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一万岁，汉字五千年——陶尊文字新解

丘山三也君 202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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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内容简介：陶尊文字发现半个世纪以来，至今依然处于释读阶段。此文旨在通过中华彩陶文化渠道，以内涵着汉字基因的象形纹饰为钥匙，去破译陶尊文字的结构密码。其方法独辟蹊径，观点颇具新意。

关键词：陶尊文字密码；双鸟石鬹；彩陶象形纹饰；礼仪文明；汉字五千年信史

（正文）

汉字源自彩陶纹饰的象形基因。

彩陶与汉字，看似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实则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因果关系。中国彩陶从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象形纹饰的印记，继而经过五千年的发展演化后，质变为中国汉字。

画面中的符号，即为汉字之源——诞生于距今5000左右的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符号。（见图1）

图1 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符号

1959年，在出土于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一件陶器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涂朱符号，从此拉开了大汶口文化图像文字横空出世的序幕。之后，陆续在山东安丘景芝、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陶尊文字后，史学界引发了经久不息的释读热潮。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被解读后没有争议的文字仅有二三。不过，此为正常的文化现象，苏美尔楔形文字就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的解读过程。

破解陶尊文字的难点何在呢？在于还没有找到开启密码的钥匙。若一旦明晰了玄机所在，其水落石出后的答案揭晓，就是一个或早或晚的时间问题了。现在，我们正站在这个节点上。

一象形纹饰、太阳文化、祭祀行为

——破译陶尊文字的三把钥匙

笔者解读陶尊文字的过程分为五步：“研究双鸟石鬶——解析象形纹饰——发现文字属性——确定破译方法——进入释读阶段”。若究其过程的来龙去脉，须从双鸟陶鬹说起。

陶鬹，这种被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为“有柄喙”的“三足釜”，是新石器时代中期诞生于黄河下游的经典礼器。在笔者发表于《收藏》的“再说陶鬹”一文中，曾将这种抽象于鸟类形象的礼器，称之为“东夷民族大小部落的图腾”。（见图2）

图2 大汶口文化陶鬹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关于陶鬹来源问题，史学界大致形成了共识，认为它源自三足炊煮陶器。不过，笔者最近却有了新的发现——双鸟石鬹应该是陶鬹的母体。

双鸟石鬹为新石器时代具有着“双鸟负日”形象的圆雕石器，之所以视为鬶类器物，在于它具备了双鬹合一的形态，且鬶之柄、喙、胸、腹、足等元素一应俱全，如遮去其中的一首，便瞬间生动出陶鬹的侧面形象。（见图3）

图3 大汶口文化双鸟石鬹

为考究其年代问题，笔者在《石破天惊逗秋雨——双鸟石鬹的收藏与发现》一文中，曾在“从制作工艺中发现'年轮’轨迹、从器型差异中探寻时间坐标、从同类器物中寻觅'地层关系’，从器型演变中明确发展顺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认为它出现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且在器物形态、文化内涵、时代气息诸方面，与同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双鸟太阳纹象牙蝶形器”等题材相同的礼器一脉同气。（见图4）

图4 河姆渡文化双鸟太阳纹象牙蝶形器

与素面陶鬶不同，双鸟石鬶遍体刻画着图案纹饰，且在中心位置绘制了“天堂乐园”图画，此来自远古时代的神秘画面，既为今人展示了一幅农业革命的宏伟蓝图，亦为破译陶尊文字提供了诸多信息：

（一）双鸟石鬹昭显了陶尊文字的文化内涵

陶尊文字数量不多，但在其中一个图像符号的下部，完整的显示了双鸟石鬹的“肖像”，惟妙惟肖中，但见其头部昂扬，翼足俱显，造型优美，形体饱满。正是它堂而皇之的跻身于陶尊文字，才让笔者捕捉到两者之间存在于礼仪文化之间的“血缘”关系。

（二）象形纹饰揭示了陶尊文字的结构“密码”

双鸟石鬹的“天堂乐园”中，交织着若干图像纹饰，除去独有的祭坛纹、神鸟纹、天葩纹、植物纹之外，天梯纹、太阳纹、网格纹等来自仰韶文化彩陶的纹饰历历在目。无论那种纹饰，均具有着或写实、或写意，或具体、或抽象的象形特征。恰恰是这些具有着汉字基因的纹饰，最终成为陶尊文字的“偏旁部首”。

（三）祭祀礼器确定了陶尊文字的本质属性

作为承载着祭台功能的器物，双鸟石鬹之所以出现在陶尊文字中，是因为和已被解读的“斤”“戉”一样，同样具有着礼器身份。这个现象启示我们：其他未被破译的陶尊文字，其文字性质应该同样隶属于礼仪范畴。（见图5）

图5 大汶口文化双鸟石鬹纹饰

将上述信息整合后，便可以从中获得解锁文字密码的三把钥匙，即象形纹饰、太阳文化、祭祀行为。这三把钥匙，会分别作用于释读过程：象形纹饰指明了解读路径，太阳文化规定了性质属性，祭祀行为界定了范围外延。三者合一后，就会沿着既定思路循序渐进，推而演之。

二陶尊文字的释读与解析

陶尊文字为大汶口文化语言符号，是东夷部落集团礼制文明的产物。基于释读的需要，须以使用功能为准则，将其分为部落标识、祭祀场所、崇拜对象、礼仪主旨、仪仗礼器、社稷内容、政治纲领等七个类别，并从释读现状、解读要津、甲骨文演化等几个层面，对目前已经确定的10个文字符号逐一解析。

（一）部落标识：夷

汉语词性：名词

本义：氏族图腾

字形结构特征：象形、会意

部首元素：鸟纹

释读难度系数：★★★

（注：释读系数难度按照易难程度，分为1——5星级。下同）

（见图6--5）

图6 (1--10) 陶尊文字释读对照（5）

1、释读现状：

曾几何时，这个图像符号被排除在陶尊文字之外，因为它出现在陶质背壶上，且迄今为止，系唯一用朱砂绘写的图像文字。今天，这个特殊符号也被纳入陶尊文字系统中。唐兰先生将之隶释为“皋”类的文字符号，也有学者视其为不具备文字特征的绘画图像，答案至今纷纭。

2、解读要津：

此字，读为“夷”。

大汶口文化时期，泰岱文化区居住着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民族。在考古学中，东夷是指从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起，先后生活在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氏族群体。《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可见，他们属于中华民族中以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集团。

初识，这个结构近似于“五横一竖上下有钩”的符号特征不显，细察，方见在自上而下的笔划里，竟写意着鸟之喙、腹、足，翼：喙为上方的左弯钩，腹为实心椭圆，足系腹下的一横，翼则立于底端。纵观，寥寥数笔便勾勒出飞鸟的冲天神姿。若将之作为夷族的图腾标志，既具文化内涵的深奥精微，又显审美境界的奇思妙想。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也有“夷”，且基本保留了陶尊文字“五横一竖上下有钩”的原始框架。区别之处，在于前者“写实”，后者“写意”。基于笔划结构的特殊性，甲骨文将原本实心的椭圆变为空心结构，并将尾翼部分演变为三角形状，平添了展翅欲飞的动势。可见，陶尊文字“夷”的所有基因，依然保留在甲骨文的象形元素中。（见图7）

图7 甲骨文夷

（二）祭祀场所：祊

汉语词性：名词

本义：祭祀之地

字形结构特征：象形、会意

部首元素：网络纹；“地方”纹

释读难度系数：★★

（见图6--6）

1、释读现状：

陶尊文字中，有一个由四条内弧边线连成的方形符号，学者们释读为“凡”“风”“凤”等，亦被释为“人名”“族名”抑或“吹奏乐器”类图像等。

2、解读要津：

此字，读为“祊”。

“祊”的结构元素有二：一为网格纹，象形着“地”的概念。在这里，陶尊文字虽把密密麻麻的网格纹简化为一个方格，但内涵不变。第二，抽象着天圆地方的“地方”概念。古人眼中，位于山峦起伏中的“地方”，其边线不会笔直，因此，便刻意将符号的轮廓线条弯曲化。此举，也属于“写实”的范畴。

在陶尊文字中，这个符号发现了三四例之多，乃至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良渚文化玉琮上，也刻有这样一个弧边四角的“祊”。说明它在宏观的礼仪文化中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祊”的结构特征与文字本义，可以在甲骨文中得到验证。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祊”是一个巨大的“口”字。其读音有二：bēng(音崩）和fāng（音方）。

“祊”的概念属于祭祀文化范畴，身上贴着两个来自《说文解字》的标签：

（1）古代在宗庙门内举行的祭祀，如 “设祭于堂，为祊乎外”。

（2）古代在宗庙门内设祭的地方，如诗经《楚茨》中“祝祭于祊”。

再者，古通“方”，指四方之祭。这个字的使用属性非常专一，属于在祭祀文化中表达场所、方位的专用概念。（见图8）

图8 甲骨文祊

（三）崇拜对象：日

汉语词性：名词

本义：太阳崇拜的明确目标

字形结构特征：象形、会意

部首元素：太阳纹；双鸟驮日纹

释读难度系数：★★★

(见图6--1）

1、释读现状：陶尊文字中，有一个貌似“日火”结构的符号引人瞩目，不少学者将之释为表示日光的“炅”字，并引申为“炯”“热”之类的文字。目前，以“炅”为释读答案的观点已成为共识，为此，在新闻媒体有关报道中，也屡屡称之为“炅”，但笔者观点相左。常识告诉我们，昭示于酒尊的文字，必定表达着某种具体事物的具体形象或具体行为，而“炅”“炯”“热”类文字，均属用于描写或修饰名词的形容词，作为虚词，不可能单独出现在陶尊符号中。

2、解读要津：

此字，读为“日”。

太阳崇拜系东夷民族精神信仰的支柱与祭祀文化的主题，双鸟石鬹就是其理念的文化载体。在已发现的陶尊符号中，它先后出现了五例之多，可见其地位非同凡响。近日，它再次被发现于莱州市平里镇吕村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

之所以读为“日”，基于其祭祀文化的内涵所在。在解读过程中，其立足点不能错位，既不能以殷商甲骨文去反证陶鬹文字结构是否合理，更不能以现代汉字的象形、会意等原理去“今为古用”，此为释读逻辑的本末倒置。唯一的正确途径，是让我们穿越至5000年前的陶尊文字时代，演绎一番古人造字之道。

陶尊文字“日”，是由太阳纹在上、“弯月”纹在下的两个符号会意出的象形字。关键之处，在于这个概念并非简单的“1＋1=2”的拼图游戏，而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要正确解读，须经过几个步骤：

（1）“四不像”符号的解读。破译这个文字的关键之处，在于下方的那个被视为火、风、山、月类的“四不像”符号。为此，让我们首先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厅，去一览“仰韶文化彩陶鸟纹演变示意图”。图中，演绎着太阳鸟纹饰由繁而简的演变轨迹。起点为太阳与神鸟的写实，经过几番写意后，其中的双鸟纹也逐渐不见了原始形貌，将鸟首简化为月牙状符号上的两个实心圆点。再来仔细观察陶尊文字中这个符号的细节：它虽然省略了双点，但于月牙状符号中凸起一折。恰恰是这条曲线的存在，才揭秘了其真实身份——抽象的“双鸟驮日”符号。（见图9）

图9 仰韶文化彩陶鸟纹演变示意图（中国历史博物馆绘制）

（2）双重结构的会意。在世界范围内的象形符号中，圆圈纹饰为“日”的概念已约定俗成。但在东夷民族心目中，太阳是一个超越自然概念的哲学命题。具体说来，它具有着太阳与太阳鸟合二为一的完整形象，且两大因素缺一不可。再者，在双鸟石鬹的“天堂乐园”中，太阳纹与太阳鸟纹本来也是相辅相成、形影不离。

（3）天人合一的理念。陶尊文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为大汶口文化繁荣昌盛的农业革命时期，农业发展需要工具、技术的进步，更需要阳光普照大地的自然条件。大汶口先民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优秀民族，太阳鸟亦为东夷精神的自我写照，“双鸟驮日”就抽象出“天人合一”的概念。

综上所述，其“日火”结构的图像符号具有着“日”的文字特征。

“日”的传播、影响范围很大，在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良渚文化玉琮上、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良渚文化玉镯上，也刻画着与陶尊文字相同的符号。

3、甲骨文演化：（见图10）

图10 甲骨文 ”日“的演化

甲骨文中，“日”的形态几乎千篇一律，均为在或圆或方的空心图案中，添加一点或一横。甲骨文为什么不见了陶尊文字的双重结构？此系古人将原来的鸟纹符号精简为横、点后，将之添加到空心圆中间，使“日”的概念更具形象化的哲学意境。

（四）礼仪主旨：阳

汉语词性：名词

本义：通过祭天形式，祈望农业丰收

字形结构特征：象形、会意

部首元素：太阳纹；鸟纹；天梯纹

释读难度系数：★★★

（见图6--2）

1、释读现状：

在陶尊文字中，这个被新闻界称之为“日火山”“日月山”乃至“日云山”的符号知名度最高，走进潍坊市博物馆通史厅，迎面而来的也是这个气势磅礴的图像雕塑。或许，基于远古之宇宙洪荒的天地玄黄，其关注度越来越高，解读者也与日俱增。眼下，此符号除了被读为“岔”“昌”“岛”类之外，主要集中在“旦”“炟”“炅”“炯”等与“日”相关的概念上。譬如最早对陶尊文字进行研究的于省吾先生，将之释为“旦”，认为是“用三个偏旁构成的会意字”。之后，虽各抒己见，但脱离不了“炅”“旦”的范畴。

2、解读要津：

此字，读为“阳” 。

在“日火”结构的符号被破译后，这个比“日”多出一个部首的象形文字，解读难度相应降低。“阳”的解读关键，在于对“日”下“五峰山”类符号的理性认识：

（1）解惑“五峰山”。迷恋于“五峰山”符号的考证，诸多人至今乐此不疲。但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发现于蒙城尉迟寺等文化遗址中的“日火山”符号里，也有“三峰”存在。所以，至今依然热衷于究竟是“泰山”还是“五莲山”“寺崮山”类的争论者，是在走弯路。（见图11）

图11 尉迟寺陶尊中的“五峰山”“三峰山”符号

（2）搬走“太行山”。《愚公移山》里，愚公要移走太行山、王屋山，“日火山”的部首中，也有几座阻拦理性解读的山。不过，史前彩陶与双鸟石鬹纹饰告诉我们，这些山并非峰峦的连横，而为纹饰的合纵——锯齿形天梯纹的演化。

（3）耸立“部首山”。当天梯纹演绎为甲骨文符号后，就成为了“左耳旁”，而且对应着一个汉字：“阜”。李克勤先生《字源》曰：“阜”者，“一为无石之大土山，二为山之侧视影，三为象山之山坡阶梯之形。当以第三说为是。”可见，作为汉字偏旁时，“阜”之“左耳旁”象征的是“阶梯之形”，即笔者所描绘的“形如锯齿，实为群山连绵、层峦叠嶂的天梯纹写意符号”。本来，陶尊文字“阳”的“日”下横亘着天梯纹的形象。不过，当进入甲骨文系统后，“阜”被耸立起来，写为了具有“三峰山”形态的“阝”。甲骨文中但凡表示与登高、行走等动作相关的文字，如“徙”“陡”“陵”“降”等汉字，也有“阝”的存在——陶尊文字“日火山”的“山”形符号，便为“阝”之雏形。

至此，可以明确陶尊文字“阳”的结构为：阝＋日=阳。

在陶尊文字中，“阳”为一个博大精深的历史概念，值得认真探讨。古人为什么将这个文字创造的如此精彩绝伦、辉煌灿烂，如此卓尔不群、风光独占？此举兹事体大，有着秉要执本的特别意义：

A：主题重大。对于“阳”的文字内涵，《说文》曰：“阳，高明也”，造字本义为日光照射的意思。而陶尊文字本义不仅涵盖了“高明”的要素，更在于通过太阳崇拜的形式，祈望岁丰年稔的愿景。

B：图腾显赫。如果说“夷”“日”的图腾意义不很明显的话，那么，“阳”作为昭显东夷民族经纬天地境界的第一图腾，系众望所归。况且，之结构的独具匠心、巧夺天工，之形象的辉煌灿烂、美轮美奂，可谓千秋万代唯我独尊。

C：天下驰名。“阳”之图腾，它的影响范围与大汶口文化陶鬶一样，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山东区域，踪迹遍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它作为夷族文化的“形象大使”，或许在外交上担负着文化传播与部落联盟的重要使命。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阳”是一个典型的象形、会意字，其文字结构也一目了然：“阝”之右，上为“日”，下为新添加的“T”形符号，很多学者将“T”解读为祭台的象形，此论颇有见地。（见图12）

图12 甲骨文 “阳”的图解

（五）仪仗礼器（1）：斧

汉语词性：名词

本义：手持的斧形礼器

字形结构特征：象形

部首元素：斧纹

释读难度系数：★

（见图6--3）

1、释读现状：目前，学者们将这个文字释读为“斤”或“锄的象形字”，但多倾向于“斤”的概念，且认识比较统一。

2、解读要津：

此字，读为“斧”。

“斤”“斧”可视为汉字中的同义词，但两者同中有异：

（1）年代背景有别。“斤”字出现于商代甲骨文中，“斧”则诞生在陶尊文字里，前者为青铜时代的文字，后者系石器时代的符号。（见图13）

图13 史前石斧照片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2）原始形态有别。陶尊文字中并未显示“斤”之“形似曲柄”的形状，相反，“斧”却傲然耸立；再者，在甲骨文的象形字中，“斤”的核心部分犹如一个很小的箭镞，而陶尊文字中的“斧”则形体硕大，况且，甲骨文中既有“斤”又有“斧”, 《墨子》中也将“斤、斧、锯、凿、钁”五者并列，可见斤和斧确有不同。

（3）使用原料有别。诞生于甲骨文中的“斤”，制作原料多为金属，《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记载的“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乃至成语“运斤成风”中的“斤”，便为金属材质的“斤”。而在新石器时代，陶尊文字“斧”所使用的材质，必为玉、石。作为“斧”的近亲，“斤”的血液中更多青铜时代的基因，“斧”则相反。

（4）功能性质有别。《说文》曰：“斤,斫木也”。段注中附加了特别说明:“凡斫物者皆曰斧,斫木之斧,则谓之斤。”可见，两者在使用功能上不尽相同。

基于陶尊文字的语境，释之为“斧”比较准确，也更符合其原始形态。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斧“的象形字是“父”，呈现出人手持斧的形象。之后，“父”下添加了“斤”，逐渐演变为我们所熟悉的结构。（见图14）

图14 甲骨文斧（父）的演化

（六）仪仗礼器（2）：戉

汉语词性：名词

本义：礼器

字形结构特征：象形

部首元素：戉纹

释读难度系数：★

（见图6--4）

1、释读现状：

在陶尊文字中，此字为“戉”（音yuè）的观点比较一致，至今未见争议。

2、解读要津：

此字，读为“戉”（通“钺”）。

在新石器时代氏族部落的社稷活动中，巫师或部落首领手持或佩带的斧形礼器多为“戉”。与同时代的玉琮、玉璧相比，“戉”能出现在祭祀文化乃至陶尊文字中，说明其礼器身份更胜一筹。（见图15）

图15 史前玉钺照片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陶尊图像符号中，“戉”为带柄的象形文字。“戉”与“斧”的形象差别在于前者为面方如田的方形，后者则不甚规整。在国家历史博物馆通史厅内，陈列着一尊仰韶文化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虽名曰“石斧”，实为“戉”的形态。可见，较之“斧”，“戉”更显卓荦不凡。“戉”的解读难度不大，与“斧”一样，属于陶尊文字中通俗易懂的语言符号。（见图16）

图16 大汶口文化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戉”依然为象形字，不过，其象形之源多为青铜大钺。在商周时代，昔日“戉”的性质已失去工具性能，成为象征王权的重要礼器。《司馬法》中记载的“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场景，便大写着“戉”的礼器性质，且于“白旄黄钺”之类征战题材的成语中，平添了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见图17）

图17 甲骨文 “戉”的演化

（七）社稷内容（1）：封

汉语词性：名词

本义：社稷中的祭天行为

字形结构特征：象形、会意

部首元素：天梯纹；“祊”纹

释读难度系数：★★

（见图6--7）

1、释读现状：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尊巨大的陶器：大汶口文化刻符陶尊。陶尊腹部上方，“神树纹”符号清晰可见，此为最早被认识的文字之一。其释读结果主要有二：一为“封”，特指社坛植树的礼仪行为；二为“南”，喻“化育万物”之意，系现行汉字“南”的原型。目前，多数学者观点倾向于前者。（见图18）

图18 大汶口文化陶尊符号“封”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2、解读要津：

此字，读为“封”。

辞典中，“封”的原始意义被赋予“下像土堆，上为树木，全字为植树于土上之形”的概念。但在陶尊文字中，“封”的本义并非“社坛植树”，而是礼天的祭祀行为。此“礼天”概念的根据，写在“封”的象形纹饰中。

（1）天梯纹在上。“封”为上、下两个部首组合的文字。上者纹饰并非栽树意义的“树木”，而为双鸟石鬹中屡屡出现的阶梯型天梯纹，即后来神话传说中的“建木”，据说太昊伏羲氏和黄帝都曾沿着“建木”上下于天。

（2）“祊”纹在下。按照《说文解字》的概念，“封”下面的纹饰为“土堆”，此解与陶尊文字本义相悖。它的本文为已经解读过的“祊”，即祭祀之地。

（3）祭天为封。天梯纹与“祊”结合在一起，便会意出祭天的概念。这个概念，出自《管子·封禅篇》：“封为祭天，禅为祭地”。

3、甲骨文演化：（见图19）

图19 甲骨文 “封”的演化

甲骨文的“封”，基本保留了陶尊文字的框架，依然为两种象形纹饰的上下合体，可见“封”的汉字基因特别强大。不同之处，在于甲骨文将两个符号的笔划予以了简化。

（八）社稷内容（2）：酒

汉语词性：名词

本义：礼天的祭品

字形结构特征：象形、会意、指事

部首元素：酒尊纹；液体纹

释读难度系数：★★★

（见图6--8）

1、释读现状：

陶尊文字中，有一个“酋”字状的符号被发现了四例，且在涂朱的图像里刻有数量不等的空心圆。对这个符号，专家们释其为“享”等，有的认为它并非文字。

2、解读要津：

此字，读为“酒”。

中国是酒文化的故乡，早在距今约9000―7500年的新石器时代贾湖文化遗址中，贾湖先民便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同样，东夷民族的酒文化也是非常发达。

在大汶口先民祭祀活动中，有两类东西不可或缺，一为器皿类礼器，一为美酒类祭品。陶尊文字的“酒”，即为酒具与美酒的结合体：其形，应来自酒尊器皿的象形，貌似带有封盖、提酒器的酒尊；而数量不等的空心圆，则象形着液体美酒的水滴状符号。

作为祭品的“酒”，其作用主要有二：

一为奉酒礼天。将美酒作为向上天神灵表达虔诚之心的信物。

二为致幻剂。主持祭祀的巫师饮酒之后，便逐渐进入迷醉状态，继而在“神魂附体”的幻觉中“与神沟通”，希冀其赐福于人。

陶尊符号中，有一幅特别的图画“再现”了这一瑰意奇行的场面：画面中间的图像为“酒”的符号，上方12个空心圆象征美酒在天；下方的10个寓意美酒在地。画面主题，旨在营造出人神共享、天人合一的幻妙境界，可称之为“美酒礼天图”。从中可见，在礼天中，酒为首席祭品。（见图20）

图20 大汶口文化陶尊图像“美酒礼天图”（拓片）

在陶尊文字中，“酒”是一个非常的象形字，其形，被抽象于“如醉如痴”的图画中；它也是一个特别的会意字，其意，大写在酒文化的琼浆玉液中。

3、甲骨文演化：（见图21）

图21 甲骨文酒

与陶尊文字相比，甲骨文之“酒”同样具备着“酋”的形状，尤其是它的五官特征，明显复制了前者的遗传基因。甲骨文“酒”的写法有两种，一是“酉”的单体象形字，二为“酉”与水滴状符号的合体，前者即为“酒”的原始文字，也是陶尊文字的有机演化。此后凡跟酒有关系的酿、醉、酌等汉字，也多以“酉”为部首。

（九）社稷内容（3）：盟

汉语词性：动词

本义：结盟立誓；歃血为盟

字形结构特征：象形、会意、指事、假借

部首元素：冠冕纹；人形纹；血液纹

释读难度系数：★★★★

（见图6 --9）

1、释读现状：

陶尊文字中，这个“甲”字状图像符号比“酒”更加神秘，乍看，貌似“酒”中填充着奇怪的空心圆符号的图像。基于其似是而非的形态，学者们视其为“饰有羽毛的冠”与“冠徽”者有之，“酒神图像”者有之，“台形祭祀场所的摹画”者有之，“耒耜类工具象形”者有之。也有的读为“皇”“享”等文字，或视为陶尊文字“酒”的异体符号。

2、解读要津：

此字，读为“盟”（通“血”）。

在史前大型祭祀活动中，为表示虔诚之意，往往出现歃血为盟的行为。古人认为血是生命的象征，将各自的鲜血滴入同一个盛器的水或酒中，对天地发誓后喝下融合彼此鲜血的水或酒，以示生命相连，命运与共。这个非常的举动，也被称之为盟誓，即对天发誓，它是礼仪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大汶口文化的祭祀文化中，有没有这样的举动呢？“盟”的概念告诉我们，它不但存在，而且是祭天仪程的重要事项。要解读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文字，须首先对符号元素进行剖析。

（1）轮廓是人形符号。这个符号看似和“酉”状的“酒”字大同小异，实则迥然不同。“酒”的外形为器皿的象形，而这个符号则是对人体轮廓的勾画：画面中，但见其双肩高耸的方形身躯下，有一象征着双腿的“底座”。在千里之外的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陶尊符号，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人形符号多出了高高举起的双手。可见，其外形为人形轮廓的勾画。（见图22）

图22 尉迟寺遗址出土的陶尊“人形”符号（右下）

（2）顶端为神人之冕。在人形纹饰的顶端处，凸立着“介”状的符号，其意何在呢？系王冠类象形符号。在距今4600年左右的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不少头戴王冠的玉人头像，与陶尊上的符号相差无几。（见图23）

图23 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

（3）水滴纹是血液的符号。图像中，四个空心圆符号的内涵让人费解。既然“酒”的水滴纹系酒水的写实，两者是否如出一辙？非也。细观，这些水滴纹呈现出两两相通的流动形态，其寓意何在呢？答案是“血”，特指动态的抑或是正在流出体外的献血。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这些“血”具有着非同一般的高贵品质：

第一，“血统”非常。纹饰中的“冠冕堂皇”告诉我们，此血并非普通人的血，而是上流社会的贵族之血，巫师之血，抑或神人之血。

第二，“血源”复杂。人形纹中，四滴血的寓意何在呢？在这里，“四”是一个表示数量众多的概念，象征着众人之血。

第三，“血色”尽染。在出土的陶尊图像中，这个符号多数涂满了鲜红的朱砂，涂朱之举，旨在强调它存在价值的非同寻常。

至此，在明确了象形纹饰的基本概念后，就会通过“人形纹＋冠冕纹＋血液纹＋数量纹”的四重概念，推演出这个陶尊文字所对应的概念：“盟”。

“盟”，盟誓也。《三苍》之“歃血誓也”的原始意义，即为它的本义。而发现于尉迟寺遗址中对天盟誓的人形图像，就是对于“盟”之本义的形象化诠释。（见图24）

图24 陶尊文字盟

（4）“盟”的研究价值。陶尊文字中，“盟”的意义非常重要，它相当于一份来自史前先民的历史档案，凸显着一定的文化价值、资料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与历史价值。它的本义内涵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远古时代祭祀行为的宗教意义与隆重程度，都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拂去“盟”的历史迷雾，我们看到的是部落联盟的恢弘场景，是农业革命的风起云涌。

尤为重要的是，“盟”所彰显的社会背景告诉我们，陶尊文字已经具有了古国文明的属性，透过有盟无战的社会环境与礼仪文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史前文明的繁荣景象——“满天星斗”中的史前古国，已初具规模，蔚为大观。

3、甲骨文演化：（见图25）

图25 甲骨文盟（血）

甲骨文中的“盟”，依然保留着陶尊文字的几多形态，不同之处，在于昔日的人形符号演变为器皿，但依然保留着“四滴血”。甲骨文中，“盟”通“血”，但在陶尊文字的语境中，所具体表达的是“盟”的概念。在这里，也可将“血”理解为“盟”的部首元素。

正因为“盟”是一个象征着“盟誓”之“歃血为盟”的政治概念，且与统治阶级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屡屡出现于王室用于占卜记事的甲骨文中，其写法也变化多端。（见图26）

图26 甲骨文盟（血）的多种写法

（十）政治纲领：礼

汉语词性：名词

本义：祭台性质的礼器

字形结构特征：象形、会意、指事、假借

部首元素：“酒”纹；双鸟石鬶纹；

释读难度系数：★★★★★

（见图6 --10）

1、释读现状：

在陶尊文字中，此为释读难度最大的一个符号，因其造型结构形似盆栽植物，便被诸多学者将之归为不具备文字性质的绘画类图像。有的将此视为“滤酒图像”，谓之大汶口人酿酒过程中“沥酒阶段实际操作情景的原始摩画”，进而，称图像上部为“酒神图像祖形”，下部为“盆式器”。

2、解读要津：

此字，读为“礼”（同“豊”）。

“礼”与“盟”一样，具有着多重象形、多重会意的特征。

（1）“礼”之偏旁的有机组合。显而易见，“礼”为一个上下结构的字符，上为已解读的陶尊文字“酒”，下为双鸟石鬶的轮廓勾勒，两者结合后，便完整诠释了“礼”的本义。解读“礼”，须首先弄清楚两个部首的概念内涵及其象形意义。

第一，双鸟石鬹为重要祭器。“礼”之下方为双鸟石鬶的象形符号。笔者之所以对陶尊文字情有独钟，在于双鸟石鬹的“投胎夺舍”。因为在陶尊文字中，这一“盆式器”竟然成为了“礼”的主体。笔者也迷惑过，双鸟石鬹诞生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为什么却穿越到晚期的陶尊符号中？其实，正是这个事实，才印证了东夷文化承前启后的强大生命力，此为双鸟石鬹依然“活”在后世文化中的根基所在。而且，它不仅“活”着，还将“行礼之器”的基因，“克隆”于陶尊文字的概念中。

第二，“酒”为等级最高的祭品。“礼”之上方为“酒”。在上古时期，“酒”为造价昂贵的奢侈品，作为最高等级的礼天祭品，“酒”的至尊地位无与伦比。试想，当一坛坛、一尊尊美酒陈列在祭坛之上，其场面是何等的显赫，何等的壮观。

至此，“礼”的造字结构便历历在目：酒+祭台=礼。

（2）特殊部首的大而化之。在甲骨文中，“礼”的写法有数十种，不过，变来变去的是祭器中的象形礼物，礼物中有的象玉串，有的象麦穗，还有的象“丰”“王”类的符号。其中最简单的礼物，为水滴状的两个点，恰恰是这两个液体状的象形符号，象征着珍贵的礼天祭品：“酒”。（见图27）

图27 甲骨文礼

下部的双鸟石鬹外形轮廓，也在甲骨文“礼”中若隐若现。不同之处，在于甲骨文将陶尊符号的复杂纹饰删繁就简后，简化为“鬲”状的器皿，但无论大刀阔斧程度如何，其“酒+祭台（双鸟石鬹）=礼”的结构内涵不变。

（3）造字艺术的出神入化。于省吾先生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有着这样的观点：陶尊文字处于“原始文字由发生而日趋发展的时期。”对此，李学勤先生、严文明先生也认为陶尊文字既象形又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化，可将之视为古汉字的基础。在解读陶尊文字过程中，专家观点又一次得到了“礼”的洗礼。

“礼”的造字技巧比“盟”更加出神入化，除了具备着“盟”的造字特征外，还平添了写意中国画的风神，在这里，所谓写实、写意乃至书画同源的丹青本质，均表现得生气勃勃，活灵活现。

（4）“礼”与“鬲”的关系。商代甲骨文中，并不见陶鬹的“鬹”，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作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典型礼器，陶鬹流传时间之久，覆盖范围之广，传世数量之大，影响程度之深，可谓首屈一指，为什么甲骨文却对此视而不见呢？此为后人的误解所致。

本来，甲骨文“鬲”（音lì，又gé ）就是三足陶鬹之正面轮廓的写形，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后人却把“鬲”的本义“转让”给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另外一种炊煮陶器，此为鸠占鹊巢的张冠李戴命名之误。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文字现象——“鬲”与“礼”同音。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鬲”“礼”不仅同音，亦为同义。倘若如此，就可以为陶尊文字“礼”的释读，提供一个同音同义的“证据”，也可以让“礼”的性质属性，对应了“鬲”的物质载体。

苏秉琦先生也注意到汉语中“鬲”的现象：反映人际、事物关系的“融”与“隔”，都以“鬲”为偏旁，这里的“鬲”也具有着“礼”的内涵：“鬲＋虫=融”，说明的是“礼”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的和谐关系。而一旦在“鬲”的面前竖起一座“阜”（左耳偏旁）的山，就遮挡了“鬲（礼）”的光辉，横生出非礼的“隔”——隔阂的“隔”。从中，可一窥“礼”与“鬲”之同音同义的原始意义。

3、甲骨文演化：

甲骨文中，“礼”同“豊”（音fēng，后简化为“丰”），后为“禮”。如果说陶尊文字的“礼”具有着“楷书”的象征意义，那么，它在甲骨文中就演化为了“行书”“草书”。的确，前者的图画元素非常明显，如何将之演变为殷商的语言符号，造字者显然动过一番心思，尤其在“礼物”的选择上，可谓机关算尽。不过，它基本保留了“酒”与祭台的陶尊文字元素。（见图28）

图28 甲骨文、金文 “礼”的几种写法

小结：

陶尊文字天作之合珠联玉映蔚然成章

综上所述，陶尊文字系大汶口文化礼仪文明的语言符号，它们在祭天大典的七大领域中，既为分守要津的成员，又系天作之合的伙伴，既具有着名词、动词的词性，又具备了联词成篇的功能。譬如，若将“日、阳、斧、戉、祊、封、酒、盟、夷、礼”等十个文字珠联璧合，就是一篇《礼天大典》的“夷文”：

文曰：“日，夷祊，斧、戉，封也。礼，酒、盟者，阳也。”

释文：日出，夷人设坛于此，执斧秉戉，行礼天大典。祭台在上，奉之美酒，歃血为盟，以祈盛世。

也可以将10个陶尊文字组合进四言古风《东夷礼赞》，诗曰：

族之要事，在农在礼。

斧戉于祊，封天祭日。

奉之美酒，阳育田地。

歃血为盟，壮哉大夷。

图29 陶尊文字大观

三彩陶纹饰——礼器元素——陶尊文字

——解析汉字形成的三部曲

陶尊文字波澜壮阔的形成过程，既高歌着高山流水的一唱三叹，又弘扬着华夏文明的中国气象，其量变而质变、孕育而诞生的经历，可视为“彩陶纹饰——礼器元素——陶尊文字”之汉字形成的三部曲：

（一）交响曲：

彩陶文化源远流长王因纹饰别开生面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和古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一样，都产生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不过，它们的文化渊源不尽相同，且唯有中国汉字的渊源来自彩陶纹饰的先河——此为“彩陶一万岁，汉字五千年”的内涵所在。

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马家窑老官台遗址中发掘的圆圈纹彩陶，曾一度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彩陶。不过，这个记录又被最近发现的浙江上山文化彩陶刷新。上山文化彩陶遗存距今约11000——8500年，可以说，绘于其上的太阳纹，已灼灼其华一万年。为此，严文明先生谓之上山彩陶年代“世界第一”。（见图30）

图30 浙江上山文化太阳纹彩陶残片

笔者认为，中国彩陶文化系本土文化，具有着民族文化的三个特色：源自客观世界的象形纹饰、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书画同源的艺术品质。其中，象形纹饰盘根错节于偏旁部首，文化基因潜移默化于方块结构，艺术品质美轮美奂于文字形态。正因为彩陶纹饰具有着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基因，才影响、酝酿、培育了陶尊文字的诞生。

大辂椎轮，蝉蜕龙变，在长达五千年之久的从彩陶纹饰到陶尊文字的演变过程中，有过几次进化的嬗变。

1、多元一体发展为中原一统

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彩陶紧跟陶器产生的节奏，首先绽开于江南钱塘江畔——上山文化遗址之中。继而，又经过了千年之久多元文化的争奇斗艳，彩陶主流荟萃于仰韶文化之中。严文明先生关于史前多元文化“重瓣花朵”的理论，在中原花心——仰韶文化彩陶中得到了确认。毫无疑问，仰韶文化为新石器时代中华彩陶文化的集大成者。

仰韶文化彩陶纹饰均具有着象形的元素，譬如以鱼纹为代表的半坡类型彩陶纹饰中，便见蛙纹、鱼纹、枝叶纹、三角纹、圆点纹等，令人叹为观止；以弧线三角、勾叶纹为特征的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中，亦有大量的由各种各样的直线、曲线、弧线构成的几何形纹饰，如花瓣、网格、羽状等各种植物纹、花卉纹，其艳丽多彩的彩陶纹饰，几乎包罗了大千世界的万象。

2、原始崇拜聚焦至农业文明

彩陶纹饰之初，在仰韶、马家窑等彩陶文化中，多以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动物崇拜等原始文化为主题，继而，农业题材后来居上，花卉纹，植物纹等成为了主流纹饰。其中，在漫长的纹饰演变中，太阳文化的性质也由朦胧的宗教意识成熟为农业文明的基因，平添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3、王因彩陶涅槃出五种纹饰

大汶口文化王因遗址位于山东省兖州市王因镇王因村，系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考古类型，其彩陶纹饰题材源于仰韶文化。不过，它们对仰韶文化彩陶纹饰并没有照单全收，而是经过几番因地制宜的脱胎换骨后，在原本的仰韶文化肌体中，注入了大汶口文化的血液。宏观审视，以王因类型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重点培育了太阳纹、花瓣纹、锯齿纹、网格纹、神鸟纹等五种纹饰：（见图31）

图31 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纹饰

（1）概念全新的太阳纹。太阳纹依然为王因彩陶的主要纹饰之一。不过，基于文化理念的有别，除了保留着几许传统的纹饰之外，还创造了一些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新样式。譬如，有一种八角星纹较为奇特。其中，被收藏在山东省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八角星纹彩陶豆，进入了国家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许多学者认为其八角星纹极具大汶口彩陶特色，因为它象征着东方光芒四射的太阳。所谓大汶口文化特征，在于其四射的八角寓意无际的天空和无限的空间，而中间的方形图案则象征着大地，内涵着天圆地方的寓意。可见，在大汶口文化中，太阳崇拜已从传统的宗教意识中脱离出来，升华为以天地合一为理念的新文化。（见图32）

图32 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山东历史博物馆藏品

（2）主题鲜明的花瓣纹。与太阳纹相映生辉者，是花卉纹。较之形式多样的仰韶彩陶花瓣纹，大汶口彩陶花卉纹略显单薄，但其花瓣却争奇斗艳，分外肥硕。在这里，大汶口先民重点表现的并非烂漫花开的自然意境，而是绽放着先进思想的奇葩——农业革命的时代理念。（见图33）

图33 王因遗址出土的花瓣纹彩陶

（3）经天纬地的锯齿纹。在仰韶文化彩陶纹饰中，纷纭着各式各样的三角形锯齿纹。大汶口先民将之引进后，成为了太阳纹的辅助性图案。在这里，锯齿纹已经不见了昔日的几何纹属性，成为大汶口彩陶的主题纹饰之一。后来，它不仅出现在双鸟石鬹的纹饰中，还以天梯纹的身份，成为了陶尊文字的有机组成部分。至大汶口文化中期，各种各样的锯齿纹喷涌而出，几乎占据了彩陶纹饰的半壁江山。（见图34）

图34 大汶口文化中期彩陶纹饰

王因类型的这件天梯方格纹彩陶钵，其“天圆地方”的夷人理念十分彰显：“圆”于光芒四射的钵口上，“方”在天梯纵横的纹饰中，尤其是后者纹饰是否传承于陶尊文字“祊”的基因，值得关注。（见图35）

图35 王因遗址出土的天梯方格纹彩陶钵

（4）象征大地的网格纹。在仰韶文化彩陶纹饰中，网格纹为寻常纹饰之一。至于其是否具有着特别的内涵，并没有答案。不过，进入了大汶口彩陶纹饰系统后，它被赋予了土地纹的新概念。毕竟，在史前方兴未艾的农业革命以及太阳文化中，土地纹亦为主题纹饰之一。再者，网格纹经常和锯齿纹交织在一起，放射着太阳文化的光辉。可见，它越来越受到大汶口文化的青睐。

（5）神秘莫测的神鸟纹。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纹饰中，还出现了一种比较复杂的图案纹饰，其中抽象的双鸟纹与神秘的花卉纹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似鸟非鸟、似花非花的写意状态。它不象其他纹饰简单易懂，而略显几分恢诡谲怪的神秘感。其实，它所表达的主题很鲜明，即太阳鸟文化与农业文化相映生辉的哲学内涵。（见图36）

图36 王因类型双鸟纹彩陶

上述五种纹饰，均有机组合进陶尊文字的偏旁结构，并最终演化于殷商甲骨文。

（二）主旋律：

象形纹饰发生质变汉字之父实至名“鬹”

在彩陶问世至陶尊文字诞生的五千年光阴中，双鸟石鬹起了一个象形纹饰由量变而质变的催化剂作用，其根深蒂固于陶尊文字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因素：

1、太阳文化主旨相同

双鸟石鬹为太阳文化的物质载体，陶尊文字系太阳文化的语言符号。来自前者的太阳文化契合了后者祭天行为的主旨，因为东夷民族的祭天行为，崇拜对象就是东升的旭日。尤其是太阳鸟的哲学理念，更为夷人代代相传。（见图37）

图37 双鸟石鬹纹饰注释（拓片）

2、农业革命主题相同

刻画于双鸟石鬹中的“天堂乐园”，象征着农业革命的主旨。笔者在《石破天惊逗秋雨——双鸟石鬹的收藏与发现》一文中写到：“在'天堂乐园’中，通过农业崇拜的事实存在，彰显出一个先进的时代命题：农业革命。这幅图画，就通过原始唯物主义的新视野、新格局，象征着农业革命的宣言书、文明曙光的新火炬、社会进步的里程碑。从中，也可以感受到大汶口先民具有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创新不止的时代风貌，以至于代表了新石器时代黄河区域的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发展为势不可挡的强势文化，最终成为殷商文化的中流砥柱。”陶尊文字所产生的时代，正逢东夷民族农业经济欣欣向荣的黄金时期，在农业文化的主旨上，两者志同道合。再者，“天堂乐园”与夷人祭祀主题也高度吻合：期冀麦穗两歧。麦穗两歧的意思是一根麦长两个穗，“天堂乐园”中的双果纹饰，就寄托着这样的丰收愿景。（见图38）

图38 双鸟石鬹“天堂乐园”之双果纹

3、礼仪文化基因相同

无论双鸟石鬹所代表的文化性质，还是陶尊文字所诞生的文化背景，均为礼仪文化的传统基因，且炳焕于陶尊文字的文明曙光，灿烂于前者的晨曦。

4、“偏旁部首”结构相同

偏旁是合体字的构字部件。古代人把左右结构的合体字的左方称为“偏”，右方称为“旁”。在双鸟石鬹刻画纹饰中，太阳纹、花瓣纹、天梯纹、网格纹、神纹等五种基本纹饰，均来自以王因类型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有的如祭坛纹，则直接源自仰韶文化彩陶纹饰。其中，正如《大汶口文化》作者高广仁等认为“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彩陶已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征，与同时期大河村类型流行的太阳纹，六角星纹，梳形纹，锯齿纹，X纹，S纹大异其趣。”这些“大异其趣” 的纹饰符号，经过双鸟石鬹的筛选、提炼后，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字元素，如原来的锯齿纹和神树纹，都被赋予了天梯纹的新概念，成为了具有着太阳文化哲学理念的“偏旁部首”，而后来的陶尊文字则奉行了拿来主义，将其一并纳入了象形文字的结构系统。如锯齿纹直接成为陶尊文字“阳”的天梯纹，横亘于大地之中，太阳纹与鸟纹则合并为“日”的符号元素。

5、方块汉字元素相同

陶尊文字中竟然出现了双鸟石鬹的写实图像，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陶尊文字中，有的可视为方块汉字的雏形，尤其是双鸟石鬹的外形，恰恰是规规矩矩的方块结构，所以被直接“搬”进文字中，并和它所表达的文化内涵一起，成为了“礼”的语言概念，“礼”的框架结构。

体现于双鸟石鬹的文化现象，可视为由象形纹饰而语言纹饰的第一次质变，质变的成果，是双鸟石鬹在原本象形纹饰的血统中，注入了汉字语言的基因。基于这个意义，可将双鸟石鬹尊为汉字之父，而汉字之宗的桂冠非彩陶莫属。

总之，在象形纹饰质变为陶尊文字的关键阶段，双鸟石鬹起到了指点迷津的链接、导航作用。若没有它的发蒙启蔽，我们就很难走出以往的“看图说话”怪圈，步入辨证释读之道。

（三）文明颂：

“仓颉造字”天生丽质黄帝时代应运而生

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西亚两河流域、非洲尼罗河畔和亚洲黄河下游，几乎同时诞生了人类最早的语言文字——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和汉字。但在波涛汹涌的人类文明长河中，苏美尔楔形文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先后遭遇覆舟之灾，唯有中国汉字扬帆至今。汉字传之不朽的秘密，在于其优秀的民族基因和唯美的文字品质。而这些其他民族无法复制的先天基因，主要源自陶尊文字的天生丽质。

汉字为什么诞生于大汶口文化，它属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偶然现象吗？笔者认为，陶尊文字之所以成为汉字文化的唯一源头，并非来自阴阳差错的偶然因素，而是取决于“字”之初，性本善的天生丽质。具体说来，导致其春华秋实者，主要包括天时、地利、人和等必要条件在内的诸多因素：

1、礼仪文明厚积薄发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之所以后来居上，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礼仪文明制度日趋完善，其尽善尽美的程度，仅从陶尊文字的七大使用功能中，便可窥其一斑。所以说，陶尊文字的应运而生，系礼仪文明厚积薄发的文化现象。反之，如果没有礼仪文明的欣欣向荣，没有祭祀文化的阐扬光大，文字诞生时间或许要滞后一些。（见图39）

图39 大汶口文化典型陶器

2、时代精神催化质变

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东夷民族以太阳文化为时代理念的农业文明，已经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双鸟石鬹中的“天堂乐园”主题绘画，所描绘的就是农业发展的纲领。农业文明本身就弘扬着大格局、大文化的时代精神，当时代精神与文化发生碰撞后，便迸发出灿烂的火花，陶尊文字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环境中被“火花”催熟的文明成果。假若社会发展依然处于渔猎采撷的野蛮时代，大写着人类文明的文字，便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3、美酒文化酿就礼制

对于陶尊文字产生的积极因素，酒文化不可小觑，因为在其背后，是大农业经济、大社会背景支撑的繁荣景象，所以在陶尊文字中，“酒”便属于被反复垂青的文化明星。况且，酒文化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并可以直接享用的实用文化，作为催生文字诞生的元素，那幅屹立于陶尊符号中的“美酒礼天图”可以说明一切。倘若没有酒的存在，洋溢着神秘气息的祭天氛围就会大打折扣。

4、美学境界臻于妙境

东夷是一个具有着非凡审美境界的民族，譬如骨雕中的象牙筒、象牙琮、雕花骨匕等，都显示出造型优美、巧夺天工的艺术魅力。陶尊文字也是如此。从美学角度审视，它们依然传承着彩陶纹饰的艺术基因，自有一番与生俱来的“国色天香”，如“夷”之飞鸟英姿的形象美，动态美，“封”之实虚结合的情景美，结构美，“日”“阳”之天地动容的造型美，境界美，“斧”“戉”之朴实无华的象形美，质朴美，“酒”“盟”之高深莫测的意象美，结构美，即使一个简单的“祊”，也于四条曲线构成的方形结构中，交织着寓意深刻的和谐美、哲理美，而作为陶尊文字的形象大使——“礼”之象形结构中，则情景交融着线条美，具象美，以及天人合一的内涵美、意境美与雄深雅健的礼仪美、神秘美……合之，它们就是气贯长虹的宏文，分之，则为一幅幅渲染着礼仪主题的图画。

图40 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

相对复杂的结构之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个或简单、或复杂、或风情万种的图像符号里，无一不于象形的结构中，会意出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以至于垂范后世，被甲骨文奉为前贤，视为楷模。

5、独辟蹊径“弯道超车”

关于什么是文字的争论，在史学界属于一个久悬不决的问题，问题的关键聚焦于众多的史前刻画符号。其中，在河南舞阳贾湖、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柳湾等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不同类型的一百多种刻画符号。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尽管它们具备了文字符号的某些特征，但依然停留在字符阶段，且不能连贯构筑成文，距离汉字标准相差甚远。（见图41）

图41 仰韶文化刻画符号

笔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始终与彩陶纹饰并行在两条独立发展的直线上，不见彼此融合的交集现象，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或者说，它们永远以象形纹饰的存在形式定格于汉字的“偏旁部首”阶段中，缺乏组合为文字的契机。但大汶口文化并非如此。它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两个特征：

（1）并驾齐驱尽显风流。在陶尊文字诞生之前，未发现大汶口文化独立存在的陶器刻画符号，但其彩陶纹饰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文字符号的方向发展，且在运行中经历了几番去芜存菁过程，以至于在双鸟石鬹刻画纹饰中，仅保留了为数不多的象形纹饰，并赋予其文字符号的基因。然后，在陶尊文字问世之时，这些基因大显的纹饰符号便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在这里，可以将陶尊文字成长之路，视为彩陶纹饰与文字基因并驾齐驱的“弯道超车”之举。此时此刻，舞阳贾湖等陶文符号，或已经退出了文字演化的竞争舞台，或依然奔波在象形纹饰直线运行的轨道上。

（2）呱呱坠地身份显赫。按照常规思维，汉字的产生也应该和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源自以记事表意功能为目的种种图型符号，其发展是从图画到简化图形、图形符号，再到字符，总之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不过，陶尊文字却“另起炉灶”。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特意“省略”了其中“从图画到简化图形、图形符号，再到字符”的某些环节，一开始就脱颖于象形纹饰，于礼仪文化中惊艳亮相。这看似“早熟”的特征，其实也有着漫长的潜伏过程——它将从图画到字符的演变过程，压缩在象形纹饰的“十月怀胎”中，待条件成熟时便一朝分娩。所以，其呱呱坠地之日，便具有着礼制文明的血统与身份。

6、“仓颉造字”来自“史实”

“仓颉造字”是一个美妙的传说，但并非子虚乌有的空穴来风，从中，我们可以掠过其真假难辨的浮云，从历史的吉光片羽中读出一些与陶尊文字密切相关的真实信息。

（1）东夷民族创造文字。仓颉何许人也？《辞海》载：仓颉，东夷人，旧传为黄帝史官，汉字的创造者。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今天，仓颉之墓坐落在山东寿光城区圣城街道。世传仓颉墓有三：一在陕西白水县；一在山东东阿县；一在山东寿光县。据郦道元《水经注》所述，以在寿光为可信。需要关注的是，寿光与出土陶尊文字的安丘景芝、诸城前寨，同属于山东省潍坊市区域。三者“左邻右舍”的地缘关系，是否在提示着我们“仓颉”与陶尊文字之间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值得研究。透过这些纷纭复杂的信息，可以清楚地读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存在：东夷族群创造了文字。

图42 寿光仓颉公园仓颉塑像

在这里，还存在着这样的疑问：仓颉之后的殷商时代，陶尊文字还存在吗？答案是必然存在。陶尊文字与甲骨文之间并非存在着千年之久的文字空白期，不然，陶尊文字的10个象形字就不可能一一“复活”在甲骨文中。不过，这个事实需要未来的考古发现证明。

（2）黄帝时代文字诞生。仓颉为黄帝史官的信息告诉我们，文字诞生于黄帝时代。所谓黄帝时代，特指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大汶口文化繁荣昌盛时期，陶尊文字诞生适逢其时。这一信息，印证了中华汉字五千年的史实言之有据。

（3）汉字形态源于象形。仓颉造字的传说由来已久，《淮南子·本经》中就记载着“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话情景，但没有说明其字体如何，按照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是甲骨文之类，此为误解。甲骨文所产生的时代为殷商之际，但传说中的仓颉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既然如此，所造出的字并非甲骨文，而是东夷文字。至于文字形态如何，《说文解字序》中记载的比较真实：“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由此可见，其文字形态即象形文字。这一史实，符合陶尊文字特征，譬如陶尊图像“美酒礼天图”所营造出的人神共享、天人合一的幻妙境界，便烘托出“天雨粟，鬼夜哭”的神秘氛围。

括而言之，上述东夷造字、黄帝时代、象形文字三个关键词融为一体后，便升华出一个符合史实记载的概念：象形汉字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东夷民族所创造。

7、陶尊文字“东学西渐”

从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中原文化开始了“东学西渐”的历程，证据之一，便是在河南仰韶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越来越多的大汶口文化类型的器物。同时被“西进”的，还有龟灵崇拜、龟卜习俗乃至陶鬶、觚形器等被后来夏商周文化继承的礼器。那么，在大举“西进”的文化输出中，包括文字吗？答案是肯定的。若非如此，皖北蒙城尉迟寺遗址中发现的大口尊上，就不可能出现陶尊文字的“日火山”符号了。总之，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其包括文字在内的先进文化对中原地区施加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以至于被输入进殷商礼制文明内涵，成为了甲骨文的原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