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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 犍陀罗菩萨造像最为常见的有释迦，观音，弥勒三类。而区分其不同的则往往通过头部发冠与左手的持物。王子菩萨，刻画的是没有成佛时的悉达多太子，既然是王子，自然衣着华贵，有璎珞手镯臂钏等装饰，风度翩翩，是印欧混血儿的帅哥造型。戴王冠，现在称之为菩萨冠，其实菩萨冠的来源就是人间的王冠。在贵霜时代的犍陀罗地区，弥勒菩萨也特别多，弥勒菩萨本来是一个婆罗门出身的，所以他手里的持物不一样，他拿着净瓶，带着婆罗门的净水瓶，但是造型和王子菩萨大致类似，非常华贵。 虽然就等级而论，菩萨仅次于佛，但由于他具有足以救人脱离苦海的巨大法力和无比的悲悯心性，而且“随其所欲，求愿悉得”，祈求方式容易操作，所以深逮民心。当然，不管哪个菩萨，他在诞生之初的模样跟我们现在常见的菩萨形象都大相径庭。 云冈第 18 窟东壁的一尊富丽荣华的菩萨雕像，据说是中国第一个女性观音像。在佛像诞生地犍陀罗地区，观音菩萨是一位男神。传入中国后，甚至在北魏和唐代以前，观音菩萨还是一位上身裸露、手持莲花、留着两撇胡子的男神。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观音菩萨像由男身变为女身的呢？ 这和北魏太和时期临朝听政长达二十多年的一个女人有关，她就是魏孝文帝的皇祖母冯太后。作为入主中原的外族，北魏政府力推佛教，以求精神统治。冯太后执政时期，为加强自身集权，于云冈石窟中修建菩萨女像一尊，以自己模样为原版，供世人膜拜，昭示皇权。因此，北魏和接下来的隋唐时期既有男相观音又有女相观音。 武则天时期为提高女性地位，加强其统治，合法其帝位，便推崇观世音为众神之神，并制定一系列相配套的女官制度，用以平衡男尊女卑之势。盛唐时期，观音像的着装似为透明轻薄，呈现出荣华尊重。这与当时唐女子的审美一致。 五代及至宋代，中原地区政治动荡，战争不断，人们希望摆脱现状，便把希望寄托于诸神之上，而柔和慈爱的女性形象似乎更适合抚慰受苦受难的众生，于是，到宋代，观音菩萨多以女身出现，从此女身菩萨形象确定下来——“眉如小月，服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明代吴承恩）。人们将世间对女子的所有美好想象倾注于菩萨的形象塑造，“集万千美丽于一身”。而且，菩萨像不再以佛陀的胁侍身份出现在侧，而是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如柳枝观音、施钱观音、水月观音等。 在汉地，作为慈悲化身的观音菩萨像的数量远远超过任何佛像，因为在观音菩萨身上，凝聚了中国人对终极本体之悲悯本性的朴素回应，这回应又竭尽全力地要将中国人对美的理解包蕴其中，倾其所有地通过将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而使各种“美的形式”得以匹配于这个神圣俯就的人类回应。 人们从自己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出发，凡是能想象到的美丽，都以艺术化的方式全部呈献给了观音菩萨。她的容貌、体态、服饰都达到了中国女性美的极致，在这个美的呈献过程中，菩萨在佛教徒心目中所代表的宇宙世界真理性与现实生命中的美感交织在一起：“美”与“真”在世间得到了一种最素朴的勾连。反过来，当人们面对由“美”来诠释与彰显之“真”的时候，他们必然会为那在感悟美的情感过程中遭遇的某种东西所感动而生发欢喜之心。当这个蕴含宇宙真理的观音菩萨与人们相遇时，最让人感动的着实莫过于这一形象所传达的舍身之爱及无限慈悲。 女性化只是多端变化中的一端，按照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先生的精炼总结，佛像的中国化共有“四化”：帝王化，贵族化，名士化，女性化。“四化”实际上都是世俗化的倾向。“……完全依照俗世之人的审美习惯来量定。这种彻底的俯就既承认了人类审美愉悦的合法价值，又给予不同文化中审美习惯之多样性以正当地位”。 当佛教放下身段对世俗做出种种俯就，以吸纳更多信众求得发展壮大之时，道教固步自封毫无变通俯就之心，依然还是炼丹和符咒等等，走上层路线和神秘路线，不像外来的佛教那么贴近民生民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适应市场需求。道教遂渐被外来的佛教分走一大杯羹。 发展才是硬道理。——于宗教，于社会，于个人，无不如是。回顾佛教的种种俯就，多像我们的人生轨迹，为了生存下去，隐忍倚靠，曲意改变，吸纳众长，谋求自身发展壮大，然后再回到自己内心。我常常感觉，人生与佛教教义，与佛教发展之旅中遇见的劫难与瓶颈，有共通之处，所以，学习了解犍陀罗，有其特殊的困难条件，也有其特殊的优越条件，因而也就有特殊的趣味。 撰稿 | 撰稿 |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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