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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砚厮磨 | 文房寸宝说古墨

 素笛轩 2022-01-11

学人雅士常会说“翰墨文章”四字,嘲笑人粗鄙无知会说胸无点墨,甚至从很大程度上说——墨代表着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语言,而其物质载体本身又在东方文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期我们就来聊聊作为传统书房中四大宝物之一的“墨”。

乌迹天然

可以肯定的是,绘画和书写工具的出现,一定早于文字的发明,至少一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已经出现了用刻写符号的方式来完成意愿描述的需要。在纸张远未发明的石器时代,公共符号要想被清晰辨识,需要相对平整的书写表面,而要想做到醒目持久,运用反差较大的深色颜料是最为合理的选择。

当然早期书写原料的选择存在一定随意性,质地和呈色都不太稳定,不同文明圈的试错过程也各有差别,但在有些方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趋同性。比如对于黑色的偏爱,能在多数文明遗存中找到明证,远古的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将黑色的书写材料称之为,主要指的就是一种质地较软,易于附着的黑色矿物——石墨。

秦汉以前多用墨丸,和水以杵捣之。

人工墨出现之前,主要使用天然墨或半天然墨,但当时的墨不用于研磨,而是直接书写,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有石墨填写的。中国人很早提炼天然漆作为墨料,适当稀释的漆料粘附力强,能保持持久不褪,所以《辍耕录》上说“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另一种来源就是木炭,人们发现燃烧草木后形成的黑灰,也可用于书写,于是出现了最为原始的炭笔。

因火成烟

汉代发明纸张之后,石墨书写令人渐感不适,于是开始出现人工墨,首先是一种以漆烟和松煤为主的墨丸,另外还有支撑松塔形状的墨条。三国时期制作墨的技术得到空前提高,出现了韦诞(字仲将)这样的工艺高手,晋代之前就有了用胶配制的墨,研磨效果得到显著提高。当时主要有两种墨,分别是松烟墨、漆烟墨,都需要加入黄明胶、麝香和冰片等成分。

东汉特制的松塔墨。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墨的制作早已脱离了单一原料时代,变成了一个烟熏火烤的化学过程。其实从很早开始,古人就已知道:某些燃料长期熏烤堆积在物体表面,形成某种油性的烟炱,刮下后也能用竹木条蘸写,这一发现为后来文房墨的发明,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松烟需要燃烧松枝,漆烟则是加温生漆,最初以松烟墨所占比例最高。

大约在魏晋时期,烟墨快速取代原始墨料成为主流,东汉《汉官仪》中就有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麋大墨一枚,隃麋小墨一枚。这里说到了产地隃麋,位于今天的陕西千阳,此地山区多松木,烧制成墨尤为著名,故隃麋两字后世被用为名墨的代称。但当时墨形状五花八门,有丸状有螺状有量状,陆云给兄长陆机写信,随赠两螺墨,而所谓一量墨根据梁代规定是十二丸。

五李三张

随着用胶比例的不断增大,成形更好且更为坚硬,故当时已经很少再用墨丸,而是制成长达寸余的墨铤。到宋代不但有松烟墨,还创制了油烟墨,一时名工辈出,佳墨纷呈,可以说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据说最早用麻油,一般在密室内燃烧,上边覆盖瓦片,就能刮下烟来,由于辅料较少故而纯正,后来多用便宜的桐油取代麻油,据说就此“油烟无佳者”。

唐代开始设立专门的墨务官,其一直为历代沿袭。

然而当时的松烟墨依然大行其道,爱其古雅者不乏其人,而且选取松材也颇有讲究,涌现出不少卓识之士。南宋初期朝廷中有宦官计划在宫中开灶制墨,打算采伐西湖九里松,却遭学者戴彦衡极力反对,戴告诉这名宦官:平地松根本无法和黄山松相比!官方设置作坊制墨始于唐代,五代后期接连涌现出多位制墨名家,都与官方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其中尤以南唐李超、李廷珪父子为个中佼佼,其实他们本身姓奚,因受南唐后主青睐而被赐姓为李。用料讲究是李氏墨的突出特点,除了采用黄山优质古松烧烟,配料中包括珍珠、麝香、犀角等珍稀之物,而且造型繁杂多样,有丸有饼有碑。人们赞誉李墨是“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写逾十幅,不耗一二分”,耐用的背后是用胶改良与杵捣工艺的一丝不苟。

名家意趣

毫不夸张地说,佳墨是良匠与文人共同切磋研磨的结果,前者的巧手与后者的品味融于一炉,方能有此大成。与二李同时代的韩熙载就对文房非常讲究,曾请来歙县名匠朱逢替他烧墨,并将制墨之所命名为“化松堂”,其墨美名曰“玄中子”或“麝香月”,珍藏于宝匣之内。南宋徽墨正式入贡宫廷,而皇家提供的双角龙纹图样,正是由大学者米友仁所绘。

文人雅集讽咏,笔墨自然是不可缺少的。

说到宋代文人墨史怎能不提东坡学士?话说宣和年间江西出了个卖墨的潘衡,打了“东坡秘法”的招牌,顾客络绎不绝。后来有人向苏轼之子苏过求证,苏过答道:哪有什么秘法!当年家父贬官儋州,此公求见,便令他隔壁烧煤,不料半夜失火,一屋险遭焚毁。次日余烬中寻得几两未烧尽的,不知如何制胶,找来牛皮胶反复调和,都不能成形,最后悻悻告辞。

当然故事并未就此结束,潘衡后来从别处学得制墨法,借着苏轼制墨的噱头,在钱塘开店经营。可见当时利用名人效应,具备商业头脑的墨匠不乏其人,但前提条件是其所制之墨,确实品质上乘,否则的话这块招牌是挂不长久的。不过实际上精明的工匠并不总是不惜工本,前述的李廷珪就懂得市场细分,墨上带邽字最佳,圭字则次之,珪则又下,直书奚廷圭三字最劣。

精工无上

明代达到了制墨技艺的巅峰,广泛采用桐油烟和漆油烟,极具收藏价值的集锦墨大量上市,受到藏家热烈追捧。这一时期涌现出多位制墨名家,最为人熟知的当推万历年间歙县程君房,他曾在鸿胪寺任职,著有《程氏墨谱》一书传世。君房自诩其墨可以“上掩千古”,而且百年后必能化为黄金,这倒是不假,传世的“寥天一”和“百子图”等墨如今都堪称连城拱璧。

明代以后徽墨几乎一统天下。

作坊中有一名墨工方于鲁,因与程家闹翻而独立门户,后来亦成为一代名家,被人誉为可与南唐二李并驾齐驱。方氏改进了用胶,尤其注重表面雕饰,相比君房墨更为绚丽,方于鲁也同样著述《方氏墨谱》,处处与老东家相颉颃。其实较早时还有一位罗小华,所制墨坚朴黝深,颇受市场追捧,只不过小华曾任严嵩幕僚故而名声不佳。

可能大家都发现一点,当时的文房名品大多出自徽南地区,制墨尤其明显,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徽墨。到了清代依然如此,我们熟知的曹素功(歙县)、汪近圣(绩溪)、胡开文(绩溪)、汪节庵(歙县)等无一不是安徽籍,后人赞誉诸人为清四家。这些名家墨品各有千秋,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用户群,但都具有清代文人墨秀气典雅的特征。

各色诸端

虽然古人写字多用黑墨,但在某些场合也会用到其他颜色,比如批阅卷宗和钩稽文牍,一般用到的都是朱笔,需要专门的红色墨汁,最为常用的原料就是朱砂。其实朱砂墨的历史非常悠久,殷墟甲骨文上有朱(朱砂)和墨(碳素单质)书写文字的痕迹,徽墨中也有朱砂墨,在唐代就有多色墨,其实就是后世的彩墨。

集锦墨是多彩的玲珑,包金墨是简约的奢华。

今天能见到的红色墨,大多并非朱砂所制,而是文人用以把玩的随形墨,成套或八锭,或十余锭不等,装在特别配置的墨盒中。这些墨用料上乘,工艺考究,且色彩、造型各不相同,往往模拟的是钟鼎之器,因为毕竟是文人案头之物,总要带点古雅气息。通常这类墨大小一寸左右,史上比较有名的是程君房的百子榴,以小巧细致著称,一枚仅有两三钱重。

我时常觉得可惜,选料如此考究,却不能发挥其基本功能,无法融入书痕画迹,实在算是暴殄天物。但文人的想法毕竟不同,物化天工日日养眼便已满足,何必非要耗尽其血肉精华运于笔端?其实倒还有一类礼品墨,外表光鲜但烟质较差,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祝寿,比如用红木添锦制成屏风,嵌墨于其中,命名曰寿屏墨;还有象征多子多福的龙九子;用于赠送入学儿童的手卷墨。

重彩天潢

礼品墨虽则外表精巧,但细看毕竟有些艳俗,只不过表达赠送者的一份祝愿而已。同样是送礼,进入宫廷的贡墨格调就高了许多,宋代就规定相关产区每年贡墨四斤。而且随着中国制墨技术传往周边国家,朝鲜制作的松烟墨质量已可与中国墨比肩,甚至后来也作为特产进贡中原。但贡墨并非最高等级,因为很多达官显贵都能用到,真正的极品墨是会送到皇帝手中的御墨。

最为考究的当属清三代的御墨,目前大多留存于故宫收藏,因为康乾时期皇家对于制墨极为重视,但到了嘉道以后逐渐走向衰落。今天很多藏家费尽心力搜罗到的,大多也是清代以后的墨品,在名称、款识上有很多讲究,有些墨工的题字笔画暗含玄机,外界很难探得玄秘,另外还有一些是避讳,比如清代将“玄”字缺笔或用“元”字代替等等,都是需要特别留意的细节。

文人墨的休憩之所——清代竹制金漆面绶带鸟墨床。

人们很早就习惯于将墨与才学多寡紧密相连,即便你是独步天下的才子,好墨也能给你增色不少。由此就牵涉到对墨的珍惜与养护,早期一般用石匣盛装(如唐代许芝就做了个石莲秘室),北宋的蔡襄用豹皮囊藏墨(豹囊幽赏),这两样材质都具有很好的防潮性能。今天一般要求装在离地二尺的搁架上,在漆匣内用帛纸轻裹墨锭,平日注意防晒防水,磨得累了不妨找个好看的墨床小睡一会儿。

小编肚子里墨水有限,典故不多,关于制墨工艺等专业流程,鱼胞万杵,巨细万言,在此不便展开以免露怯,匆匆写成此文意在抛砖引玉,诸君其海涵之,斧正之。

栏目策划:彦稠;图文编辑:疏桐

河图洛书 · 2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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