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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等一回 ——《邸元明碑》解读 文｜薛元明 《邸元明碑》立于北魏文成帝和平三年（462年）六月二十日。此碑不见于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历朝记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河北曲阳被发现。原石高125厘米，宽78厘米，厚18厘米。圆首，碑额两行，为“邸府君之碑”。碑阳刻文21行，行33-35字不等。碑阴无字，无撰书者姓名。碑额与碑文字体相同。这一点与《爨宝子碑》类同。隋唐墓志中，也存在类似情况。 魏碑是书法史中一个形态极为丰富而庞杂的体系，其中成千上万的摩崖、造像、墓志往往似又非似。独标一格者，尤令人难以忘怀，如《张黑女》等。书法史中更有一些碑刻是独一无二的，只可有其一，不可有其二，找不到相似者，如《天发神谶碑》、《宝子碑》、《好大王碑》，成为书法史中的“另类”，只有在魏晋三百年中才会出现。 现在取法魏碑书风，与康有为当时的“尊魏卑唐”，“帖学”进入“馆阁”的死胡同的历史背景大不一样了，完全从个人的喜好和需要出发。今人所能见到的碑帖实在是太多了，不可胜数，资源的广泛性也是当时所不能比拟的。书法一方面要关注经典名作，比如习篆书，《散氏盘》和《毛公鼎》是绕不开的，隶书中《石门颂》和《礼器碑》偏好者很多，行书多宗法二王和颜鲁公“三稿”，另一方面，要及时关注新出土的资料。当初汉简甫一面世，徐生翁和郑孝胥等人都从中获益良多。坚守良好的传统经典，敏锐地捕捉新信息，二者缺一不可。 《邸元明碑》点画圆劲厚实，凝练遒劲，独成一路，先声夺人，可谓奇而不怪。对比来看，《爨宝子碑》是奇怪兼具，取法后极易变得更怪。沈曾植学《爨宝子》结合章草，虽独树一帜，端正一路的行楷书作品尚觉得平和，较为恣肆的行草书给人怪异连连的感觉，亦为后世所诟病。 先将《邸元明碑》与《爨宝子碑》进行整体上的宏观对比。《邸元明碑》方圆融合，笔画粗壮浑厚，有苍茫之色，《宝子碑》见方，笔画瘦硬清劲，有野逸之趣。《宝子碑》有骨无肉，《邸元明碑》有骨有肉。《邸元明碑》中字形宽博开张，似《石门铭》，不过相对来说，结体要规矩一些，成形规律都很“正”，显得饱满、厚实、大气，毕竟书写材质和发挥的空间大不同。恣肆处则近《中岳嵩山灵庙碑》，点画结体与《爨宝子碑》之间有一些神似，最明显的就是点画呈三角形态。《爨宝子》以方笔为主，起收笔和转折处皆方，偶尔捺画也有圆弧度，形成非常跳跃的变化。 再就《邸元明碑》与《爨宝子碑》中的同字进行微观对比。《宝子碑》“已”字转折笔画内凹，强化了方锐感，《邸元明碑》转折见方，“乚”笔画略带圆弧，宛如铜铸，浑厚有力，字态飞扬。《宝子碑》“芳”字起收笔极度夸张。《邸元明碑》中展现了圆浑之特点。再分别对照“浪”和“放”二字，点画、结体近似，但韵味和神态差异很大。汉字以“点画”为单位，长短粗细方圆宽窄，产生奇妙而无尽的变化，不可端倪。 《邸元明碑》结体不刻意避让，一任自然，可选出几个具体字例加以分析。“少”右侧点画变成捺画，改变了字形重心，别出心裁。唐楷中处理多半是反捺点，平和中正，此碑捺画一贯而下，气势慑人。“本”字将中宫收紧，四周开张，感觉特别痛快。有很多字形将点画或短捺处理成长捺，如“求”、“谷”、“平”、“六”、“苍”等。用笔以方为主，如“追、武、忘”等字的横画。字形中也有一些圆笔形成对比，如“追”字走之底一波三折，方圆对比，纵敛有度。“武”字“弋”中斜钩，险中有稳，处理不落窠臼。“忘”字心字底夸张，突出气势。“牢”字起笔点很有情趣，重心下移，“牛”部笔画收缩，稚拙可爱。“万”字笔画上提，厚重而不失灵动，显得极为飘逸。“骇”与“雾”二字处理极为独特，“骇”字借篆法处理，左右变化，偏旁部首很紧凑。“雾”字不稳，“力”部处理随心所欲，险象环生，不拘成规。不管怎么变化，最终要出之自然，又有整体上的统一协调。至少在同一件作品中，至始至终要做到协调统一。如果出现某一笔很突兀，就像罗丹塑像，因为第一眼看上去双手更吸引人，甚至不惜敲掉这双美丽的手，不能因为局部而破坏整体，所有的变化都要做到为整体服务。 关注像《邸元明碑》这样的新资料，可以避免挤在一条道上。但实践中必须深入，再深入。深入不下去，仅得皮相。经典作品可以奠定个人一生的基调，尤其是入手的第一本碑帖。童子功影响持续终生。为什么古人强调入手选择颜柳欧赵之类，所取法的这些人都是大师级人物，因而不会出大问题。保守有余比起胡作非为来说，要好得多。当代书法造作成风，是“故作变”，而不是“自然变”。古人的作品耐看，是因为精妙以点画为单位，最终统一于整体，今人只有一种形式，缺少“细节”，并不耐看，故而不可同日而语。一件作品摆在这里，得到成千上万人的挑剔，最终淬炼成无可挑剔的经典。 薛元明， 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提倡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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