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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原创：鲁宝玉  烧杀抢掠的开始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在新城县辛立庄与固安县交界一带地区经常能听到来自北方的枪声、炮声。随即，不断有国民党军队向南撤退，据说是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队。他们路过朱庄村，有时向百姓找水喝，有时借用农家大车，部队纪律严明，因此人们对当兵的没有多少戒备心理。善良的百姓只知道日本兵要侵入家乡，对于日本兵什么样，何时来不得而知。1937 年阴历八月十三日，由东距宋庄村二里路的固安县小王马村开来了一支部队。他们穿着整齐，头戴钢盔，没有士兵说话，进宋庄村后在水井旁给马饮水。老百姓仍然以为他们是国民党军队，丝毫未加提防，象往常一样进进出出。尔后这支部队向宋庄村西小韩村方向继续前进，走到半路遇到大概是国民党军队伤兵躲在隐蔽的远处向他们打了一枪。这支军队马上停止行军向打枪的方向开枪、开炮攻击，然后调转枪口对宋庄村攻击。这支军队第二次进入宋庄村时，村中百姓才知道这是日本军队。人们躲的躲、藏的藏，马上乱作一团。日军在村中逐家逐户搜查，见一个杀一个，杀人的方法全是用刺刀刺，有的先绑在树上然后再刺。这一天，日军共杀死男、女、老、幼百姓42人。 1937 年阴历八月十三日这一天，是日军入侵原新城县的第一天，宋庄惨案也是日军在新城县的第一个惨案。惨案后，后续的日军在宋庄村过路几天几夜，上有飞机下有步兵、马匹，村外庄稼地里踏出了一条很宽的大道。日军出宋庄村后，向曲湾、韩村营、辛桥一带进军。在辛桥镇日军杀了不少中国人，烧了不少买卖店铺、又朝白沟河以西打枪打炮。日军这次进军中或其后，在白沟河西的东西加录村杀死数十人。百姓往庄稼地里藏，日军到庄稼地里搜，搜到后就用刺刀挑。这段时间，日军用飞机在城内投炸弹两次。第一次炸弹落在张跃冠隔壁的烟馆内，把卖烟的和吸烟的二人炸出老远，但二人均无受伤。张跃冠正在县简易师范读书，日军第二次投弹 4 枚。一枚炸死了学校工友唐焕章,还炸死孙连仲部一军人一马匹,东城澡塘处侠流人亢德才的女儿炸掉了腿，一天多后死亡，刘文成妻子的胸部被炸伤。日军在辛桥及附近烧杀抢掠后，向北去了孟良营、龙湾、平景一带，然后奔西南方向的胡楼集、梁各庄、梁家井、南横沟、侠流、史家镇一带，奔定兴县杨村而去。这股日军与从平汉铁路线上宛平一带南下的日军汇合后，去了定兴、保定方向。 日军所经过之处无不杀人放火。阴历八月十五傍午，梁家井村北来了一支侦察马队，到后随即原路返回。第二天早晨开始，从梁各庄方向向梁家井村北再向村西奔南横沟、侠流的路上开始过兵，上有飞机探路，路上有步兵、马拉铁制车辆通过。直到八月十九日晚过完。八月十七日天下大雨，梁家井村十多名年轻村民议论，“听说日本人见人不顺心就杀、得罪不得”，为了夜晚不被日军骚扰，下午主动去村边修路。白天无事，傍晚时过路日军枪杀了修路的陈宝中、陈仲友、贾明、李普、陈贵、陈玉珍二子德成、马官屯村侯某某(本来是投奔姨兄陈金石家躲日军)。李浩德腿伤未死，李荣（李普之弟)等四、五人见事不妙钻入玉米地逃脱。随后，各家老幼、妇女大多投亲靠友躲避。梁家井鲁立宗（本文作者之父）说；过日本时、我在家留守，那天正和陈仲友在街中部说话，猛发现北边不知从哪儿过来的二日军已经离我们不远了。日军哈哈大笑，举枪打死了陈仲友。我跑入街边东户跨墙而逃，日军未追杀。 农历八月十七日军进入梁家营乡王庄子村。日军将要经过史家镇时，该村村民惊恐万状，村内一柳氏自以为在满洲学过日语,能够与日军周旋，让人们跟他去了孟子庙和庙边的松树林。结果日军到此地后把庙内、林中的数十名百姓一个不剩的全部杀死，并在村中奸淫妇女、烧毁民房。日本侵略军接近平汉铁路前，又一次制造了非常残酷的史家镇惨案。 残酷的殖民统治 由宛平、涿州方向顺平汉铁路线南行的日军在新城县境内的高碑店火车站设立司令部。由高碑店向北的长辛店火车站也设有一同样的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由驻守在长辛店的日军师团长黑田管辖，向南管辖至徐水司令部驻兵，加强对所及地区中国人民的武力征服。日军在高碑店司令部的一个院落里养了很多洋狗，抓住中国人后放入这个院落，人活活被洋狗咬死后抢吃掉。   日军宪兵司令部旧址 最先侵入新城县境内的这支日军先是在县城东部，后由县城以北向西南过县境，随后有两名韩国浪人来到城内，组织成立了维持会。本县大辛庄村人王云卿是大财主，在当地很有势力，时任新城县商会会长，韩国浪人来后兼任维持会长，县内行政事务由维持会负责。韩国浪人和维持会动员城内铺面和居民家门口挂日本旗，还让百姓在临街的窗户纸上画圆圈。墙上标语内容为“大日本”、“欢迎大日本”等。因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土匪和绑票的不断出没，维持会后来组织了一支六、七十人的武装力量。穿便衣，枪是从富户家捐来的。这支武装后来被时任五十三军排长的江东升收编，后成为华北民众自卫军之一部。江任自卫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为左清城，率众抗日。1939年头春节，来自高碑店方向的日军数人来过新城县治所新城城内，春节过后正式入驻城内。民众自卫军与日交战后被迫撤离城内及周边地区。 日本人进城，操纵成立了伪县政府，负责地方事务和为日本人服务。时华北民众自卫军有三个师，对驻守在高碑店、城内镇的日军时有袭击。后来还抄了关锦涛为县长的县政府。伪县政府被瓦解后复成立，山东人宋友林继任，几个月后改为东北人李广军。伪县政府设日本顾问一人，一切事务实际上由他们说了算。日本顾问先是山奇二郎，后来继任的有范田青、岩奇、谦穆之；设宪兵队或是在城内驻日军，先后有过吴信为部队长的吴信部队和信岛、永田、驻川和中岛部队；县政府设立警察局辖警备队，设立民政、建设、教育各科，还设有一宣抚班。宣抚班主要职责与新民会相近；设新民会，当地人任会长，总顾问或称主事由日本人志摩担任，副职名叫高谷。新民会主要职能是搞政治、做宣传。如举办训练班，向各村征要青年入班受训。训练班三个月一期。魏、张、史李教官都是中国人。训练内容一是宣传建立大东亚共荣、建设新秩序，口号是剿共（产党）灭（国民）党。二是强迫青年们学日语。青年受训后随即派到县政府下属的各大乡乡公所当顾问，为日本人干事，如催梁、征草料等。新民会下设分会有妇女会，不定期开展活动，进行奴化教育；设有合作社，对物资实行统购统销。如发给每户一购货证，每证一次可购食盐三、四两，洋火、煤油等凭证购买。百姓的盐不够用，有的到墙根、地里扫碱土自泡炼小盐食用；还在城内建有料理馆（妓院），内有妇女数十人，韩国人居多，也有来自别处妓院的，东北、北京、天津人居多，日本人极少。在日军重要据点白沟也建有同样性质的机构，日本人称做“酒保”，白沟驻日军一个大队，队部驻地分内院和跨院。内院常住百十号军人，“酒保”在跨院，住穿和服的妇女十人左右，白天她们也不出跨院走动。  日军侵入新城县境后，由于白沟河以东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抗日活动频繁，日军在河西相继修建炮楼（据点）几十个，后来过百个。一般每个据点内有 10 人左右，多数是伪军，少量日军。驻白沟日军的大队，队长先是戏川、后是中岛，全队约有三几百人。日军平时不都在白沟，分散在周围各地活动，大街上经常可遇日军经过。以白沟南北 5 里长街为大致走向，建有 3 个炮楼(据点)。中国人经过炮楼或在大街遇到日军都要躬身下拜。白辛庄人马广友见日本兵躬身行礼后又继续边走边吃烧饼，日兵认为这是不礼貌，挨了两个耳光；自1939 年起，日伪组织各大乡、保、甲登记户口，向城乡百姓发良民证，每当检查或日军行军时遇人没有良民证就抓就杀。  原日伪占领时期王凤岗公馆之外院西厢房  新城南关外大虹桥旧址，日伪占领时期的杀人处 日伪统治时，县城名为城内镇，日投降后改称中山镇。1939 年夏季发大水，水从东而来，在里一村开的口子。水最大时的一个晚上水面离城墙垛口只有二、三尺距离，城外只见树尖儿。当晚人们见到水面上自东向西过来的一串象灯的亮光，到城边拐弯向南而去，人们猜测光亮是水中的乌龟发出的。日本人讲迷信，他们将整猪、整羊、点心抬到城墙上摆好，跪着上供、祭典、祈祷。伪县长也带着城内百姓来城墙上供。伪政府打开仓库，将谷碾成米，用船将城外一些灾民接进城里，灾民们喝稀粥，分几片咸菜，折木棍当筷子用，困苦不堪，这样先后有近一个月的时间。 日本人的宪兵队监狱设在西城1988年前后建的市场处，不远处建有战死者尸体火化处。日本宪兵司令部，地址在南北街中段路东临街，是一两进的中式四合院，北有一跨院，原为张家地主大院。宪兵队摧残中国人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换脑筋。他们认为有必要采用这种方法的人，要求每天下午 3至5点到宪兵队，让人坐于室内，听日本人弹琴、唱歌，这样持续二几十天时间。二是用苦刑。如“上房子梯子”，将人头朝下吊在房梁上，从鼻子眼向下灌辣椒水。又如，西城徐振江之父徐录被用铁丝捆住两手拇指，悬在房顶，昏死过好几次。如“盐缸”，事前将盐放入水缸、用开水冲化，甲时把人放入缸内，人将死时，再拉出来。有些人就死在了宪兵队，如马家店的卢钵、城内刘玉忠、北场村李茂、北关姓苏的、驸马庄李恩荣等。三是将人拉去城外西北处的塔湾儿枪杀。  紫泉河，右上角为原日军杀人处的塔湾儿 血债累累 应有的下场 1940 年(也有可能是1941年)秋，一天早晨，日军突然包围了白沟镇白辛庄，把全村人都赶到清真寺，逐人搜查，并让百姓指认八路军和抗日人员。当时被围在人群中的有共产党游击政府、四大队、马本斋回民大队人员。搜查时，抗日人员有的在群众掩护下跳墙逃走了，来不及的则化了装，其中有一个姓戴的回民大队通讯员，北京牛街人，因腿病有残没走了，装扮成寺里打杂人员，又是打水又是扫院子，日军没有认出他。 日军搜查不到“八路军”(日本人对我方抗日人员的统称)，就从群众队伍里往外拉人，让指认谁是“八路军”。清真寺教长白景贵 (当时 20 岁左右，正定西大街人，后在保定回屯居住)，被拉出来后，问他谁是八路，说不出来就打。日本人动刑非常残忍，对白景贵用的则是灌凉水酷刑，先是把他平放到凳子上，把四肢固定住，然后再蒙上眼睛、捂住嘴、头朝下，由鼻子往里灌水。其痛苦不堪、拼命挣扎的样子使在场人目不忍睹。被拉出的还有丁贵林，可能是日本人见他穿的干净，不象做农活的农民吧，因他也没有说出谁是八路，一个日兵随手拿起一根黄瓜，猛劲的硬是往他嘴里塞，他的姐姐上前阻拦被一脚踢开。为了让日兵尽快结束没完没了的搜查，仁合庄村人、白沟商会会长孙秉森前去讲情，称“这些人都是良民百姓，没有八路”，日兵不满，把他也打了一顿。 据白沟镇五街蔡景全回忆，那天日军有七八架飞机由北往南飞去后又从南折回来投炸弹，一颗炸弹落在蔡家油房上钻入房中，在里面的五口人都被炸死了。他们是蔡景全爱人及一儿一女，蔡的嫂子和姐夫。事发时，蔡本人在村外，路上听说村里出事了，炸死了人，等回到家里方才知道，被炸的正是他自己家。同时与蔡景全同村的李振宇家也被日本飞机炸死了 7 口人。 张跃冠两次被抓到日本宪兵队挨打。 第一次在他 18 岁那年。按照日本人的意图，当地成立了日伪新城县新民会，新民会下设妇女会，有时把年轻的妇女们召集去开会。因他刚结婚爱人也去开会，会下说了句风凉话:开什么会，分明是让他们看花姑娘去了。被人报告，抓到宪兵队。第二次因骆家街村的一日本宪兵特务，向日本人胡说张跃冠老师的儿子刘景元对抗皇军、私通八路。刘被抓去用刑逼供、让交待问题并说出同伙人。用刑方法是灌辣椒水、“扔沙袋”。“扔沙袋”就是把人装进口袋，封上口，提着四个角上下墩夯。刘受的就是这种刑，他的肋骨伤了好几根，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不得不乱说一通。把张跃冠也招了进去，说他是中共党组织宣传委员，张跃冠的妻哥李艳池是组织委员，都被抓去受刑。在宪兵队里受的刑,还有让人们钻“狗洞子”，在墙上挖跟圈门似的一个洞口，让人们爬出爬进。日本人以此取乐，侮辱中国人。宪兵队日本翻译有韩国人王某、姜金泽、车均福等，其中车最坏，打人最狠。 马秉文回忆的韩村营惨案的情况。 有一年三月初，日兵先到韩村营，由韩村营又去大韩村。在韩村营日兵杀人六七个，烧房子 400 多间。他家十几间房子全部被烧。日兵进村这天他没在村里，正在地里种大麻，听到了枪声、炮声，亲眼目睹了村外一棵大杨树被击落了一个大树框，这年他13岁。 关于大韩村惨案，据马秉文和齐建章回忆，日本兵信奉佛教，每人腰上都带着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一个铜制佛像。三月初九，日本兵来到大韩村，该村佛教会头目刘勤，自认为自己身份特殊，与日兵信仰相同，于是认为无事。为了免于遭难，他和黄绍元一起就带头迎接、讨好日兵，帮日兵推陷在陷马坑中的汽车，随从百姓先后有50多人。日军让这些人到村头集合开会，在一个大坑边排好队，就进行扫射。只有冯奎和进村讨饭的周老头没死。 马秉文还回忆，韩村营有日本驻兵一个班 (7 个人)，大王村有一个中队，中村为队长。他和本村另外几个人在大王村日兵驻地为其服务。日兵带着白脖、警备队、特务由韩村营出发去打杨辛庄，在杨辛庄与我军29团一部交战。这次交战日兵元气大伤，死的死，伤的伤，还有一个士兵下落不明。几天后下午 4 点左右，在日兵驻地，他正和另外几人在北屋呆着，一个日本士兵在东屋，忽然从东屋发出一声枪响。大家都很奇怪，壮着胆子推门一看，这个日本兵自杀了。据说，他们哥仁，他的两个哥哥也随军队来中国，在作战中都死了。杨辛庄之战，使他情绪更加低落、消沉，深感希望渺茫，又联想到两个哥哥的死和战争残酷无情，于是就在绝望中自杀了。 日军投降后,国民党第八战区将驻长辛店师团的司令官黑田、新城宪兵队翻译车均福逮捕,战区军法处给张跃冠等来了公函，通知去北京作证。张跃冠、城内人孙焕仁、彭伯伦等去了位于北京市石碑胡同的军法处。法庭庭长叫张丁扬。法庭作证的焦点在于车均福是否打过中国人，用的什么刑罚?张跃冠等都一一作证。管辖长辛店、高碑店等司令部和保定特务机关的师团司令黑田，也是在这个法庭审判的。看上去黑田 40 多岁、高、胖，黑田的死刑在北京天桥执行。行刑时，汽车开得很慢，车上有麦克风广播，百姓呼口号。毙后人们用砖头把他的头都砸烂了。  紫泉河城西段，原敌我双方在此发生多次战斗 注：本文前期调查口述者:张跃冠 (男，1919 年生，师范文化，久居新城城内西街)、齐建章 (男，1922 年生，时居原籍辛立庄镇宋庄村，1939年至1989 年一直在市内教书，离休后居高碑店市区内)、马秉文 (男，1924 年生，时居原籍辛立庄镇韩村营村，退休后居高碑店市区内)、马广友 (男，1912 年生，回族，无文化，久居白沟镇区内白辛庄村)、刘谦 (男，1917 年生，回族，私整六年文化，久居白沟镇区内白辛庄村)、蔡景全(男，1912年生，久居白沟镇区内白五街)等近20人；成文过程中提供情况者：鲁立宗（男，1914年七月生，私塾五年文化，方官镇梁家井村人、后居市区内）、时蓝田（男，1933年七月生，1951年入城内师范学习、教师职业，市第二中学退休）等。 文章作者：鲁宝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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