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拍方源起

普拍方是古代木结构建筑上的重要构件，喜欢古建筑的朋友想必都认识它。在水平方向，它联系同层的各个柱子，使得柱网之间形成更好的拉结关系。在垂直方向，它作为柱头和栌斗之间的过渡结构，有着托垫、调节高度的功能。

朔州崇福寺观音殿（金代）

图片所展示的是观音殿的山面。柱头铺作为五铺作单抄单下昂，补间铺作为五铺作双抄。柱头有卷杀，柱间有阑额，各铺作均落于普拍方之上。

在中国大陆，从木结构建筑实物的角度看，最早的普拍方出现在山西平顺大云院弥陀殿上（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建成年代早于大云院弥陀殿的几处建筑（如：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天台庵弥陀殿、龙门寺西配殿等）在柱头之上均不见普拍方。自大云院之后，普拍方在木构建筑上的出镜率逐渐增加。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曾一度认为普拍方这一构件的出现时间大概在唐末五代。

平顺大云院弥陀殿（五代后晋）

弥陀殿普拍方

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普拍方实物。同时期的五代建筑包括：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平顺天台庵弥陀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正定县文庙大成殿等均不使用普拍方。除此以外，还有大家熟知的福州华林寺大殿、小张碧云寺正殿、布村玉皇庙正殿等高古建筑也不使用普拍方。

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唐代）

南禅寺大殿是典型的唐代小型殿宇。正面四柱三开间，柱头铺作两跳偷心，无补间铺作，无普拍方。

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古代木构历经千年，能留存到今天的最早的建筑，唐代不过三座，五代不过五座。仅通过如此有限样本，其实很难逼近事实真相。好在，在中国土地上我们还能看到大量早期砖石建筑以及其它建筑图像。我们在它们身上其实找到了关于普拍方更早的实例。

兴教寺塔（唐代）

兴教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寺中有兴教寺塔，为玄奘大师的舍利塔，建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这座塔是初唐时期楼阁式砖塔的代表，平面四方形，共五层，高二十一米。塔体向上各层逐级内收，收分较大，给人以稳定、坚固的感觉。舍利塔每层都表现出写实、精细的枓栱。自二层起，每一面皆通过两根八棱柱将塔身分为三开间。

兴教寺塔一层普拍方

兴教寺塔一层虽然没有刻画出壁柱，但仍然隐砌出一道两皮砖高的普拍方。其上坐一枓三升栱。

兴教寺塔一至三层柱头之上，可见国内目前已知最早的普拍方实例（四、五层没有），虽非木构，但表现写实。砖石建筑的模仿对象通常来自当时真实的木建筑。因此仅兴教寺塔一例，即将普拍方的出现时间从唐末五代向前推进快三百年。我们有理由相信早在初唐时，普拍方即已出现。

兴教寺塔二层与三普拍方

兴教寺塔普拍方分布图

这个结论让人有些诧异，因为今天现存的唐代木构南禅寺大殿（782年）、佛光寺东大殿（857年）、芮城广仁王庙正殿（831年）均不用普拍方。显然，这几座建筑的建造时间要晚于兴教寺塔。那么如何解释，在初唐即已出现的建筑构件直到晚唐的建筑实体上仍然看不到。不光如此，直到宋金时期，我们仍然能找到不少不使用普拍方的建筑实例。更让人奇怪的是，敦煌莫高窟自唐至西夏的所有建筑画中也完全看不到普拍方的身影。难道兴教寺塔的普拍方实例只是一个误会？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早期木构建筑告诉了我们另一种可能性。日本保留了十二世纪前的木结构佛塔共计十一座。它们的建造时间横跨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国唐至北宋），分别是：法起寺三重塔、法隆寺五重塔、药师寺东塔、海龙王寺五重小塔、元兴寺五重小塔、当麻寺东塔、当麻寺西塔、室生寺五重塔、醍醐寺五重塔、一乘寺三重塔、净琉璃寺三重塔。这些建筑虽然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建造年代不同、结构样式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全部都使用了普拍方”。

延伸阅读：《日本列岛十二世纪前的十一座木塔》

奈良法起寺山重塔一重的普拍方（飞鸟时代）

海龙王寺五重小塔二重的普拍方（奈良时代）

奈良室生寺五重塔一重的普拍方（平安时代）

如果木结构建筑在后世还有机会被改变结构的话，下面的这件文物则完全没有这个可能。这是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座瓦塔，制作于奈良时期（八世纪）。瓦塔、瓦堂在奈良时代的墓葬、遗址中十分常见。此塔五层、方形，每层均可见普拍方。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瓦塔（奈良时代）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瓦塔一层普拍方图像

我们再看看飞鸟、奈良、平安时期的单层佛殿类建筑，如：法隆寺金堂、唐招提寺金堂、新药师寺本堂、海龙王寺西金堂、平等院凤凰堂等（不再罗列）。这些建筑虽各具特色，但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全都不使用普拍方”。

法隆寺中门-无普拍方（飞鸟时代）

唐招提寺金堂-无普拍方（奈良时代）

平等院凤凰堂-无普拍方（平安时代）

答案仿佛快要浮出水面了。普拍方会不会是一种起源于高层木结构建筑的独有构件？会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拍方一直存在着，但是始终未被单层建筑采用？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的木结构建筑受大陆风格影响，这点毋庸置疑。在日本出现的情况，或许在千年前的中国也出现着。

要想继续验证这个问题，或许还要再到国内看看。《营造法式》是北宋李诫组织编撰并由官方颁行的一部建筑设计学著作，刊行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从这本书中，我们能够找到关于普拍方的诸多线索。

《法式 · 卷四 · 总铺作次序》中提到：“凡于阑额上坐栌斗安铺作者，谓之补间铺作”。

上述文字介绍了“补间铺作”的基本概念，看似和普拍方没关系。然而，问题就出在这“没关系”上。在大量古建筑实物中，我们能够看到补间铺作是坐于普拍方上的，而《法式》中却说是坐于阑额上。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至少在北宋末年的官方规范中，并不要求建筑上必须使用普拍方。

《法式 · 卷四 · 平坐》中提到：“凡平坐铺作下用普拍方”，“凡平坐先自地立柱，谓之永定柱；柱上安搭头木，木上安普拍方；方上坐栌斗”。

通过上文我们知道，普拍方其实是设在“平坐铺作”下的一个构件。生僻的名词不断增多，我们先来说下什么叫“平坐”。宋代及以前的楼、阁、塔等多层建筑都以完整的架构层层相叠而成。除最下一层是立在台基之上外，以上各层都需要在下层的梁栿之上先建立一个木结构的基座。这个基座作为下层与上层之间的过渡结构，目的是对上层建筑起到更好的支撑。这个基座就称为“平坐”。在平坐上安置的层层出跳的枓栱就是“平坐铺作”。

正定隆兴寺慈氏阁-平坐铺作（北宋）

敦煌建筑画-平坐铺作（唐代）

平坐是古代多层建筑中上层建筑的“基座”。既然是基座就必然需要解决找平的问题。多层建筑对各层的找平的需求远大于单层建筑，若不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则上层建筑不稳。或许是在这样的功能需要下，普拍方出现了。通过普拍方的调节，使得上下层之间的结构关系更加稳固。日本早期楼阁式木塔，并不设平坐（这个说来话长，以后再说），但却具备了完整平坐的外观，仍然具备一定找平的功能。现在看上去很多问题就说得通了。

蓟县独乐寺山门（辽代）

蓟县独乐寺山门柱头均不使用普拍方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局部（辽代）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一二层柱头均不使用普拍方，因此一度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座建筑是不用普拍方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观音阁因为一层屋檐巨大，导致一般人站在檐下难以看到平坐的部分。若退远一点观察，则能看到平坐部分其实用了普拍方。若走进殿内，也能发现其实内部也有部分地方用了普拍方。这一点，在观音阁的测绘图上很清晰。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平坐普拍方位置图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位于天津蓟县的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观音阁和山门的建造年代在辽统和二年（984年）。两座建筑一个是中国最古老的木结构楼阁，一个是中国最古老的山门。山门不施普拍方，这一点显而易见。观音阁则需要更加仔细地观察。从一层与二层柱头看，完全没有普拍方。但再看到中间的平坐铺作时，普拍方出现了。同一座建筑有的地方使用普拍方，有的地方不使用，这显然不能算巧合。合理的解释就如上文所说的那样。

总结下

目前看，普拍方的起源时间大概在南北朝晚期至初唐这段时间。南北朝早期的阑额做法特殊，普拍方完全没有诞生的土壤（可以去参考傅熹年先生诸多关于阑额的论文）。待阑额降至柱间之后，普拍方逐渐出现以解决高层建筑需要在结构上找平的诉求。早期普拍方仅用于高层木结构建筑，部分建筑在每层都会使用，也有部分建筑仅使用于平坐铺作。类似兴教寺塔这样在低层使用在高层不使用的做法，唐代应该也很普遍。这种做法随着木结构佛塔一起传入日本，在日本延续下来，造成今天日本飞鸟奈良时期楼阁式木塔使用普拍方而单层木构不使用普拍方的结果。五代至北宋时期，普拍方的做法已不仅仅局限在高层木建筑，部分单层建筑也开始使用。人们逐渐发现这种做法对木结构建筑的整体稳定性颇有作用。这一时期现存的木建筑中，使用普拍方与不使用普拍方的例子都有很多。至金元时期，普拍方已极为普及，此时不使用普拍方的建筑仍能找到，但已占少数。敦煌壁画中的建筑直至西夏时期都不见普拍方，体现了河西地区木建筑做法的滞后性。至少在西夏前，普拍方还不被那片区域的工匠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