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 家（续） 全家合力 自建新家 1971年，二弟退伍安置，我们家有四个人工作，家境好转。弟弟妹妹都长大了，我也有了孩子，三间草房确实也住不下了。于是，打算自建住房。那时政府机构中没有城建、土地、环保等部门，老百姓盖房子，随便找个地方，只要不妨碍国家建设，不占道路就行。老城区已盖满，都往近郊发展。 我和李国文叔叔正借调在公安机关帮忙，时任军管组长是县人武部邹部长，经他批准，把县中队的一小块菜园（约五分地，附带一小水塘）让给我们了，好在中队还有一大块菜园地（今五金厂宿舍一带）。小菜地是在县防疫站（今疾控中心）东北，东侧是通往仓房的土路，四周全是农田。 有了宅基地，立即设计方案，原则是一切节约从简，砖瓦结构、毛竹桁条、内山墙扎苇把、抹黄泥蔴刀灰、一米高石头墙、不打地平、七架梁、房宽五米。四间屋框算造价约2000余元。筹措资金，由四个拿工资的每人请一个互助会，再向亲朋好友借一点，打算三年全部还清。 我借了一辆小板车，到南大寺石头塘口买红麻石，2.5元钱一方，我拉车，两个弟弟推车。沿西环路（今车站路）向北，一路上坡到三马路（今池河大道），再沿着防疫站东边的小路进去几十米就到了。总共买60多方石头。 到河南砖瓦厂拣了半截砖一大堆，论堆估价15元，用此砖砌了一面山墙，相等于1000块整砖，省了十几元。三榀屋架和门窗的土框，都是我厂木工师傅帮忙打的；从厂里拉炉灰是免费的；挖个池子，自己酵石灰膏；众朋友帮忙挖好墙基，有邻居沈光亚师傅领夯打夯，用炉渣灰浆下石头墙基；地面上垒一米高石头墙（那时流行，成本又低），上面再砌红砖斗子墙。 那年代不兴包工，都是请朋友帮忙，主家以酒菜招待，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是点工，一般只付基本工资，大工2元左右、小工1.2元／天。但那种方式，往往会出工不出力，工期较长。来帮忙的都是朋友，有的人干完活就回自己家吃饭去了。开工、上梁、齐工三天的酒菜要丰盛一些。在众多好友的帮助下，四间新房子终于盖起来了。后续的门窗子扇以及安装、油漆、布电灯线，都是我自己完成的。还有小厨房，用剩下的材料和树棍，请了一位老茅匠（瓦工），我三弟当小工。屋架房梁由我来配，石头和半截砖砌的单砖墙，那时以烧草为主，还垒了灶台和烟囱。 父亲管钱和账，每笔借款和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既算出了造价，也是为了日后好还款。按当时市价行情，我们用了最低的成本，总共花了2300多元。自建新房，是一大幸事，可喜可贺。这是我从记事以来，经历过五次搬家，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那年父亲55岁，母亲50岁。俗话说，安居乐业，有了居处，此后的工作、生活、事业，都蒸蒸日上。 1972年底全家搬至新居。没有门牌地址，当时三马路（今池河大道）叫胜利路，路北胜利路61号一排房子是明东公社宿舍，往北依次有刘、沈、钱姓三家，我家第四，就以胜利路61－4号为邮政地址。 新盖房的人家总在最后一排，地处农田荒郊，后窗户都很小。那时发展速度很快，过不多久，又有人建新房，未出二、三年，就盖到了老职高（原五七中学后改二中）门口。为了安全起见，能有个院子最好。于是父亲去农村找来了“狗橘子”种子种下，然后长出有刺的灌木丛，权当院墙。 二桐书屋 潜心读书 我在院门边栽了两棵法国梧桐树。父亲住在头单独一间卧室兼书房，称作二桐书屋。靠窗一张办公桌，中间一排书柜，将屋一分为二，里侧是床。书柜门上有一副自书对联“衣袖多因伏案破，钱囊甘为买书空”，表明了父亲对书酷爱的程度。书柜里摆满了各种书籍，父亲每天看书至深夜。这里也是父亲的工作室，业余时进行书法篆刻的创作研究，尽情地发挥他的艺术才能。 新家离五金厂百米之遥，父亲上班很近。父亲严格要求自己，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以工匠精神做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五金厂外出学成电镀归来，负责电镀车间的技术配方，后来传授给年轻人，他就改做仓库保管兼二级核算工作。他每天在厂里的八小时，一下不闲着，仓库的货架排列整齐，干净整洁。做不完的账本带回家里做，一台减压启动器产品，有2000多种不同规格的材料和零配件。父亲按生产计划精确的计算出每个周期的用量及资金额，以便厂里好安排资金，有序采购，合理库存，做到既不多占用资金，又不影响生产。父亲把半成品仓库管理的井井有条，一度成为全手工业系统的榜样、标杆，各企业都来学习、参观。父亲也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标兵，以致到了退休年龄又被留用两年多，1980年63岁时才真正退休回家。 父亲自幼酷爱金石书法，对篆刻艺术情有独钟，如醉如痴。在文革期间，为少惹麻烦，暂停了创作。七十年代初，曾探索尝试篆刻创作，也只能是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内容，而且一律是简化字，根本无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1976年四人帮下台后，文艺的春天到来了，此后，父亲的书法篆刻作品多次参加县和地区展览，并被《滁州报》《安徽群众文艺》《嘉山文史》等报刊采用。1978年起，父亲应邀经常参加滁县地区文化局和文联等单位组织的活动，去南京博物馆、山东曲阜、泰安等地参观学习，在本地区渐渐有了知名度。 醉石轩里 老蚕刻石 1980年1月，父亲正式退休。没有了工作压力，无拘无束，如雄鹰展翅，自由翱翔在艺术的天空。父亲将二桐书屋改斋号名为醉石轩，笔名也改为老蚕。大部分精力醉心于金石篆刻，在传统手法上探索创新。1980年3月，父亲参加安徽省书法金石学会成立大会，成为会员。会议期间结识了许多书法篆刻名家，与司徒越（孙剑鸣）、葛介屏、谢德寿等人成为好友，多有书信交流往来。 1982年9月，在滁县地区书法界代表大会上，家父被选为理事；1984年成为安徽省篆刻研究会会员，其篆刻作品多次在安徽画廊展出并获奖；1990年获安徽省老年杯书画大赛一等奖；1988年10月，参加全国首届神龙杯老同志书画篆刻大赛，获三等奖。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受邀于1989年1月去北京美术馆参加展览开幕式。 全家人对父亲表示祝贺，支持他去北京，纷纷表示提供经济援助。父亲兴奋了数日后，冷静下来，决定不去北京了。究其原因，他说：“隆冬腊月，天寒地冻。我在家都怕冷，何况北方更冷，若冻病了不值得，省下钱留多买点书吧。” 父亲一生，醉石爱书，视书为命。“宁愿饿肚皮，不愿饿脑壳”。 1983年，新华社安徽分社摄影记者朱云风慕名来到醉石轩，请家父为其一方歙砚刻字。父亲仔细端详，见砚台上雕有荷叶和青蛙，就说：此砚对应了唐代李商隐“留得残荷听雨声”的诗句，就刻听雨吧。父亲精心雕刻了“听雨”二字，朱记者十分高兴，随后为父亲拍摄了一张彩色的工作照。 改革开放初期，有人建议家父“挂起张公孚刻印招牌。一定会门庭若市，能挣大钱”。父亲一生淡泊名利，视金钱如粪土，对此建议不屑一顾。他说：“我虽然不富裕，好在儿女们都长大了。我有退休金，我们老俩口习惯了粗茶淡饭的生活。” 反之，常有年轻人登门求教书法篆刻，其中还有两名军人，每逢此时，父亲格外高兴，热情地称他们为“青友”，从不以老师自居，不但不收分文，还赠与资料书和小工具。 1986年，有杨昭依、吕永胜两位爱好者来求教篆刻。父亲提前备课，每周授课一次，细心讲授并三人做相同的作业，下周对作品互相点评。父亲把自己一生积攒的经验，毫不保留地和盘托出，为的是能让传统篆刻艺术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杨昭依先生悟性高，能刻苦钻研，经过数年不懈努力，成为安徽省著名中青年篆刻家。曾荣获全国政协系统篆刻大赛一等奖。 1999年，安徽电视台国际频道栏目组对杨昭依做专题采访，杨把记者带到我家老屋，说：“没有张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可是当时父亲已是癌症晚期，卧床不起，只能用眼神、手势表示对杨昭依的赞许。 原嘉山县老年诗词协会会长武家文、秘书长涂清源，是醉石轩的常客，他们常与家父切磋交流诗词楹联。1993年，该会主办的《灵迹吟草》创刋，每辑都有家父的作品，父亲亦被聘为协会顾问。 明光的书画名家李仲平、吴绍明、黄汝琪、张学伦、丁桢干、徐国柱、郭开华、李洪武等都是家父的艺友，醉石轩的常客。父亲除了每日临摹名碑法帖、练习书法、读书篆刻，还将自己的印稿整理装订成21卷线装本。1992年又将诗词、楹联装订成25卷线装本。另外，还有临摩的古碑名帖、自书的作品等线装本十几卷。 1998年，父亲不幸患上癌症，与病魔抗争了两年，于2000年在老屋里走完他83年的人生之路，时隔八年，在同一间屋，瘫痪数年的母亲也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87岁。 |
|
|
来自： 新用户9326cauu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