一夜始毕，确是盛况空前，亦足见福州诗钟活动之胜概。 林孝颖在《速成折枝诗录·弁言》中称：“折枝，游戏之作，闽人酷好之。好之深，故其技亦特精。他省人效颦，鲜有能胜之者。”说明折枝诗为闽人所独好、独擅，故亦独精。他省之人有仿效，但皆不如其工。闽人对折枝诗的创造、贡献及影响亦由此而生。清末，外省有诗钟结社者如：樊增祥在北京，张之洞在武昌，易顺鼎在成都，李岳瑞在广州，蔡乃煌在苏州(名寒山社)，金武祥在常州(名鲸华社)。他们的诗钟分咏、嵌字二格并作，但其所作嵌字诗，据称皆不如闽人诗钟。故在清末民国初，国人对福建诗钟高手有“闽派”之称，对福州有“诗钟国”之誉。 诗钟活动的影响也及于台湾。光绪年间，由台湾巡抚唐景崧、邱逢甲等倡导为诗钟之会，经常聚吟于台南斐亭，极一时之盛。唐景崧《诗畸·序》称：自己“官海外，与闽人为亲。闽人雅善此(按指诗钟)，于是公暇复乐为之”。《诗畸》列台湾诗钟作者六十二人，其中闽籍二十八人。当地也组织有多个吟社，如屏东大同吟社、罗东东宁吟社、员林吟社、桃园吟社、鹿港闲吟社等。这些吟社除以律诗为月课外，还以诗钟为月课。由于爱好，他们月课犹嫌不足，有空时常特别邀集吟唱，甚至连酷暑停课两月的旧例也被打破。 清人在诗钟雅集之后，往往将所作折枝诗汇编成集，以供阅览流传。成书于光绪六年(1880)的黄理堂编《雪鸿初集》十卷，是今日所见诗钟较早之总集。其后又有《雪鸿续集》、《壶天笙鹤初集》等，皆选录折枝名句而成集。光绪十九年(1893年)，唐景崧所编《诗畸》，也是诗钟的总集。据《雪鸿初集》记载，诗钟的始作阶段有五言者，如嵌字格“山、秋”第一唱云：“山色和云淡，秋声向晚多。”“石、山”第五唱云：“烟霞严氏石，风雨米家山。”而今日之诗钟则皆为七言一联。 折枝诗的滥觞虽可追溯于宋明时期，但其聚会结社并开展诗钟活动、大量创作折枝诗，则在清中叶嘉庆、道光以后，最盛者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福州人旅居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厦门、南平、永安等地，多有吟社组织。可以说，国内各地凡有闽籍文士(官宦)聚集之处，即有诗钟活动存在。北京灯社发起人陈宝琛、郭曾圻、卓芝南、张珍午等人，每年灯节均有斗灯之举。社中人也有捐资买灯者，时人谢启有云：“风事将残，乡风未坠。私怜羁旅，每先元夜张灯；小集宾朋，又就春明结社。洛阳纸贵，淮甸铜荒……”极写福州乡人在京华灯节吟集活动之盛。对诗钟活动的倡导、组织，最早也最有力者是闽之文士，其中尤以福州士人为主体。此外，在福州尚有不定期组织的吟唱集会，分别称日唱、月唱、大唱。吟局多在农历腊月中旬以后到正月元宵以前；吟所多在市区各境庙之内。每日上午9时出字，下午3时截止，卷资售铜钱十二文，傍晚上灯时发唱，赠品多为瓷器、蜡烛、笺纸等。因此，说福州是诗钟的发源地、“诗钟之国”并不为过。在诗钟诸社中，由闽人组织和参加的占绝大多数；在记载诗钟的书籍中，闽人所作亦占绝大多数。历年有记载的联句总数达十万余联，其数量惊人，足见规模之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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