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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底，粟裕将军的儿子粟戎生，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粟戎生急忙从部队赶回北京，没过几天，粟裕将军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抱着粟裕骨灰的粟戎生，痛哭流涕。 就在此时，满脸悲伤的楚青向粟戎生走了过来，坚定地对他表示：“你父亲的遗愿，我是一定要完成的。”早在1976年，粟裕将军重病初愈之后，他便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明确向妻子楚青表达了他晚年生活要做的事。  粟裕 粟裕当时笑着对楚青说：“这是我对国家最后的一点心意了。”那么粟裕做出的这个重要决定是什么呢？最后他的这个决定完成了么？ 粟裕的遗体被火化之后，他的家人在他的骨灰当中发现了三枚弹片，大的那一块宛如黄豆粒，小的两块宛如两颗绿豆。众人一瞧全都被震住了，谁也没想到粟裕的脑子里，竟然会有这样的“战争遗产”。 后来经过分析这几块弹片，大家发现这几块弹片，应该是在赣南地区的水南战斗中遗留下的。1930年，国民党军队进犯赣南苏区，当时作为红四军一纵队二支队政委的粟裕，立刻带领部队进军赣南地区，在吉水、吉安的南部水南附近，同国民党部队进行战斗。 经过激烈的交锋，敌人也是被打得节节败退，然而就在此时，敌军一颗炮弹向粟裕的位置打了过了。粟裕往旁边一躲，躲过了炮弹的攻击。但是炮弹爆炸的余威，却波及到了粟裕。  粟裕只觉得头部被猛地一击，随即眼前一黑，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战斗结束后，医护兵们便将粟裕抬到了后方进行治疗。由于环境简陋，条件有限，医生只能用纱布，对粟裕头部的伤口，进行简单的包扎。 谁也没有发现，在粟裕的脑袋里，还有残余的弹片。就这样这些弹片跟随了粟裕几十年，说起来也算是“战争遗产”了，然而这所谓的“战争遗产”，却折磨了粟裕整整几十年。 年轻时粟裕还没有太大的感觉，偶尔会有一些头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粟裕的头疼症，便变得频繁了起来。只要没休息好，粟裕就会头疼。一头疼，谁也不能去摸，因为手一放上去，粟裕就觉得有密密麻麻的针，往自己的脑袋里面钻。  粟裕的秘书鞠开说：“将军的脸老是通红通红的，经常说脑袋发胀、发疼。谁也想不到，他脑袋里有炮弹片。”从此以后“头疼症”便成为了粟裕身体上的第一个顽症。 由于常年征战，条件艰苦，因此粟裕除了“头疼症”外，还患上了别的严重的疾病。比如高血压、肠胃病等等。因为这些病，粟裕还丢失了上朝鲜战场的机会，而这也成为了粟裕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那是在1950年6月，毛主席宣布，让粟裕负责攻台作战。不久后，几十万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布置完毕。但是不久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了，攻台作战计划只能被搁置。此时粟裕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抗美援朝战争做准备。  然而因为高血压、肠胃病以及美尼尔氏综合征发作，粟裕无法到任，只能前往青岛疗养。为了能尽快好起来，粟裕每天都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医生们也为粟裕制定了一份疗养的方案。 然而半个月后，粟裕身体还是没有任何的好转，头疼得厉害，甚至连外出也无法做到。粟裕心里很着急，越着急病情就越无法好转，一直到志愿军入朝作战那天，粟裕也没有好起来。 志愿军入朝作战那天，粟裕一夜没睡，双眼一直望向志愿军离开的方向，背影看起来有些许的落寞。对粟裕来说，他一直都想要上前线保卫祖国。粟裕并不擅长其他事务，平时关注得最多的，也是与军事有关的事情。可想而知，当粟裕因为身体无法上前线时，心里有多么地伤心。  到了11月份，粟裕的病情仍然不见好转，经中央批准后，前往苏联治病。在苏联治病时，粟裕除了疗养，还做了一个盲肠切除手术。一般来说，盲肠手术是很好做的。 然而这么一个简单的手术，给粟裕做时却并不简单。医生一开始开刀时，甚至找不到粟裕盲肠的位置。而这是因为，在战争年代，粟裕曾从马上摔下来，这一摔直接导致他的盲肠严重错位。 还好医生医术精湛，最后手术顺利成功了。粟裕总是闲不住，他的病情一得到好转，就马上从莫斯科回到中国。1951年年底，粟裕正式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一职，协助总参谋长训练海、陆、空三军。他经常加班，下班铃响了还继续工作，批文件。  有时候上班累到“头痛症”犯了，粟裕就开窗吹吹冷风，或者是将头贴在玻璃窗上，凉上一会儿。这样一来，粟裕的身体便时好时坏。1952年底，由于过于操劳，粟裕不得不停止工作，前往南京休养。 在南京休养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好转，便又转到杭州休养。1953年2月，粟裕身体好了一点，他便立刻前往大、小金门考察国民党军队的防务情况，结果不到半年又累倒，病情加重。在这期间，粟裕将军被查出了新的疾病——心血管主动脉硬化。 1958年，粟裕被调离了军事指挥的第一线，但尽管如此，他依旧默默关注着国家国防、军队建设。后来据粟戎生回忆，粟裕晚年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未来的战争，我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一旦有情况，就要靠你们这一代了。”  粟裕将军一家人 而粟裕被调离军队后，楚青见他总是忧心忡忡，便建议他写一本回忆录，以给后人作为借鉴，但粟裕将军却一直没有答应。到了1969年，周总理让粟裕在他身边工作，粟裕想了很久，才终于答应。但这有一个前提，粟裕对周总理说：“总理，如果打起仗来，我还是要上前线的。” 粟裕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仍旧保持着以前的生活习惯，早起锻炼、练练武功，加班工作。1970年，粟裕将军的病情突然加重了，他常常头疼，血压也一直降不下来，心血管硬化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从此以后，粟裕成为了医院的“常客”，可以在医院的任何一个角落看见他的身影。到了1975年，粟裕将军又被查出，患有肺炎、胸膜炎等疾病，他的身体已经“千疮百孔”了。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粟裕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积极与病魔做抗争，身体好些了，又继续工作，时常询问军队的情况。  1976年1月，粟裕将军突发心肌梗塞，与死神近距离接触。家人们连忙将他送往医院紧急抢救。经过医生的治疗，粟裕终于脱险。 这年夏天，重病初愈的粟裕，找到楚青，对她说：“以前你总是希望我能够写一本回忆录，记录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争斗，但是我从不准备写。现在我决心写了，这也许是现在我唯一能够为党和国家做的事了。” 自从与死神擦身而过后，粟裕忽然意识到自己或许没有多少时间了，而当时我国的军队，由于很多人没有上过战场，因此，一时间军内形而上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种思想如果得不到纠正，并且还坚持以这种思想，教育下一代士兵，那么在战斗中是会吃亏的。  出于纠正形而上学思想的想法，粟裕决定撰写一篇回忆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如实的反应，一个战斗指挥者，如何在战场上掌控全局。作为多年相伴的战友、同志以及夫妻，楚青了解粟裕的想法，因此她十分支持粟裕的决定。 自此，粟裕将军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便正式启动了。粟裕身体好时，他便自己动笔写，身体情况糟糕时，便向楚青进行口述，然后再由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记录整编。 尽管因为粟裕病情的原因，他有时候口述很慢，可能表达也有些混乱，但得益于长期在粟裕身边工作和生活，作为记录员的楚青，总是能够准确地记录粟裕想表达的内容。由于粟裕和楚青默契的配合，因此撰写回忆录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此后粟裕在养病期间，便一直做着这一件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1年，粟裕又被查出了脑溢血和脑血栓，此时粟裕身上已有多种疾病，包括高血压、心肌梗塞、胃癌等。 对此，粟裕顽强地同这些疾病战斗着。但是脑血栓和脑溢血这两种病，都对脑子有重大的影响，会导致人出现认知障碍、意识模糊、失语等一系列后遗症。而这些都会阻碍，粟裕撰写回忆录。 楚青心里很难过，她试探过粟裕，发现他的记忆力已经在慢慢衰退了。楚青小心翼翼地问粟裕，他是否还想要完成这本回忆录，粟裕回答：“当然是要的。”从此以后，楚青便坚定地帮助丈夫完成，这本回忆录。  粟裕和楚青 由于粟裕病情不是十分稳定，他不得不放弃口述的形势，改换成楚青以闲谈的方式，对粟裕进行提问，以继续撰写回忆录。虽然粟裕的身体情况不太理想，但他仍能够简明扼要地回复问题。 几个月后，粟裕的脑血栓又发作，病情反反复复。病情几次复发后，粟裕的语言能力也大幅度衰退，有时候面对楚青的提问，他无法回答，只能睁着眼睛默默看着楚青。 楚青脸上的痛苦难以抑制，常常在背地里哭泣，而这一切粟裕都看在心里。几天后，楚青如往常一样照顾丈夫，粟裕忽然对她说：“你不要急，你问的问题我都明白，只是我现在表达能力有些差，之后我会慢慢讲给你听。” 楚青惊喜于粟裕突然能够对她说一大段话，又感动于粟裕的坚持。就这样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 1984年，粟裕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用尽全力，也没能将粟裕救回来。这年2月5日，戎马一生的粟裕将军因病逝世。 楚青怀着剧烈的悲痛，将粟裕火化，又在粟裕的脑子里发现那些弹片，心里越发悲痛。后来这些弹片，被保存在了粟裕家中，成了粟家的传家宝。 粟裕去世后，楚青代表粟裕，在中央的支持下，对粟裕的回忆录进行有序地编写整理，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粟裕回忆录》终于完成了。由于粟裕的离去也一并带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因此《粟裕回忆录》在思想、内容等各个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遗憾。 纵然有遗憾，但《粟裕回忆录》依旧有很高的价值，对我国军队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像粟裕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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