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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乐寺全景图 图片来源：《蓟县独乐寺》陈明达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周礼考工》《阿房宫赋》《两都两京》，以至《洛阳伽蓝记》等等，固记载详尽，然吾侪所得，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调谐之音节耳。明清学者，虽有较专门之著述，如萧氏《元故宫遗录》，及类书中宫室建置之辑录，然亦不过无数殿宇名称，修广尺寸，及“东西南北”等字，以标示其位置，盖皆“闻”之属也。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犹熟诵《史记》“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遇刘邦于途，而不之识也。 造形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我国建筑，向以木料为主要材料。其法以木为构架，辅以墙壁，如人身之有骨节，而附皮肉。其全部结构，遂成一种有机的结合。然木之为物，易朽易焚，于建筑材料中，归于“非永久材料”之列，较之铁石，其寿殊短；用为构架，一旦焚朽，则全部建筑，将一无所存，此古木建筑之所以罕而贵也。然若环境适宜，保护得法、则千馀年寿命，固未尝为不可能。去岁西北科学考察团自新疆归来，得汉代木简无数，率皆两千年物，墨迹斑烂，纹质如新。固因沙漠干躁，得以保存至今；然亦足以证明木寿之长也。 至于木建筑遗例，最古者当推日本奈良法隆寺飞鸟期诸堂塔，盖建于我隋代，距今已千三百载。然日本气候湿润，并非特宜于木建筑之保存，其所以保存至今日者，实因日本内战较少，即使有之，其破坏亦不甚烈，且其历来当道，对于古物尤知爱护，故保存亦较多。至于我国，历朝更迭，变乱频仍，项羽入关而“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二千年来革命元勋，莫不效法项王，以逞威风，破坏殊甚。在此种情形之下，古建筑之得幸免者，能有几何？故近来中外学者所发现诸遗物中，其最古者寿亦不过八百九十余岁未尽木寿之长也。 ▲ 法隆寺金堂昭和二十九年（1954）解体修理前 转引自“飞鸟寺文管所”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皆辽圣宗统和二年重建，去今（民国二十一年）已九百四十八年，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翻阅方志，常见辽宋金元建造之记载；适又传闻阁之存在，且偶得见其照片，一望而知其为宋元以前物。平蓟间长途汽车每日通行，交通尚称便利。廿年秋，遂有赴蓟计划。行装甫竣，津变爆发，遂作罢。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克成行。实地研究，登檐攀顶，逐部测量，速写摄影，以纪各部特征。 归来整理，为寺史之考证，结构之分析、及制度之鉴别。后二者之研究方法，在现状图之绘制；与唐、宋(《营造法式》)、明、清(《工程做法则例》)制度之比较；及原状图之臆造（至于所用名辞，因清名之不合用，故概用宋名，而将清名附注其下）。计得五章，首为总论，将寺阁主要特征，先提纲领。次为寺史及现状。最后将观音阁山门作结构及制度之分析。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式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落于东院，寺之规模，更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帷阁及山门。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第二十三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 中国建筑之ORDER 载于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 唐宋建筑之斗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各不同，条理井然。各攒斗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拱之大成者矣!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梁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 ▲ 独乐寺全景图东侧 图片来源：《蓟县独乐寺》陈明达 阁与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物，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般。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重朔，尚具唐风，其两傍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统和原构，唯观音阁及山门尚存，其余殿宇，殆皆明清重建（参上原文第二图）。今在街之南，与山门对峙者为乾隆十八年所立照壁。街之北，山门之南为墙，东西两端辟门道，而中部则用土坯垒砌，与原有红墙，显然各别。此土墙部分，原为乾隆十八年立栅栏所在，日久栅栏朽坏，去岁蓟县乡村师范学校接收寺产后，遂用墙堵塞。以防游民入校。 虽将山门遮掩，致使瞻仰者不得远观前面立面之全部，然为古物之保存计，实亦目前所不得不尔者。栅栏之前有旗杆二，一杆虽失，而石座夹杆则并存。旗杆与栅栏排列并非平行，东座距壁0.28米而西座距离0.73米。座高1.57米，见方约0.84米。与北平常见乾隆旗杆座旨趣大异。且剥蚀殊甚，殆亦辽物也。栅栏之内为山门，二者之间，地殊狭隘。愚以为山门原临街，乾隆以前未置栅栏，寺前街道，较他部开朗，旗杆立于其中，略似意大利各寺前之广场，其气象庄严，自可想见。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格扇装修，已被军队拆毁无存、仅存楹框。南面二梢间，立天王像二尊，故土人亦称山门曰“哼哈殿”。天王立小砖台上，然砖已崩散，天王将无立足之地矣！北面二梢间东西壁画四天王，涂抹殊甚，观其色泽，殆光绪重修所重摹者。笔法颜色皆无足道。山门之北为观音阁，即寺之主要建筑物也。阁高三层，而外观则似二层者。立于石坛之上，高出城表，距蓟城十余里，已遥遥望见之。经千年风雨寒署之剥蚀，百十次兵匪祸之屠劫，犹能保存至今，巍然独立。其完整情形，殊出意外，尤为难得。阁檐四隅，皆支以柱，盖檐出颇远，年久昂腐，有下倾之虞，不得不尔。阁中主人翁为十一面观音像，高约16 米，立须弥坛上，二菩萨侍立。法相庄严，必出名手，其年代或较阁犹古，亦属可能。与大像相背，面北部分尚有像，盖为落伽山中之观音。此数像者，其意趣尚具唐风，而簇新彩画，鲜艳妖冶，亦像之辱也。坛上除此数像外，尚有像三躯，恐为明以后物。北向门额悬铁磬一，万历间净土庵物，今为学生上课敲点用。庵在县城东南，磬不知何时移此。 ▲ 十一面观音塑像 图片来源：《蓟县独乐寺》陈明达 阁与山门之间，为篮球场，为求地址加宽，故山门北面与观音阁前月台南面之石阶，皆已拆毁，其间适合球场宽度。球场（即前院）东西为配殿，各为三楹小屋，纯属清式。东配殿门窗全无，荒置无用，西配殿为学校接待室。阁之北，距阁丈余为八角小亭，亦清构。亭内立韦驮铜像，甲胄武士，合掌北向立，高约2.30米，镌刻极精。审其手法，殆明中叶所作。光绪重修时，劣匠竟涂以灰泥，施以彩画，大好金身，乃蒙不洁，幸易剔除，无伤于像也。总之，寺之建筑物，以观音阁为主，山门次之，皆辽代原构，为本次研究主物。后部殿宇，虽属明构，与清式只略异，东西两院，则纯属极规矩之清式，无特别可注意之点也。▲ 原文第九图 山门北面 ▲ 独乐寺山门南面 图片来源：《蓟县独乐寺》陈明达 山门为面阔三间进深二之单层建筑物。顶注四阿，脊作鸱尾，青瓦红墙。南面额曰“独乐寺”，相传严嵩手笔。全部权衡，与明清建筑物大异，所呈现象至为庄严稳固。在小建筑物上，施以四阿，尤为后世所罕见（参上原文第九图）。 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共有柱十二。当心间（今称明间）面阔6.10米，中柱间安装大门，为出入寺孔道。梢间面阔5.23米，南面二间立天王像，北面二间原来有像否、尚待考。中柱与前后檐柱间之进深为4.38米。因进深较少于梢间面阔，故垂脊与正脊相交乃在梢间之内而不正在中柱之上也。 台基为石质，颇低；高只0.50米。前后台出约2.20米，而两山台出则为1.30米，显然不备行人绕门或在两山檐下通行者。南面石阶三级，颇短小，宽不及一间，殆非原状。盖阶之“长随间广”，自李明仲至于今日，尚为定例，明仲前百年，不宜有此例外也。北面石阶已毁，当与南面同。 山门柱十二，皆《营造法式》所谓“直柱”者是。柱身与柱径之比例，虽只为8.6与1之比，尚不及罗马爱奥尼克式柱之瘦长，而所呈现象，则较瘦；盖因抱框等附属部分遮盖使然。柱之下径较大于上径，唯收分甚微，故不甚显著，非详究不察；然在观者下意识中，固已得一种稳固之印象。兹将各柱之平均度量列下：前后柱脚与中柱脚之距离为4.38米，而柱头间则为4.29米，柱头微向内偏，约合柱高2%。按《营造法式》卷五：凡立柱并令柱首微收向内，柱脚微出向外，谓之侧脚。每层正面随柱之长，每一尺即侧脚一分；若侧面每长一尺，即侧脚八厘。至角柱其柱首相向各依本法。
山门柱之倾斜度极为明显，且甚于《营造法式》所规定，其为“侧脚”无疑。 柱身经历次重修，或坎补，或涂抹，乃至全柱更换，亦属可能。观音阁柱头，皆“卷杀作复盆样”，而山门柱头乃平正如清式，其是否原物，亦待考也。 柱础为本地青石造，方约0.85米，不及柱径之倍，而自《营造法式》至清《工程做法》皆规定柱础“方倍柱之径”，此岂辽宋制度之不同欤？础上“覆盆”较似清式简单之“古镜”，不若宋式之华丽也。 清式称柱头科。(第十、十一图)其栌斗(今称坐斗)施之于柱头，不似清式之将“坐斗”施于“平板枋”上。自栌斗外出者计华栱(今称翘)两层，故上层长两跳。上层跳头施以令栱(今称厢栱)，与耍头相交，置于交互斗(今称十八斗)内。其耍头之制，将头作成约三十度向外之锐角，略似平置之昂，不若清式之作六十度向内之钝角者。令栱之上，置散斗(今称三才升)三个，以承栱形小木，及其上之团槫(今称桁)按《营造法式》卷五，有所谓“替木”者，其长按地位而异、“两头各下杀四分……若至出际，长与槫齐。”此栱形小木，殆即“替木”欤？与此“替木”位置功用相同者，于清式建筑中有“挑檐枋”，长与檩同，而此处所见，则分段施于各铺作令栱之上，且将两端略加卷杀，甚足以表示承受上部分散之重量，而集中使移于柱头之机能，堪称善美。 与华栱相交，而与建筑物表面平行者为泥道栱(今称瓜栱)及与今万栱相似之长栱。然此长栱者；有栱之形，而无栱之用，实柱头枋(清式称正心枋)上而雕作栱形者也。就愚所知，敦煌壁画，嵩山少林寺初祖庵，营造法式及明清遗构，此式尚未之见，而与独乐寺约略同时之大同上下华严寺，应县佛宫寺木塔皆同此结构，殆辽之特征欤？▲ 独乐寺观音阁的枋上雕刻出栱的形状 来源：斜阳浪游记 华栱二层，其上层跳头施以令栱，已于上文述及；然下层跳头，则无与之相交之栱、亦为明清式所无。按《营造法式》卷四，《总铺作次序》中曰：凡铺作逐跳上安栱谓之“计心”。若逐跳上不安栱，而再出跳或出昂者谓之“偷心”。 山门柱头铺作，在此点上适与此条符合，“偷心”之佳例也。 前后檐柱柱头铺作后尾为华栱两跳，跳头不安栱，而以上层跳头之散斗承托大梁之下。使梁之重量全部由斗栱转达于柱以至于地，条理井然，为建筑逻辑之最良表现(见卷首图七)。 山柱柱头铺作后尾，则唯华栱四跳，层层叠出，以承平槫。跳头皆无横栱，为明清制度所无 (第十一图、第十二图)。此式《营造法式》亦未述及。然考之日本镰仓时代所建之奈良东大寺南大门，及伊东忠太博士发现之怀安县照化寺掖门，皆作此式，虽内外之位置不同，而其结构法则一。此式在日本称“天笠样”，虽称“天笠”，亦来自中土，不过以此示别于日本早年受自中国之“唐样”，及其日本化之“和样”耳。 服部胜吉《日本古建筑史》所引《东大寺造立供养记》关于寺中佛像之铸造，则有“……铸物师大工陈和卿也，都宋朝工舍弟陈佛铸等七人也，日本铸物师草部是助以下十四人也。……”等句，是此寺所受中土影响，毫无疑义。前此只见于日本者，追溯其源，伊东先生得之于照化寺，今复见之于蓟县遗物，其线索益明了矣。 至于斗栱之正面，则栌斗之内，与华栱相交者，有泥道栱(今称正心瓜栱)其两端施以散斗( 散斗之在正心上者今称槽升子)；其上则为柱头枋，枋上刻成长栱形。再上为第二层柱头枋，亦刻作栱形，长与泥道栱同，其上为第三层柱头枋，又刻作长栱形。其全部所呈现象，为短栱上承长栱之结合共二层，各栱头皆施以散斗。 上述泥道栱，即今之正心瓜栱。其长栱殆即《营造法式》所谓“慢栱”是。《营造法式》卷四有各栱名释，谓“造栱之制有五”，而所释只四。同卷中又见“慢栱”之名，慢栱盖即第五种栱而为李所遗者。但卷三十大木作图样中，又有慢栱图，其形颇长。清式建筑中，与之位置相同者称“万栱”，南语慢万同音，故其名称无可疑也。 ▲ 原文第十三图 西安大雁塔门楣石柱头铺作（刘士能先生制图） 在结构方面着眼，将多层枋子，雕作栱形，殊不合理。营造法式以至明清制度，皆在慢栱之上，施以枋子，无将枋上雕作栱形者。然追溯古例，其所以如此之故，颇易解释。按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门楣雕刻所见，乃正心瓜栱上承正心枋，正心枋上又有小坐斗（《营造法式》所称“齐心斗”？）斗上又有正心瓜栱及正心枋。是同一物而上下两层叠叠者也(第十三图)。今若将此下层正心枋雕以慢栱之形，再将上层正心瓜栱伸引成枋，则与山门所见无异。其来历固极明显也。阑额横贯柱头之间，清名额枋。其高0.37米，广0.15米。广约当厚之五分之二。额上无平板枋，异于清制。补间铺作即置于阑额之上。
山门有梁二架(卷首图七)，置于柱头铺作之上，梁端伸出，即为耍头，成铺作之一部分。清式耍头只用于平身科(即补间铺作)，柱头科上梁头则大几如梁身，不似辽式之与栱同大小也。耍头既为梁头，而又为斗栱之一部分，梁与斗栱间之联合乃极坚实。同时耍头又与令栱交置，以承替木及“撩檐槫”(今称挑檐桁)，于是各部遂成一种有机的结合。梁之中段，置于中柱柱头铺作之上，虽为五架梁，因中段不悬空，遂呈极稳固之状。梁上檐柱及中柱之间置柁橔，然其形不若清式之为“橔”，乃由大斗及相交之二栱而成，实则一简单铺作(第十六图)；其前后栱则承上层之三架梁，左右栱则以承襻间(今称枋)。然此铺作，不直接置于梁上，而置于梁上一宽0.21米，厚0.06米之垫板上。其位置亦 檐柱及山柱之正中，而略偏近檐柱。距檐柱1.88米，距中柱则2.41米。三架梁与下平槫相交于此铺作上，梁头亦形如耍头。枋上复有散斗及替木以承平槫。梁之中段则置于五架梁上直斗之上；其上则有驼峰，驼峰上又为直斗，直斗上为交互斗(或齐心斗) ，口内置泥道栱及翼形栱一。泥道栱上为襻间(今称脊枋)，枋上置散斗，枋端卷杀作栱形，以承替木及脊槫。自枋之前后，有斜柱下支于三架梁，平槫之前或后，亦有斜柱下支于五架梁。斜柱下空档，现有泥壁填塞，原有玲珑状态为此失去不少(第十七图)。 五架梁于《营造法式》称“四椽栿”，三架梁称“平梁”。平梁上之直斗称“侏儒住”。斜柱亦称“叉手”，见《法式》卷五《侏儒柱》节内。翼形栱不知何名，《法式》卷三十一第二十二页图中有相类似之栱；以位置论，殆即清式所谓“棒梁云”之前身欤？凡屋如彻上明造，即于蜀柱之上安斗，斗上安随间襻间，或一材或两材。襻间广厚并如材；长随间广，出半栱在外，半栱连身对稳。…… “彻上明造”即无天花。柱上安斗，即山门所见。襻间者，即清式之脊枋是也。今门之制，则在斗内先作泥道栱，栱上置襻间。其外端作栱形，即“出半栱在外，半栱连身对隐”之谓欤？(第十八图)。此部侏儒柱之结构，合理而美观，良构也。然至清代，则侏儒改称脊瓜柱，驼峰斜柱合而为一，成所谓“角背”者，结构既拙，美观不逮尤远。 侏儒柱之机能在承脊槫，而槫则所以承椽。而用槫之制，于檐槫——清式称檐桁或檐檩——一部，辽宋清略有不同，特为比较。 清式于正心枋上置桁(即槫)，称“正心桁”，而于斗栱最外跳头上亦置桁。称“挑檐桁”。营造法式卷三十一殿堂横断面图二十二种，其中五种有正心桁而无挑檐桁，其余则并正心桁亦无之，而伐之以枋。嵩山少林寺初祖庵，建于宣和间，正与《营造法式》同时，亦只有正心桁而无挑檐桁，其为当时通用方法无疑。独乐寺所见，则与宋式适反其位置，画有挑檐桁而无正心桁者。同一功用，而能各异其制如此，亦饶趣矣(第十一图)。 《营造法式》造梁之制多用月梁，于力学原则上颇为适宜。《法式》图中亦有不用月梁而用直梁者。山门及观音阁所有亦非月梁。其最异于清式者，乃在梁之横断面。《工程做法则例》规定梁宽为高之十分之八，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不知梁之载重力，视其高而定，其宽影响甚微也。《营造法式》卷五则规定： 其广与厚之比为三与二。此说较为合理。今山门大梁(法式称“檐栿”)广(即高)0.54米，厚 0.30米，三架梁(《法式》称“平梁”)广0.50米，厚0.26米，两者比例皆近二与一之比。梁之载重力既不随其宽度减小而减，而梁本身之重量，因而减半。宋人力学知识，固胜清人；而辽人似又胜过宋人一筹矣!梁横断面之比例既如上述，其美观亦有宜注意之点，即梁之上下边微有卷杀，使梁之腹部，微微凸出。此制于梁之力量，固无大影响，然足以去其机械的直线，而代以圜和之曲线，皆当时大匠苦心构思之结果，吾侪不宜忽略视之。希腊雅典之帕蒂农神庙亦有类似此种之微妙手法，以柔济刚，古有名训。乃至上文所述侧脚，亦希腊制度所有，岂吾祖先得之自西方先哲耶？今称“举架”，所以定屋顶之斜度，及侧面之轮廊者也(卷首图七)。山门举折尺寸，表列如下：部位 长(米) 举高 高长之比 撩檐槫中至平槫中 2.72 1.11 十之四强 平槫中至脊槫中 2.41 1.46 十之六强 撩檐槫中至脊槫中 5.13 2.57 十之五强 此第一举(即撩檐槫至平槫)之斜度，即今所谓“四举”；第二举(平槫至脊槫之斜度，即今所谓“六举”。而全举架斜度，由脊至檐，为二与一之比，即所谓“五举”是。其义即谓十分之长举高四分五分或六分是也。《法式》卷五：
举屋之法，如殿阁楼台，先量前后撩檐方相去远近，分为三分，从撩檐方背至脊槫背，举起一分。如砖瓦厅堂，即四分中举起一分。又通以四分所得丈尺，每一尺加八分……。若由脊槫计，则砖瓦厅堂之斜度，实乃二分举一分，即今之五举。山门举架之度，适与此合。宋式按屋深而定其“举”高，再加以“折”，故举为因而折为果。清式不先定屋高，而按步数，即(宋式所谓椽数)定为“五，七，九”或“五，六五，七五，九”举，此若干斜线连续所达之高度，即为建筑物之高度。是折为因而举为果。清式最高一步，互折达一与一之比，成四十五度角，其斜度大率远甚于古式，此亦清式建筑与宋以前建筑外表上最易区别之点也。与举折有密切关系，而影响于建筑物之外观者，则椽出檐之远近是也。清式出檐之制，约略为高之十分之三或三分之一，其现象颇为短促谨严。《营造法式》檐出按椽径定，而椽径按槫数及其间距离定，与屋高无定比例。然因斗栱雄大，故出檐率多甚远，恒达柱高一半以上。其现象则豪放，似能遮蔽檐下一切者。与意大利初期文艺复兴式建筑颇相似。
山门自台基背至撩檐槫背高为6.09米，而出檐自檐柱中线度之，为2.63米，为高之十分之四·三二或二·三一分之一。斜度既缓，出檐复远，此其所以大异于今制也。椽头做法，亦有宜注意者，椽头及飞椽头(即飞子)皆较椽身略小。《营造法式》卷五檐节下： 凡飞子，如椽径十分，则广八分厚七分；各以其广厚分为五分，两边各斜杀一分，底面上留三分，下杀二分。…… 此种做法，于独乐寺所见至为明显。且不惟飞子如是，椽头亦加卷杀，皆建筑上特加之精致也(第十图)。 梢间檐椽，向角梁方面续渐加长，使屋之四角，除微弯向上外，还要微弯向外，《营造法式》称为“生出”，清式亦有之，但其比例略异耳。 蓟县老绅士言，观音阁及山门瓦，原皆极大，宽一尺余，长四尺，于光绪重修时，为奸商窃换。县绅某先生，曾得一块，而珍藏之。请借一观则谓已遗失。其长四尺，虽未必信，而今瓦之非原物，固无疑义。其最可注意者，则脊上两鸱尾，极可罕贵之物也(第十九图)。鸱尾来源，固甚久远，唐代形制，于敦煌壁画及日本奈良唐招提寺见之，盖纯为鳍形之“尾”，自脊端翘起，而尾端向内者也。明清建筑上所用则为吻，作龙头形，其尾向外卷起，故其意趣大不相同。《营造法式》虽有鸱尾之名，而无详图，在卷三十二《小木作制度图样》内，佛道帐上有之，则纯为明清所习见之吻，非尾也。此处所见，龙首虽与今式略同，而其鳍形之尾，向内卷起，实后世所罕见；其辽代之原物欤？即使非原物，亦必明代仿原物所作。于此鸱尾中，唐式之尾与明清之吻，合而为一，适足以示其过渡形制。此后则尾向外卷，而成今所习见之吻焉。 正脊与垂脊，皆以青砖垒成，无特殊之点。但《营造法式》以瓦为脊，日本镰仓时代建筑物亦然，是独乐寺殿堂原脊之是砖是瓦，将终成永久之谜。垂脊之上有兽头(今称垂兽)，脊端为“仙人”，《法式》称“嫔伽”，而实则甲胄武士也!嫔伽与垂兽间为“走兽”，《法式》亦称“蹲兽”，其数为四。宋式皆从双数，而清式从单。其分布则不若清式之密，亦不若宋式“每隔三瓦或五瓦安兽枚”之踈，适得其中者也。 南面梢间立塑像二尊，土人呼为哼哈二将，而呼山门为“哼哈殿”。像状至凶狞，肩际长巾，飘然若动。东立者闭口握拳，为哼(第二十图)。西立者开口伸掌为哈。实为天王也。像皆前倾，背系以铁索。新涂彩画甚劣。 ▲ 山门匾额 来源：斜阳浪游记 山门南面额曰“独乐寺”，匾长2.17米，高1.08米，字方约0.9米。相传严嵩手法。 本文选自梁思成所著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原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2期独乐寺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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