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洞穴的人为什么又要返回洞穴？——出于善

新用户5856DqZd 202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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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19.6.26 丁耘老师《理想国》导读课程期末论文后来回看，本文的一些观点会显得比较危险……谨慎食用……

一、摘要

本文的主要观点为：走出洞穴的人返回洞穴是出于善的原因(for the sake of goodness)。他的选择主要基于：自身运用“无知之知”对“善”的理念的推演与接近，以及“善”的理念对其的感召性说服。对于所谓“哲人-王”身上存在一人二事之冲突，就洞穴比喻而言，我们不妨以“返回者”的身份看待之，从而理解其内在的统一和谐。

二、基本的洞见：出于善

走出洞穴的人为什么又要返回洞穴？根据《理想国》的文本以及笔者对其的理解，这里最为本质的原因，便是出于善(for the sake of goodness)。

在日喻中，苏格拉底便指出：善是最大的，最高的学习，“对于可认识的事物，不但它们之所以被认识是从善那里得来的，并且它们的'是’和它们之为'是’的东西，也是由于善而为它们所具有的”[1]；善的形式是真理的起因，“它给予被认知的东西以真理，而给予认识者以认识能力”[2]；它也是认识正义与美丽的前提[3]。“正义以及其他一切事物，当它们和这个形式相结合，它们就成为有用的，使人受益的东西”[4]，由此可见，相对于知识，真理等，“善就其所是而言，乃是一种远远地更为尊贵的事物”[5]，这使得善成为一个超越于万物之上，却又体现于万物之中的存在。它通过在现实万物中不同的显示方式，体现其整全性——对于洞喻中走出洞穴，看到了太阳的人，也即比喻意义下的哲学家而言，离开了善，他对智慧的探求将会是舍本逐末的，所认为的“抵达幸福之岛”之状态也将只能是幸福的投影。

然而苏格拉底却说：“我们对于这个形式并无足够的所知，缺少了这个形式，任凭你对于其他的所有一切有怎样的知识，这都是一无所用的”[6]。洞喻中的太阳也只是“善的儿子”，而对于善的形式其本身，人们是无法彻底认知与企及的。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给出的回答是通过“无知之知”来不断否定可被认知的，不善的行为，在动态的、辩证的过程中不断地去验证：自己究竟是否在为善，从而使自己不断地接近善的本真。“认识你自己”，并不是要哲学家陷入一种自我玄思冥想的状态，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在对话中证成，甚至是必须在省察别人的过程中实现的境界”[7]，只有通过与城邦居民孜孜不倦的对话，苏格拉底才能不断接近认识善的本质。

而在洞喻的情境下，走出洞穴的人只有重新下到洞穴中，他才能印证自己是否时时刻刻，真正地走在善的道路上。虽然洞外的世界使他观察到真正的太阳，沐浴到真正的光与热，却不具备考察善的对象。如果他不下去，而选择长久地、独自地待在上面的世界，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善的本质，终日沉浸在不真的善之中而洋洋自得，这一定不会是他追求的目的。由此，他必须重新下到洞穴中去，在笔者看来，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三、向善的接近与善的感召

其一是他要通过考察，否定各种各样的不善，以使自己接近那个出洞目见的太阳，即他所观察到的善。既然他选择回到洞穴去，那么从他的角度而言，一定存在与此相比更加不善的选择，即：如果他不回到洞穴去统治这个城邦，城邦就会由其他没能爬出洞穴的人统治。（这里的假定是：城邦需要统治者，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城邦根本不需要统治者，将于稍后哲人-王的产生中讨论）《理想国》中花费大量的笔墨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对于其护卫者（以及统治者）的教育，基于此，在洞喻中有能力爬出洞穴的人一定是整个城邦世界中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所培养出的最杰出的人[8]，相较之下，把城邦留给其他人统治一定是不善的选择。这样的不善对他而言是最大的惩罚：“虽然他不愿意统治，但他要受一个比自己差的人统治”[9]，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惩罚，他将否定由其他人统治城邦的不善，出于“不得已”下去统治，以此接近善的本真。

这种“不得已”被一些学者[10]认为是被迫的选择，不过笔者认为：这里的“被迫”不是被动的强迫，而更接近于Bumyeat所谓的“理性的说服”：“'强迫’即'说服’”[11]，此中蕴含了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

在此，我们对“被迫”的出处加以考察：“像向着一件被迫的、不得已的事情那样去进行统治”[12]（Cambridge英译本为: But they will undoubtedly approach ruling, each one of them, as something unavoidable）。在这里，柏拉图的表达微妙而隐晦，他对哲人王统治的评价是“像被迫一样”，而我们需要考察的是柏拉图没有讲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说是“像”？柏拉图真的认为他是“被迫地”下去吗？

李猛对Bumyeat的说法进行了阐释，他给出的解释是出于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产生自使灵魂脱离其习惯处境的逼迫，体现为对其的说服。在洞喻的一开始，囚徒们的灵魂都牢牢地禁锢在身体之中，对于那个最后走出洞穴的囚徒，其（被）松绑，转向，看火光，（被）拖出洞穴都是强迫的过程。在这里，是“哲学教育的逼迫才使得灵魂脱离它习惯的处境，特别是脱离为身体所限制的状态”[13]。在这痛苦的，向上攀登的过程中，“强迫”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教育，使得灵魂逐渐跳脱出其习惯的肉身，最终抵达了洞外的光明世界。同理，向下的过程也存在类似的“逼迫”，迫使出洞者离开其习惯的光明世界——“这种来自必然性的'逼迫’是对存在本身不值一提的人事(496b4-5)的逼迫……与人性的内在的自然倾向之间具有根本冲突。任何灵魂只要在人世中生活，就仍然是属人的，'出于必然性’，仍然要回到人的身体中”[14]。在这里，“强迫”表现为一种“说服”，说服出洞者接受灵魂回归肉身的必然性，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城邦对于出洞者教育的延续。

仅从理论上而言，出洞者的确是“被迫”地坐在了城邦统治者的位置上，不过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发自本愿抑或被动强迫之分，出洞者是受到其观照到的那个崇高的善的理念的感召，如同善的“信徒”一般重新下到洞穴，实行对城邦的统治。而这也是笔者所认为的第二点原因，即他受到了那超越性的善的感召力（也可理解为善对他的一种推力），被“善”而非城邦说服，重新下到洞穴。城邦中统治的实施相当于现世中善的实现——只有当他将他所观察到的“太阳”、他所感受到的“光与热”带回现实的世界中，成为现世的存在，善才能在万事万物中彰显它的光芒，显现它的道理。如果他选择不回洞，“太阳”依旧是太阳，但它只能是悬挂在洞外天空上的空物。所以，他将会出于对真的善的理解，以及对善的真的追求，被说服回归他的洞穴。

四、对“回洞者”与“哲人-王”的再审视

不过，回洞者的志趣不在于运用权术、享受色拉叙马霍斯所谓的“为权力而权力（for the sake of power）而进行统治”的快感，他谋求的“一定不会是自己的利益，而是他的被统治者的利益”[15]。在这里，可能存在的疑问是：这个按照理想构建的城邦真的需要一个统治者吗？若是让回洞者担任统治者，又是否违背了正义城邦一人一事的原则？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给出了他独特的回答：扩大的城邦需要护卫者与统治者[16]，但是哲人-王之产生却是一个理论上“出于某种机遇”（Cambridge英译本为：by some chance event, whether they like it or not）的偶然结果,并且，“无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17] ，也就是说，“回洞者”只是一个恰好产生，并且（某种程度上“不幸地”）被说服，被城邦安放在统治者位置上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所谓“哲人”与“王”之间的冲突得到了部分的消解：在洞喻的情境中，philosopher-king中间的那条短线并不如《申辩》之中哲学与政治的冲突那般你死我活。“哲人”与“王”的不同追求不该在这个回洞者的身上表现为张裂，而仅是一种张力的体现。为了达到正义，为了接近最大的善，回洞者首先要在自己身上追求达到作为一个整全个体的统一与和谐，“正如没有人享受去看牙医的期望，不过只是考虑到这么做是出于健康的必要，因此回洞者之所以返回洞穴，仅仅是出于他对于灵魂之健康的保全”（Just as no one relishes the prospect of going to the dentist, but regards doing so as necessary for one’s health, so the returners go back into the cave, which they would never choose to do for any reason other tha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health of their souls.）[18]。这种灵魂的内在统一同样符合《理想国》中城邦-个人对应关系中对于“正义”的定义，即“他之中每一个部分只做那属于它本身的事……对于那理性思辨的部分来说，它的工作应该是统治……”[19]。意气与欲望服从于理性的统治，在一个人的灵魂中处在它们各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但这不意味着它们被理性奴役，演化为一种由理性主导的专制。相反地，为了维持灵魂内在的平衡，意气与欲望的利益与诉求同样需要获得满足。[20]也就是说，他不能待在上面的世界仅仅追求哲学生活对于理性的满足，而需要回到洞穴内，兼顾意气与欲望的欲求，成为一个整全的人。

回洞者首先是作为一个整全的，具象的人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神或者割裂的符号成为某种象征。所以，在洞喻的情境下，“哲人”与“王”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实际上是被建构的，它们撕扯着回洞者，使得出洞上升（所谓“哲人”一面的代表）与回洞下降（所谓“王”一面的代表）看上去如此矛盾与难以理解——某种程度上，我们夸大了所谓“哲人与王”之间的内在张力，并将它视作政治与哲学之间不可消弭的冲突。可是在洞喻中，那个走出了洞穴，又选择回洞的人究竟代表着什么呢？他原初的身份只是一个在偶然机遇下被迫走出洞穴的“幸运”囚徒。（也可以说他是“不幸的”）被束缚的囚徒是他原先的身份，在回到洞穴，练习统治技能，直到成为一个足以胜任的（qualified）统治者的十五年以前，由于他的统治技能尚未发展健全，他始终只应被看作一个“回洞者”而非更多。（returner instead of a philosopher or ruler）[21]

笔者想要表达的是：即使产生了所谓的“哲人-王”，由于他的出现源自某些机缘巧合，我们需要对他有特殊的理解，将他看作一个全新的，独立于政治与哲学对立关系的统一个体。我们不能用一种固有的，对于哲学（以及哲人）以及政治（以及政治家）的理解来揣度所谓的“哲人-王”——如果说他是城邦的那一个特殊的存在，好比“太阳”在人世间的投影，我们便无法用一种观照其他“投影”之人（政治家、诗人等）的眼光去对他进行考察与判断。若是以我们的“意见”来揣度哲人王对善的理解，这般的“以己度人”实在有失偏颇。（But in their enthusiasm to explain the returners’ interests, scholars have generally neglected the problem that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returners’ interests does not match the returners’ own perceptions of that interest. Without this aspect of the problem addressed, therefore, we have no adequate solution）[22]

五、结语（多余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致力于培育一种宽容的政治环境，这样的土壤才有可能孕育出接近于“哲人-王”（走出洞穴的人）的偶然存在。同时，我们不可忽视，并且需要始终加以关注的是（也即本文的讨论前提）：所谓“哲人-王”的假设，所谓正义城邦的构建，在《理想国》的语境中，始终处在纯粹理论的探讨之上，即：在我们不必受到任何现实的外部力量限制的情况下，去实现一种全然正义的政治，它将会是什么样的？《理想国》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极致的理念构想，真正的“理念之理念”是我们无可认知的。所以，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尽量地按照理想的模具去打造我们的现实城邦，并且提供一个尽可能宽容的政治环境，使得接近于“哲人-王”的治理者（走出洞穴的人）可能产生，从而使得我们的城邦接近于理想的城邦。

[1] 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湖南：岳麓书社，2010年版，509b

[2] 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湖南：岳麓书社，2010年版，508e

[3] 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湖南：岳麓书社，2010年版，506a

[4] 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湖南：岳麓书社，2010年版，505a

[5] 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湖南：岳麓书社，2010年版，509a

[6] 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湖南：岳麓书社，2010年版，505a

[7]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8] 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湖南：岳麓书社，2010年版，498c

[9] 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湖南：岳麓书社，2010年版，347d

[10] 施特劳斯等

[11] 李猛：《被迫的哲学家》，载《从古典重新开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2015年版，第170页

[12] 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湖南：岳麓书社，2010年版，52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