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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德勒兹在1972年3月4日进行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对谈。 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将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推到政治风口浪尖上，其中我略微了解的有萨特、福柯、德勒兹、热内等人。 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较为复杂。知识分子常以独立第三方自诩，他们远离政治漩涡，做理智的冷眼旁观者。当国家机器运转失常时，他们会第一时间冲上前来查看哪里出了问题，并将这个问题公布于众。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机器维修，而是以“吹哨人”的身份保障社会信息的有效流通。 对话开头，福柯提到有人向他表达了对萨特和自己投入政治运动的同情和理解，但对德勒兹，却极为惊讶和不解。 对此，德勒兹解释道，投入政治运动或许是他实践理论的一种新的尝试。对他们来说，理论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主体，也不是某种良知/觉悟（conscience）的代表或有代表性的良知/觉悟。采取行动和斗争的人们不再被他人代表，无论是政党还是工会，后者反过来只会窃取做某些人良知/觉悟的权力。 德勒兹强调自己并非是以一个“知识分子”主体身份加入人们的斗争队伍中，他原本就是群众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不需要谁代表谁，只有行动，只有在接续或网络关系中存在的理论的行动和实践的行动。 在福柯看来，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化是从以下两点开始的：首先，是他在资产阶级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后者为他创造或强加于他的意识形态（被剥削，陷于贫困，被排斥，“被社会诅咒”，被谴责为不道德或具有颠覆倾向等等）中拥有的知识分子地位；其次，就他揭示某一真理、就他发现此前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政治关系而言，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话语。 但经历了五月风暴及一系列政治运动后，福柯对当下的知识分子政治化有了新的认识:群众不需要他们来认清局势；群众完全理解局势，他们看得很清楚，甚至比知识分子还清楚，而他们也很明确地表达出这一点。 不过，却存在一种权力系统，它会阻拦、干涉、否认这种表达和认知。 因此，知识分子不再需要做那个揭露皇帝没穿衣服的纯真小孩，而是应该就地抵抗权力对群众表达和认知的打压与妨碍，捍卫“知识”、“真理”、“良知”及“话语”等秩序的稳定。 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斗争不是为了某种“觉醒”，而是为了在一边联合所有为权力而斗争的人颠覆、获取权力。 德勒兹肯定了福柯“理论就是一种实践”的论断，并进一步强调理论必须具备“工具性”使用价值。理论本质上是反权力的，因而一旦要使用起来，就不会只是改良那般简单。改良只是权力机制衍生出来的一种虚伪的“代表”发言，它本质上是为权力服务，因而最终只会扩大权力的压迫范围。 福柯以监狱问题为例展现出权力赤裸裸时的厚颜无耻与蛮横残暴。 因为被关进监狱的人都是有罪的，权力在犯人面前无需作任何遮掩，反倒可以打着道德的“正义”之旗对囚徒进行任何方式的虐待与折磨。 正是这种道德主导着权力的运作。由此，权力野蛮的暴政就表现为善对恶、秩序对混乱从容的统治。 德勒兹补充道:囚犯在监狱被像小孩一样虐待，而小孩在外面亦被当作囚犯一样对待。学校像监狱，工厂也像监狱，到处都是如此。孩子生活在一个根本就不属于他们的幼稚世界中。 我们不知不觉从学校过渡到工厂，从工厂过渡到监狱，反之亦然。这正是改革主义、改革了的代表体制的本质。 因而，当人们开始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和行动时，就是对权力和代表机制最有力的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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