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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柴乃桢 历史的车轮驶入2021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其中有14年是与日本交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 1937年，我的家乡燃起了抗日烽火。翌年，我出生了。从我记事起，日军在繁峙大地实施的“三光”政策让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在我年幼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39年9月，日本人占领繁峙后，地下党游击队一刻也没有闲着，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今天断路，明天炸桥，后天割通讯线路，还在大道上埋地雷。我记得当时一首民歌是这样唱的：槐树开花碎纷纷，当兵要当八路军；八路军来了烧开水，日本人来了埋地雷；地雷好比西瓜瓜灯，炸得敌人碎纷纷。 敌明我暗，我军采取游击队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完就跑，惹得日本人十分恼火。 日本人很清楚，泽萌泉南山一带驻扎着一支强悍的游击队，出没无常，防不胜防。他们将之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日本人每次围剿泽萌泉时，先在村前架起山炮，向南山半腰边放一气山炮，不过也没有什么目标，只是乱轰吓唬一下，意在威胁皇军在此，别与皇军作对。 泽萌泉村是我姥娘村。我是姥娘唯一的外甥，小时候在她身边生活多年，姥娘和三舅都对我疼爱有加。 1940年秋，泽萌泉村风调雨顺，老百姓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一过寒露，田野一派丰收的景象，村民穿梭在田间小路，抢收秋田，以确保颗粒归仓。 此时此刻，驻扎在繁峙县城的日军，也虎视眈眈地盯着老百姓的粮袋子，多次偷袭乡村，掠抢粮食，储备渡冬。 一天清晨，雄鸡刚啼过第一遍，日伪兵四五十人，赶着马车十来辆，偷偷摸进了泽萌泉。为了不让马蹄发出声响，日军给马蹄包裹上厚厚的布条。之后，将三个村口严兵把守，开始搜刮粮食。 三舅让我老娘平躺在炕上，盖上被子，头上蒙上头巾，佯装成生病的样子；又让我蹲在厨房外间小屋的炕上，用席子卷成圆筒，把我罩住，再三吩咐，不管外边发生了什么，千万不能动弹和作声。 最后，三舅从后窗上爬出去，顺泉沟向南山深处跑去。 日军枪声、呐喊声、砸门声响成一片，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中。日军进村后，发现群众早已转移，便摔盆砸锅，放火烧村。 日伪兵走后，人们陆续返回村里。三舅一回来，先把席筒揭去，将我抱起来。蹲了四五个小时，我腰疼、腿麻，尤其是尿憋得难受。三舅抱我到院子里大大地尿了一泡。 日军这一次偷袭泽萌泉，几乎一无所获，岂肯善罢甘休，而后的袭击更频繁，更血腥，更残酷。 一天，东方刚刚泛出鱼肚白，县城日军总部便派出5名鬼子，装扮成当地老百姓的模样，偷偷摸摸进了泽萌泉，直扑当村关帝庙村公所，将睡梦中值班的孟三，生擒杀害，这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 为了防备日军偷袭，村子里每天晚上必须有一名游击队员在村公所值班。一旦发现了敌情，便撞响大锅钟，人们听到钟声，便起来携老人带子女迅速逃难。日军对这些情况摸得十分清楚，所以才改变了偷袭方式。 日军总部根据反馈的情报，组织部队火速赶往泽萌泉，严严实实包围了整个村庄。然后，三个一伙，五个一簇， 挨门逐户叫喊、砸门，这时人们才知道鬼子进村了。人们被小日本逼出来赶至关帝庙院，黑压压站了一片。戏台上，屋顶上架了五六挺机枪，二三十名日伪军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矮个子翻译大声呵斥着：“大伙听清了，皇军这次来的目的十分明确，只要每户交出一石粮食，就可以回去了，如果胆敢抗拒，皇军就开杀戒了，那刺刀可是不认人的……” 人们一直缄口不语，日本小队长发声了，他哇啦哇啦说了一气，矮个子翻译翻译道：“小队长说了，谁要按照皇军的要求交出粮食，就是大大的良民，皇军会赏识你，不然，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见人们不做声，小队长被激怒了，他右手一挥，两鬼子大步上前，将站在最前边的姚老汉一把揪了出来，推搡到小队长跟前。 矮个子翻译忙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别当了刀下鬼……” 姚老汉缄口不语，小队长一下子恼怒至极，一挥手示意，两个鬼子就把姚老汉绑在一个长板凳上。又走过两个鬼子，一个端着一盆辣椒水，一个用瓢舀，辣椒水从鼻窟窿里灌进去，一会儿，肚子就胀得老大。看着肚子胀起来了，鬼子拿过一块木板，压在姚老汉的肚子上，一头坐一个人，使劲压，那鲜红的辣椒水，就从姚老汉的鼻孔里、嘴里喷出来。 矮个子翻译恶狠狠地说：“老东西的下场你们看见了吧！不要死心眼，不然，就是这个下场。” 人们目睹惨烈的场景，有的低下了头，有的扭过了脸，有的忍不住落了泪…… 日军染指泽萌泉的消息，传到山上的游击队里，姚队长立即抽调精兵强将，火速下山，直奔泽萌泉。步枪、机枪、手榴弹火力十足，日军来不及还击，乱作一团，丢下了十几具尸体逃跑了。 我有三个姥爷，七个舅舅。七舅是三姥爷最小的儿子，大儿贵生，二儿福子，小儿禄生属鼠，比我大两岁。 1941年，日军开启大扫荡；1942年，大扫荡越来越多。初夏，游击队得知日军要袭击泽萌泉的情报后，及时组织乡亲们坚壁清野，带足干粮，进行了大转移。 泽萌泉地处五台山西延脚下，家家户户在离村五六里的深山老沟里，修挖自己逃难的土窑洞。 我三姥爷家在山米窝村北一条深沟里，靠崖挖了一个土窑洞，洞深十来米，宽三米多，高两米多。全家7口人，小孩、老人睡在最里边，年轻一点的靠洞口，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好有个照应。 这是一条窄长的山沟，沟口狭小，里面宽大，不易被人发现。一天，天黑尽后，吃过了干粮，三老爷一家围坐在一盏如豆的素油灯下拉闲话。小孩子打逗了一会儿，便钻进了被窝里。突然，听到一声闷响，窑顶坍塌了，一大块儿厚厚的窑皮压在了七舅弱小的身体上。扒开土，七舅已经七窍出血，停止了呼吸。七舅不是成年人，按照当地乡俗，只能埋在薛家坟头边畔。清明时节，三姥娘坐在坟头，泪已哭干，痛失爱子的悲伤伴随了她的余生…… 1945年春，二战亚洲东战区，日军在苏军、我八路军、新四军沉重的打击下，节节溃败，但仍苟延残喘，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笔峰村位于繁峙县城西不足5华里，村后有一条通往代县、忻口、太原的简易公路，日军频频光顾，抢粮、抓丁、掠夺财物，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四月的一天早晨，日伪军包围了村庄，挨门逐户抢劫财物。 我们老院是三进院落，住着3户人家，前院是杨白家，后院是月娃家，我家住中院，三间正房，配两间耳房。大门是榆木定制的，门扇厚达四五寸。每到太阳落山，大家便关上了大门，再加上大铁锁，还用粗木杠顶上，很牢固。 三个日伪兵走至大门前，歇斯底里地喊叫，又用足使劲蹬，用枪托砸，就是没人朝理。日军又绕进月娃家院，翻过不太高的土院墙，进入了后院，又从两家相通的小门，窜进了我家院里。当时只有奶奶、小叔叔与我。面对日伪兵的狰狞面目，闪闪刺刀，奶奶镇定沉着应对。 日伪兵手端刺刀，一脸凶相，逼我奶奶说出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我奶奶出生于清朝末年(1893)，是个小脚女人，就靠在屋檐一个墙畔站着。一个大个子伪兵揣着刺刀，刺刀尖不住地来回划我奶奶的手掌，我奶奶用双手护着小肚部位。伪兵喝问，“老东西，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粮食藏在什么地方，那是儿子们的事儿，我哪里知道。” “不说，老子挑了你！”另一个矮个子伪兵吼着说，并用刺刀划她的双手，奶奶手掌流血了，殷红的血顺着指尖往下滴。 我奶奶始终沉着应对，一口咬定：“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你挑了我，我还是那句话，不知道。”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假，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假的能装出来吗？不信，你们可以搜嘛！我这么大岁数了，红口白牙还敢日哄皇军。”奶奶神态十分镇定。 其实，我奶奶知道，我们家有一处后院，有库房，还有地窖。在厨房正面留着一个小门，通往后院。平时用一个木制大衣柜挡着，大衣柜里面堆着旧衣破物。如果挪开衣柜，便露出了小门。 “搜！”小日本发话了，两个伪兵像两只听话的狗，走进正房、伙房、耳房，像疯子一样乱翻。 “太君，什么也没有。” “我一个老太婆，哪敢睁眼说瞎话。这几年，兵荒马乱的，人们哪有心思种地，每年打不下几斗粮食，秋收下来，除交了公粮，所剩无几，我们也是糠菜半年粮呀！” “你这是放屁，来向我们诉苦来了。”大个子伪兵恶狠狠地说。 这时，街上传来哨声，还有呐喊声：“走了！” 三个日伪兵听见喊声，悻悻地拔腿走了。临走时，一个伪兵还从鸡窝里掏走三四只鸡，真是贼不空行啊！ 小民兵叫长春，是我家邻居，比我大四五岁，打小我俩是玩伴。 小长春的父亲叫杨全娃，农民。可他不种庄稼，而是当“白花”。所谓“白花”就是“赌博汉”“耍钱者”。老杨当“白花”，并不直接参赌，而是给陶宝庄主当掏宝者。口头约定，每坐一庄，庄主必须付一定数的金钱。一庄下来，庄主大赢了，还要付一定的酬谢。由于老杨掏宝有绝技，庄主都能获赢。老杨就靠这绝活挣银钱养家糊口，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比较富裕。 老杨常年在外当“白花”，家中的七八亩地耕种收割的活计，全落在了老婆与子女身上。小长春有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耕田种地的农活，由母亲带着小长春去干。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皇军”走了，阎匪军来了。阎锡山派“繁峙日伪俘管理所”所长祝秉均来繁峙接受日军投降。阎匪军不比日军凶残，但一样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惧怕游击队，就在城附近的乡村作恶。尤其是爱乡团团长韩耀元率领的所谓“穿山甲”“夜游神”“飞虎队”等300多人，走到哪，哪儿的百姓就遭殃了。共产党员任继恒、李武魁、杜有世、张才等先后被残忍杀害。 1946年农历六月初五，忽然来了一伙解放军，领兵的是一位排长，姓王。分为3个组，每组四五个战士，每条街一组，主要任务是动员和组织村里民兵参加攻城抬云梯人员。这时，村里人才知道解放军要攻城了，县城要解放了。人们喜笑颜开，无不拍手称快。 我们十来个小孩，跟在王排长后边看稀罕。抬云梯需4个人，已经选中了3个，还差1人，王排长十分焦急。此时，小长春突然大声喊：“我顶一个！” 人们惊讶地扭过头，望着小长春。 王排长抬头望着小长春：“你！？” “我叫杨长春，愿意去抬云梯。” “多大了？” “15岁！”小长春响亮地回答。 小长春长得膀大腰圆，人高马大，看外表与他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符。 小长春边说，边挽起衣袖，秀了一下肌肉，显示出他的身体棒棒的。 “别看我年纪不大，身子笨，其实我腿脚灵活得很。”他一边说，一边还踢了一个飞脚，显示他的手脚灵活。 “他爹是“白花”，常年在外，地里的农活全是他娘和他干，家里的营生什么都能干。”旁边有人说。 “那好，就你了。”王排长一锤定音。 等当街、西头那两组来齐，三个组分别为东头A组，当街B组，西头C组。 人到齐了，小长春却不见了。于是有人嘀咕：“看，后悔了吧！” 片刻，小长春来了，他换了一件上衣，又穿了一双新鞋。 太阳落山了，满天红霞，解放军战士和3组云梯队直奔县城。 1939年9月，日军侵占了繁峙县城，在陈宅作了总部，加固了东、南、西三个城门，在各个城门处修筑了炮楼。炮楼呈圆锥型，约6米高，钢筋水泥结构，顶端是瞭望哨，下两排设有射击孔，下边三排是伪兵住宿。 要攻克县城，首先必须炸掉敌堡。 红霞慢慢消褪，天色渐渐黑了下来。王排长带领云梯队悄悄靠近西门的敌堡后，潜伏下来，等待攻堡命令。 每天天黑下来，驻扎在敌堡里的阎匪军总要用机枪扫射，放几枪冷枪，没有什么目标，主要为自己壮壮胆，示威吓唬一下。 A组云梯队秘密地潜伏着，不料阎匪兵从上面丢下一颗手榴弹，正好在小长春身边爆炸，一块弹片将他的右脚后跟炸伤，也不知道伤势怎样，王排长连忙过来摸了一下，只觉得脚后跟流出了血，迅速摸出一小瓶紫药水涂了涂，用纱带简单包裹了一下。 手榴弹是阎锡山兵工厂研制的，拉响后只炸成四六瓣，杀伤力不太大。 “小同志，你休息吧！让其他同志抬吧！” “不碍事，还是我抬吧！这阵子脚后跟也不怎疼了。” 晚12时整，全城正酣睡之中，三声清脆的枪响划破黑夜，三枚信号弹升上夜空，总攻开始。 只听见机关枪哒哒哒，步枪子弹嗖嗖嗖，手榴弹、大炮声轰轰轰响成一片。 负责攻打西门外敌堡的一连，为了扫清攻城的障碍，数名战士抱起炸药包，前赴后继顺云梯爬了上去，终于将敌堡的上部堡墙炸裂，堡里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 驻守在县城里的阎匪军吓得屁滚尿流，乱作一团，无以反击。初六（7月4日）黎明之时，敌堡被炸毁，县城被攻破，解放军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街巷、敌营，歼灭敌军四十师二团三营及“爱乡团”1000余人，活捉了伪县长张帆。 解放繁峙县城的战斗结束了，小长春回到了村里。但战斗的疤痕却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上，右脚后跟比左脚后跟增厚了多半公分，穿不上鞋。 县城解放不久，县政府出台了三项硬政策：取缔妓院，严禁赌博，办戒毒所。 杨全娃回村了，重操耕田种地的旧业，不再当“白花”，还给儿子带回一个年轻姑娘作了儿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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