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风新韵第二期】朱熹答陈埴书小考

情缘半岛 202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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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答陈埴书小考

杨海文

《宋元学案》卷65《木钟学案》云：“陈埴，字器之，永嘉人，举进士。少师水心，后从文公学。”①陈埴（生卒年不详），始学于叶适（1150—1223），终师于朱熹（1130—1200）。《四库全书总目》卷92《子部·儒家类二》提要《木钟集十一卷》曰：“其学出于朱子。永乐中修《五经大全》所称潜室陈氏，即埴也。”②

这里说的朱熹答陈埴书，特指收入《朱熹集》卷58《书（知旧门人问答）》的《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玉山讲义》收入《朱熹集》卷74《杂著》③。《朱子语类》卷117《朱子十四·训门人五》有云：“器之昨写来问几条，已答去。”④陈来先生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把答陈埴书系年于庆元元年（1195），朱熹时年66岁⑤。

孔子讲仁，孟子为何“界为四破”，推出仁义礼智？析而为四以后，“仁包四端”何以可能？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又是为什么？要是让今天的学者来解释孔孟之道的这些重大问题，没有几千上万字是打不住的，而且现代、后现代的理论一套又一套。效果如何，见仁见智。看看朱熹写给陈埴的这封信，短小不过千字，却条分缕析，明白晓畅，读来何其痛快淋漓！窃以为，古人论“四端”，百花齐放，各擅胜场，然则义理水平最高妙、文字表述最洗练者，《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当是不二之选。

为什么还要考呢？这是因为笔者由《宋元学案》回溯到《朱熹集》、再由《朱熹集》返归于《宋元学案》，哲学兴趣一时退避三舍，考据学癖好油然而生。

为了后文叙述的方便，更为了让人们一睹朱熹论“四端”的高妙、洗练，先从郭齐、尹波点校的《朱熹集》第5册全文过录这篇文章（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蠭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其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于是别而言之，界为四破，而四端之说于是而立。

盖四端之未发也，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所以外边纔感，中间便应。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如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盖由其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

然四端之未发也，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盖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故由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恶所以必知其有义，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礼，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内而不可诬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

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

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⑥

以上这篇文章，倍受《宋元学案》垂注。倍者，二也。《宋元学案》卷48《晦翁学案上》、卷65《木钟学案》均有过录，前者抄了半篇，后者照录全文。

先看以朱熹为传主的《晦翁学案上》。《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的前面三个自然段，为其抄录。经比对，除个别文字有差异外，更有严重的缺漏现象。如《晦翁学案上》抄的“孟子思有以明之，于是别而言之”13字⑦，《朱熹集》此段有59字⑧，缺漏46字。录文之下，参与《宋元学案》补修的王梓材（1792—1851）有小字“谨案”：“此条录自《文集·答陈器之书》，其全篇载《木钟学案》。”⑨读前半句，忍不住嘀咕：真的原封不动地抄，这些文字差异就只能归因于我们据此比对的版本不同所致；否则，《宋元学案》的编修是否精审、校刻是否谨严，可能要打上问号。读后半句，顿生好奇：另一种文献来源是怎么回事呢？

再看以陈埴为传主的《木钟学案》。王梓材说的“其全篇载《木钟学案》”属实，但其篇名不叫《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而叫《四端说》。录文之下，王梓材也写有小字“谨案”：“此《说》原在《木钟集》中，本朱子之说，先生转以答其弟子。今移列《木钟集》之前，犹《晦翁学案》，《中和说》、《观心说》之先于《语要》也。”⑩照常理，《四端说》入选《木钟学案》，它自然是陈埴的作品。但是，“本朱子之说，先生转以答其弟子”云云，明确认定《四端说》原是朱熹的作品，陈埴不过拿它来教育弟子而已。王梓材读过《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所以这一判断可靠。

其实，像《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那样论“四端”，亦是朱熹历来的学风。且看《朱子语类》卷6《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的一段，顿时就能明白王梓材的判定有其坚实的依据：

“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又曰：“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犹元为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脗合无间，故不贞则无以为元也。”⑪

回到《木钟学案》，它过录的《四端说》与《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在文字上有差异吗？大吗？有，而且大。其最显著者，又是下面两段（[……]内为《朱熹集》所无）：

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如蹴尔呼尔之事感，则义之理便应，而羞恶之心于是乎形；]如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如妍丑美恶之事感，则智之理便应，而是非之心于是乎形]。⑫

凡物必有本根，[而后有枝叶；见其枝叶，则知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⑬

王梓材说的《木钟集》，又是怎么回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收有陈埴的《木钟集》，《木钟集》卷2《孟子》载有《四端说》。可是，《四端说》的文中以及上下文，均只字未提它与朱熹的关系。四库馆臣提要《木钟集》曰：“是编虽以集为名，而实则所作语录。”⑭语录是否可以把别人的作品拿来就用呢？因其涉及比较敏感的文字复制比问题（俗称剽窃），姑且存而不论。有关《四端说》作者的问题，无论黄宗羲（1610—1695）始著、全祖望（1705—1755）补修《宋元学案》，还是四库馆臣为《木钟集》写提要，都没有动过三思的念头。我们得知陈埴书中的《四端说》就是朱熹《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的异名版本，理当再次致谢王梓材！

经比对，《木钟集》与《木钟学案》的文字差异不是太大，但有很多文字不同于《朱熹集》。下面两段属于比较明显者：

如赤子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形；如蹴尔、嘑尔之事感，则义之理便应，而羞恶之心形；如过朝廷、过宗庙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形；如妍丑、美恶之事感，则智之理便应，而是非之心形。⑮

故由其恻隐，所以知其有是仁；由其羞恶，所以知其有是义；由其恭敬、是非，所以知其有是礼、智。⑯

此外，四库本《木钟集》有句话，把《朱熹集》的两个字互调了一下，也颇有意味。先列出要对照的文字：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朱熹集》卷58《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⑰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终万物而始万物者也。（《木钟集》卷2《四端说》）⑱

四库本把智当作主语，所以认为：既然智居四端之末，具有冬藏之义，那它就是“终”万物而“始”万物，并不是“始”万物而“终”万物。从常识看，先“终”后“始”这一互调显得有些高明。前引《朱子语类》卷6也把智当过主语——“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可为何智仍是成“始”而成“终”，却不是成“终”而成“始”呢？这是因为《孟子·万章下》说过：“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10·1）⑲《朱熹集》正是在孟子的意义上用“始终”的；如果仁、智并提，则为“终始”。《朱子语类》卷6有段话就包含了这两种用法：“仁所以包三者，盖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所以皆从仁上渐渐推出。仁智、元贞，是终始之事，这两头却重。如坎与震，是始万物、终万物处，艮则是中间接续处。”⑳由此可见，四库本的互调误解了朱熹乃至孟子的原意，有弄巧反拙之嫌。

综上所述，朱熹答陈埴书有两个不同的篇名，几个版本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文字差异，陈埴的《四端说》与朱熹的《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实则异名而同实。目前学术界的陈埴研究十分薄弱，因故，讲清楚朱熹答陈埴书的来龙去脉，有可能为推动陈埴研究起到些许的作用。更何况，穿梭于几个不同版本之间，沐浴着朱熹论“四端”的高妙与洗练，那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何其可遇而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