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1年对粟裕而言，是一个转折的年月：他的身体在这一年彻底地垮了。这年春天，他先是突发脑溢血，接着又发作脑血栓，接二连三的打击下，他的思维和语言表达都受到了一定影响。 军人对自己的身体总是格外敏感，年已74岁的粟裕非常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老年粟裕 粟裕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头痛的症状，自1930年反围剿战争负伤以来，粟裕就经常头痛发作。直到他被火化后，世人才知道：他的脑子里有三块残留弹片，一直未被取出。 领导同志知道粟裕身体不行了以后，曾多次劝他说：“你身体不好，用脑子太多不好，回忆录的事就放下吧。” 领导口中的“回忆录”，是粟裕晚年的最大、最重要工作。他的回忆录实际并不是普通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军事回忆录，所以，负责整理回忆录的同志，是军事科学院指派来的。 粟裕不肯停下回忆录的撰写，原因很简单：他觉得自己必须把脑子里与军事有关的所有，全部整理出来，作用非常大。 自1976年夏天开始，粟裕就着手撰写回忆录了。写回忆录之前，粟裕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他觉得“这件事非做不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军事领域充斥着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有人甚至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归结为几条固定的公式，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者早就规划好的，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 粟裕曾痛斥这种做法说：“战场上瞬息万变，再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这样教育下一代，打起仗来会害死人的。” 粟裕的军事回忆录，一直是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实践，通过叙述战役和战斗的背景、作战方针和部署的产生、战场上敌我形式的演变、指挥员在当时所做的思考和决断，以及交战过程和结局，以求能如实反映一个战役指战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导致失败的。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粟裕此举是会得罪一些人的，但他并不在乎，他对妻子楚青说： “我这样写，可能会受到有些人的非议，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离开战争指挥者的种种思考去写战役、战斗，就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战斗详报。要写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历史的真实来写。”
粟裕与妻子楚青 考虑到自己写回忆录时，距离战争已过去太多年，粟裕还请参与回忆录的同志帮忙找有关材料核实。他的这种负责态度，增大了回忆录撰写的难度，却也让他的回忆录的价值更大了。 粟裕病重时，回忆录尚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未完成。领导为了让他好好休息，特意将负责帮忙撰写回忆录的同志调离了。面对这种境况，粟裕依旧不肯停下回忆录的撰写，他深知：一旦自己不在了，这些宝贵的军事经验将无法流传下去。 病情稍一稳定，粟裕就开始思考回忆录的问题，有时，为了想一个问题，他的头痛得似乎要裂开，可他依旧不肯停下。粟裕回忆录的后半部分，几乎是完全靠他用毅力支撑着完成的，好在，这最后的工作总算是完成了。 全部完工后，工作人员迅速进行了汇编：近四十万字。粟裕的回忆录因为主要在讲战争，遂被定名为了《粟裕战争回忆录》。这本书后来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军内外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重病期间，粟裕还在医院接见了很多请教者，他们多半是带着无法解决的军事问题而来。每次，粟裕都强撑着病体，以负责的精神热情、耐心地解答。 张照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副主编，他虽知道粟裕病重，却无奈自己编战史条目时遇到了棘手问题，思来想去后，他不得不前往医院请教粟裕。一见面，他就着急忙慌地道： “我编写我军现代和我国历代战史条目，想不着重写经过而是突出写战役指挥，但我对战役指挥的基本规律摸不准，能否请首长给予指教？” 粟裕想都没想就点头应允了，他随即不假思索地从理论到实际，系统地给张照远讲了九条，而这九条，正是后来粟裕讲到的“经典九条”： “一，胸中有全局，积极主动为实现战略全局需要而战，力争夺取最佳战果，实现战略意图。 二，作战指导上必须解决好第一仗与尔后诸仗，直至夺取全胜的关系。 三，乘敌之隙，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有生力量。 四，战役发起后，指挥重心要放在促使战役致胜的转折点上，以相机夺取全胜。 五，根据战役情况的发展变化，灵活用兵，及时改变作战方式和战法。 六，发挥各兵团（部队）指挥员和部队的特长，执行各种类型的作战任务，并与诸兵种、地方军、民兵协调一致，形成整体力量打击敌人。 七，战役前线指挥所既要达到稳定的不间断的指挥，掌握战场全面情况，又要做到保障指挥员观察到主要作战方向上军队的行动，以不失时机地夺取胜利。 八，抓住战役间隙，及时整补训练部队，充分作好再战准备。 九，增强后方勤务、保障作战能力。” 每讲一条，粟裕都结合自己战役指挥的实例，详细加以解释说明。张照远深受启发，他苦思不得解的问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在感动之余，他不禁感叹：“重病且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粟裕将军居然能席谈出如此全面、系统、深刻的见解，将军真是军事天才啊！”
粟裕 粟裕并非军事天才，他只是一直未停止对军事问题的思考罢了。就在张照远来找他之前，他还在琢磨自己的战役指挥呢！当然，这些，张照远等人事先并不知情。 张照远等更加不会知道：重病中的粟裕，除了坚持琢磨军事，还一直在琢磨着另一件事，那就是回老家—— 粟裕出生在湖南怀化会同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可他从小就有反叛意识，幼年时，他就喜欢和家里的长工混在一起，也因此，他和一心想让自己继承家业的父亲总是格格不入。 17岁那年，粟裕为了继续求学毅然离家出走，走到常德时，因盘缠用尽只得向父亲写信求助，他在信里告诉父亲：“若不给钱，自己讨饭也要继续走下去。” 父亲在不得已之下妥协，并接回儿子宴请乡亲为儿子送行。送走儿子时，这位倔强的父亲落泪了。 19岁那年，学校放假时，粟裕曾短暂地回到家中，父亲听闻粟裕在学校参加了五卅运动罢课游行的事情后，再次倔强地将他软禁，并不再允许他去学校。为了让儿子“听话”，他还给粟裕寻了一门亲事。 粟裕哪里肯“就范”，为了彻底摆脱封建父亲对自己的束缚，他再次离家出走了。而这一走，竟成了他们父子的永别。
少年粟裕 粟裕重病这年，距离他最后一次离家已经过去了整整55年。55年间，他曾有几次打仗打到了家门口，可因为种种原因，他始终未曾回到他日思夜想的家里。 粟裕一直未曾回家，除了因为各种客观因素的作用外，与他心里的抵触也有一定的关系。他的父亲是因为他参与革命受到牵连，继而逃到会同城郊外染病辞世。粟裕的内心深处始终觉得：父亲的死，与自己有关。 粟裕始终未曾回家，还与他的身份特殊有着一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粟裕曾动了回家一趟的心思。可因为当时的土匪未肃清，部下告诉他：“像您这种级别的人回老家，非得要一个加强连护送”，他听了后，立马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常人看来，功成名就的下一步最好是“衣锦还乡”，可粟裕却并不想如此，为何？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若因为自己而兴师动众，就是给国家、给人民添麻烦，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同是为了国家、人民，粟裕在母亲重病之际，不得不将母亲托付给好友许世友，他也因此错过了与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机会。 在粟裕心里，没有任何人事，比国家和人民的事更重要。也只有在身体已经不行了，自觉已无法继续为国家、人民做事时，粟裕才终于想到要回家一趟了。 人越老越念旧，老病时更是如此。躺在病床上的粟裕，经常在恍恍惚惚间“看见”通向会同老家的那条小路和屋后的那棵大树。 “我想回老家一趟！”粟裕终于在74岁这年说出了这句心里话。妻子楚青听了这话后，居然感到无比高兴，她太想和丈夫一起回会同了。结婚几十年，还未回过丈夫老家的媳妇，怕也只有她了。 很快，粟裕就向组织提出了“回故乡看看”的请求。 中央接到粟裕的信件后非常重视，考虑到粟裕此时的病情，几位领导专门在会议室里进行了讨论。谁也没想到，这一讨论居然就是几个小时。 领导们讨论的焦点是：粟裕已经74岁了，是个白发苍苍且病重的老人了，会同和北京相隔近2000公里，若路上有个闪失，该如何处理。
老年粟裕 最终讨论结果是：粟裕要等到病情有所好转时，方被允许回乡探亲。考虑到粟裕已经半个世纪未曾回乡，中央决定：派粟裕的老部下张震代替他回去看一看。 消息传到粟裕耳边时，粟裕的眼里含泪，但他什么也没说。楚青从丈夫的眼里看到一丝悲凉，她拉着丈夫的手想安慰他几句，却找不到合适的字句。 张震来到湖南后，专程到粟裕家拍摄了老宅的照片，他还贴心地为他带来了家乡的一些土特产。 张震回京后，粟裕很兴奋。听张震讲关于会同的各种见闻时，他几次激动地想从床上坐起。当张震拿出老宅的照片给他时，他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这泪水里，是他对家乡的无尽思念。 张震替他回家，并未缓解他的思乡之情，反而让他更加想家了。因为头痛的缘故，粟裕常在半夜醒来，每次醒来，他都在恍惚间觉得自己是在老家。 粟裕和楚青讲家乡的事越来越多了，那些絮叨的话难免重复，可楚青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这些话，她多半已能背出来了：“我老家楼上啊，有个圆形门，在那里看月亮是最好的位置。屋后那棵大树，我8岁就能爬上去了，很高呢……” 粟裕的病并未好起来，哪怕领导已承诺“病情好转就可回老家”。粟裕的头痛症发作越来越频繁，楚青心痛不已，她当时怎会知道：丈夫之所以头痛欲裂，是因为脑子里有三块残留的弹片呢？
粟裕脑子里的三块残留弹片 粟裕虽被誉为“战神”，可他一生也打过败仗，更曾数次在战争中负伤。1930年的反围剿战中的负伤，是他一生的第三次负伤，也是最严重的一次：一枚迫击炮弹打在他身边并爆炸，他的头部被猛然击中，当场昏迷。 满脸是血的粟裕被送到后方医院时，医生都以为他活不了了。可短短三个月后，他又火急火燎地上了战场了。因为仓促，加上医疗条件有限，医院竟未检查出残留在粟裕颅内的弹片。那三块弹片，竟一直残留在他的脑子里，并时常让他头痛发作。 这三块弹片，是在粟裕去世后被火化以后，才被发现的。 不知情的楚青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抱着头叫疼，几十年来，每次他头痛发作，她都只能在一旁看着，如今他老了，她也还是只能在一旁看着。她知道，这时候，就是碰他的头发丝，也会加剧他的头痛。 即便病情已无法控制，粟裕依旧还在想着怎么继续做点实事。1982年2月，病情稍有好转后，他便担任了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委员。 粟裕向来讲究实事求是，编党史时，他更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记述，他还对华东、苏中的党史编写给予了特别的关怀。 考虑到1982年对共产党而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月，粟裕还专程写文提醒和警示一些同志：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中，且不要迷失方向，要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还就具体的方法，给予了相应的建议。
粟裕和年轻人在一起 1982年9月开始，感觉到身体已越来越差的粟裕不得不退居二线，可他却也只是“身退”而已，他仍在默默奉献着。 1984年1月25日，已不能亲自出席重要会议的粟裕，准备了一个书面发言，托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在会议上宣读。这个发言，粟裕整整写了一千多言。而这个书面发言，也终成了他的临终遗言。 在这份书面发言里，他还不忘提醒所有和他一样的“老同志”： “我们这些老同志，常被人称为“有影响的人士＇。我以为影响，主要是党的光辉、战斗的业绩、革命的传统，作用于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让我们珍惜这种影响，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光和热吧！” 粟裕的话给了老同志们以最大激励，他们都将这篇发言称为“金玉良言”。第二天，这篇反响极好的发言，被全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 谁能想到：在写这篇“金玉良言”前的1月中旬，粟裕的病情就转重了。当月下旬时，各种针对他的抢救就已无效了。 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粟裕与世长辞，享年77岁。粟裕辞世时，脸上挂着一抹笑，或许，临终前一刻，他已经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老家了吧。
粟裕老家 粟裕辞世后，他的夫人楚青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述了粟裕生前的遗愿，内容是： “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不要遗体告别仪式，不要追悼会，将骨灰洒在频繁转战地”，粟裕的三个遗愿说到底是：不给国家和人民添麻烦。可叹，他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辈子贡献，到最后一刻，也不肯要国家和人民给他任何。 粟裕的讣告内容大体和其他逝世将领一样，但其讣告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讣告里有一句“尤擅指挥大兵团作战”。这句特殊的评语，是对他“战神”身份的最大肯定，这样的讣告，也是军中之“绝无仅有”。
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与张爱萍在粟裕遗体旁站立 如粟裕所愿，他的骨灰最终被撒放在了20多处，这些地方都是他曾经征战过的地方，他将在这些地方陪着他的战友，陪着他保卫的国家和人民…… 粟裕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了湖南会同老家，这也意味着：“少小离家老大未回”的粟裕将军，终于魂归故里了……
粟裕“回家” 送骨灰途中，粟裕的夫人和战友楚青，含着热泪写下了一首《遣怀》，与他做了最后的别离： “时晴时雨正清明，万里送君伴君行。宽慰似见忠魂笑，遣怀珍惜战友情。唯思跃马挥鞭日，但忆疆场捷报频。东南此刻花似锦，堪慰英灵一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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