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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门法律，先哲格言 《经》云∶阴虚生内热，奈何？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嗟夫！此内伤之说之原乎。夫人身之阴阳，有以表里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有以气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后言者；有以脏腑言者；有以升降呼吸之气言者；余如动静语默起居之类甚多，不必悉举。此所谓阴虚之阴，其所指与数者皆不同。盖劳动之过，则阳和之气，皆亢极而化为火矣，况水谷之气又少入，是故阳愈甚而阴愈衰矣。此阴虚之阴，盖指身中之阴气与水谷之味耳，或以下焦阴阳为言，或以肾水真阴为言，皆非也。夫有所劳役者，过动属火也。形气衰少者，壮火食气也。谷气不盛者，劳伤元气，则少食而气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阳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浊阴不降也。夫胃受水谷，故清阳升而浊阴降，以传化出入，滋荣一身也。今胃不能纳，而谷气衰少，则清无升而浊无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谓绝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平常无病时，则谓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则郁矣，郁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胃居上焦下脘两者之间，故胃气热则上炎，熏胸中而为内热也。东垣所言，正与经旨相合，固宜引此段经文于内外伤辨以为之主，乃反不引此，却谓火乘土位，此不能无疑者也。又《经》曰∶劳者温之。温者养也，东垣以为温凉之温，谓宜温药以补元气，而泻火邪。又改损者益之，为损者温之。又以温能除大热为《内经》所云，而遍考《内经》，并无此语，亦不能无疑者也。然温药之补元气泻火邪者，亦惟气温而味甘者斯可矣。盖温能益气，甘能助脾而缓火，故元气复而火邪息也。夫宜用温药以为内伤不足之治则可，以为劳者温之之治则不可。苟以补之、除之、抑之、举之、散之等语，比类而观焉，则其义自着矣。（王安道，王履 ） 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老人，约生于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卒年不详，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尚在，昆山（今属江苏）人，祖籍魏博（今河北境内），元末明初医学家、画家、诗人。学医于朱丹溪，是其门人，尽得朱氏之学。 医学主张此外，就临床诊治思路而言，王履认为医生诊断疾病的方法，是根据当时的病情表现，诊断疾病，并依此来推断其病因，即所谓审症求因。而并非开始感受邪气时，即能预定其以后患什么病。因为感受邪气之后，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还有因为正气抗邪而使邪气消散而不发病者。种种不同，不一定均患一样的病证。因此王氏重视“因病知原”，以病证推断病因，是十分正确的。 古人认为冬伤于寒，其感邪而即病者，即为伤寒；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者，即称为温病与暑病。由于认为病因是一样的，因此在王氏之前，人们多从伤寒论治，而以治伤寒之方通治伤寒与温暑之病。刘完素创六气化火之说，并称伤寒为热病。提出“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的观点。对王氏之学颇有影响。王安道根据临床的实际，指出伤寒与温暑之病应当分别，尤其对治疗方法的区别论述颇详。首先，王氏认为伤寒、温病、暑病三者不同，各自“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误于人，吾未之信也。”王氏从三者之名称不同，病因各异，临床表现也不一致出发，因此治疗绝不能相同来认识。例如伤寒一病，是发于天气寒冷之际，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外现一派寒邪郁表而卫阳被遏的表现，治疗则必然应选用辛温之剂，否则不能散其寒邪。而温病、热病，则发病于天气喧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于腠理，外无寒邪束表，因此治疗就宜用辛凉、苦寒之剂，否则不能解其热。 他认为，伤寒与温暑，病因虽同出一源，均为冬伤于寒而致，但是属不同类的疾病，不能混淆其治法。仲景之方为群方之祖，可借用其方，但仲景之方非为治温暑病证而设。王安道的这些看法，比起明清温病学家来，尚不十分深刻，其中，对温暑病的病因尚未超脱《内经》的理论范畴，但已从病的治法上将其分开，为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此外，王履对于中风病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风有二，有外感风邪者为真中风，而因火、因气、因痰而致者，属类中风，使中风的理论渐趋完善，对明清医家在此问题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王履的医学主张，虽来源于朱丹溪，但却能发挥自己的独到见解，不拘前人之说，能以临床实践为依据，实事求是来探讨医理，是十分可贵的治学精神，对明清以后医学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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