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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辞职的束星北

 撰稿人刘创 2022-01-19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束星北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不仅专业纯粹,更是性格耿直不受委屈。作为一名学人、他有着老顽童式的认真和随性,而他向世人展现自己个性的方式很直接、很天真可爱也很“幼稚”:辞职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束星北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不仅专业纯粹,更是性格耿直不受委屈。作为一名学人、他有着老顽童式的认真和随性,而他向世人展现自己个性的方式很直接、很天真可爱也很“幼稚”:辞职。

论教育影响,他学问精深,桃李满天下,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 “两弹一星”功勋程开甲、中国高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李文铸、著名科学家许良英、原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论科学贡献,他在留学期间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教、他领导研制成功中国首部雷达,被称为中国雷达之父;论社会影响力,蒋介石曾亲授“抗战英雄”称号;论家世,他出身豪富,又是名门之后,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连襟是国民党蓝衣社社长;论作学术,晚年因在物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被称作“中国的爱因斯坦”、“自然科学界的陈寅恪”,曾出任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他是世界级的物理学领军人物,一生致力于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至于他在世界物理学界的地位,可以用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对中国学生的一段对话来说明。玻尔经常收到中国中国师生咨询出国学习的信件,他在每一份信中都如此回答: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还要跑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呢?

如此名震华宇的精英人物,却因为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不计后果的行事方式,得罪了很多人,也搞僵了与很多关系,甚至闯过不少祸,再加上他天生傲胃,丝毫受不得委屈,一生中多次辞职,引为业界的一段传奇谈资。

一、怒怼蒋介石

24岁的束星北已经拿到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个含金量极高的硕士学位,他谢绝了校方的优惠条件,回国出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但是在军校任职刚刚一年多,他就遭遇了人生第一个滑铁卢

有一次校长蒋介石到学校视察,点名见几名重量级教官,束星北是其中之一。蒋介石本想以时局紧张作作为开场白敦促各位努力本职,多为国家培养人才,束星北却抢过话头,对时局大批特批,并厉声质问蒋校长,“淞沪停战协定这等屈辱卖国之条例该是何人负责?”一阵抢白让蒋委员长张口结舌,原来谈笑风生的会见也草草收场,蒋介石只说了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回到总统官邸还在跺脚痛骂,从此,束星北赢得了一个响亮的绰号:“束大炮”。

此事最终在身为宋美龄的秘书的弟媳及时任国民党蓝衣社社长的连襟斡旋之下不了了之,学校方面也宁愿息事宁人,但脾气倔强的束星北却一纸辞呈收拾铺盖走人了。

如此刚烈的性格,注定了这位科学家未来之路不仅坎坷,更充满了恩怨江湖式的传奇和火药味。

离开军校两个月之后的1932年9月,应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张绍忠的邀请,束星北来浙大担任物理系副教授,这时的他还不满26岁。当时的浙大物理系以王淦昌的实验物理最为抢眼,以理论物理见长的束星北的到来,与王淦昌相得益彰,浙大物理系的理论与实验得以完美结合,学术科研突飞猛进。此外,束星北还兼力学、理论物理、相对论及热力学、无线电和高等电磁学等课程,并在来浙大后的次年开设了广义相对论研习班,在国外物理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将浙大物理系的知名度推向了世界。

但是束星北生性不是个安分的人,接下来的一二九运动中,束大炮又开炮了,不仅开炮,他又要辞职。

二、驱郭运动主力军

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6000余人举行反日游行,在全国引起轰动,一二九运动的余潮迅速漫延到全国范围,浙大位于江南名城杭州,是一省学府之马首,当然也随即响应。两天后的12月11日,浙大的学生们冒雪上街游行,并决定10天后赴南京请愿。

束星北从游行的队伍里挤出来,抽身上了一家饭店的二楼——浙大的现任校长郭任远正在这里陪客人吃饭。

冲进包厢,果然郭校长正和几个商人模样的人推杯换盏。束星北怒不可遏,一把掀翻了桌子,杯碟碗筷滚落一地,几个人的身上也汁水淋漓。束星北冲着满脸惊诧的郭校长大怒道:“说,你凭什么把中华基金会拨给学校物理系的实验设备专款,挪作了他用?谁给你的权力?”

作为一校之长,郭任远宴请一些客人本也无可厚非。让束星北狂怒的理由是国难当头,学校里的学生们就用他们单薄的身躯抵抗军警们的警棍和步枪,而学校的主官却不仅视而不见,置学生的安危于不顾,更挪用物理系的经费在这里大吃大喝,束星北刚直的性格又忍不住要放炮。

掀了郭校长的餐桌之后,纯粹于学术研究的束星北彻底“与学阀郭任远决裂” 。

和胡适一样,郭任远是始终相信学生就该做学生的本分事,有书桌可以安静地把书读下去,虽然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学生毕竟年轻,学业为先。而所有与政治有染的事件都是利益煽情,满腔热血活力四射的学生很容易成为冲锋军和马前卒,国民政府也毕竟是一国首脑,无论何事,都有全局利弊的考虑,更何况北京城里已经有学生被捕了。

无论如何,学生都不应该成为监牢里的一员,无论是为国家民族还是仅仅出于政治因素。

杭州政府也已经进入浙江大学并于20日夜里逮捕了十二名学生代表。虽然他据礼力争,但是面对拿着国民政府手令的军警们他手无缚鸡之力,也无力与一国之政府做下面对抗,除了喊几句口号,还能做些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呢?

学生们却变得愈发亢奋了。为了向南京方面表明自己对待本次学潮的态度,也为了打压一下学生们冲动的情绪,郭校长在临行之前发布了一纸通告,开除本次学潮活动中两名骨干分子。由此学生们更是斗志昂扬,更大规模的驱郭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很多人甚至翻出了郭任远的陈年旧账,不仅列出了郭任远在浙大的十大罪状,更是洋洋洒洒文采飞扬地搞出一个《驱郭宣言》,一些望风而动的政府要员、激进分子也趁火打劫,郭校长一夜之间就从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变成了乏走狗。

束星北对此次驱郭运动是鼓掌欢迎的,那天在餐桌上郭校长的样子让他极其厌恶,何况坊间疯传,执掌浙大期间,郭校长强力推行军事化管理,随意开除学生、解聘教授先后受到开除、勒令退学和其他处分的学生竟达近百人之多,而当时全校学生总数也仅有几百人。于是,驱郭运动刚刚开始,束星北第一个交上辞呈,受其带动和影响,一大批著名教授,包括束星北的主管领导、物理系主任张绍忠也纷纷辞去教职,对郭任远的最终下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此浩大的声势之下,郭任远则仓皇溜走,躲在里西湖的深宅中不敢再来学校

这一次蒋介石没有让束星北失望,他于1936年的1月22日亲来学校安抚师生, 1936年2月的行政院第257次例会上,郭任远被免去了浙江大学校长的职务,束星北等人的辞呈被教育局退回。

郭任远是学者,纯粹在学术领域他完全是领袖群雄的,但做校长和做学问完全是两回事,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时郭任远年仅35岁,与不满三十岁的束星北,都有的是时间摔打撞墙,也有的是时间攻于学问,在专业领域做出更专业的事业来,若干年后的郭任远,也成为了中国心理学的一代宗师。

三、打人事件

郭任远离职后,浙江大学迎接了最辉煌的竺可桢时代,新校长为人和蔼宽容,处事婉转柔和,深得浙大师生的爱戴,束星北虽然脾气倔强,但是也对竺校长极是敬佩,不过以其爆烈刚直的性格,还是给竺校长惹了不少祸,更因为在学潮事件中的辞职手法让束星北尝到了甜头,故尔日后难免重新上演辞职一幕。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为了躲避战火,历尽艰辛辗转西迁,竺可桢率师生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500多公里,被誉为“文军长征”。西迁后学校本部设在遵义,另在湄潭县和永兴镇设分校,前后七年之久。

束星北所在的理学院设在湄潭县。1942年10月24日,束星北让学生程开甲去总务处领取科研实验材料,但是总务处长杜乐道故意刁难,程开甲无奈,只好将此事向束星北汇报。火爆脾气的束星北立即去踹总务处的门,与杜乐道大吵,激动之下对其饱以老拳,将杜乐道的嘴唇打开长长一道口子。知情人告诉束星北,杜乐道是校长竺可桢的亲戚。

这下祸闯大了,杜乐道扬言要去教育总局告状。“教授打人,还有资格做教授吗?”杜乐道咄咄逼人,甚至致信省政府,发誓要把不可一势的束星北从浙大开除。

束星北闻言也不示弱,“我只向竺校长交辞呈,你逼我走 ,还不够资格!”他与杜乐道每每拍桌子对峙,都先把已经写好的辞呈往桌上一拍,才正襟危坐据理力争,大有一副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感和底气。

两天后竺可桢从70公里以外的遵义总校赶到湄潭,立即着手处理善后。他先去慰问伤者,“至福音堂楼上慰问杜乐道,见其尚卧床上,唇上破处已缝好。”竺可桢多方调查,摸清了来龙去脉,虽然大多数师生认为束星北动手打人是不对,但杜乐道人品欠佳,且故意刁难,很多人倒是觉得束星北“打得好,该打。”

竺可桢对束星北的粗暴感到忍无可忍,但是道理在杜乐道那一方,且是一直扬言要告上法庭的。杜坚持要求束星北必须有书面道歉,而束星北则只同意口头道歉,双方各据一词互不相让,几成僵局。

这下难办了,竺可桢欣赏束星北的才华,并不想不愿放走这个人才,他知道杜乐道已经在校内串连,要联名向教育总署状告束星北的种种劣行。在全校大会上他为束辩护:“我们用人是用他的学问,又不是用他的脾气,脾气不好还可以督促他改嘛!”力排众议把束星北给留下了。竺可桢先是代束星北向杜乐道道歉,再反过来代杜乐道给束星北赔不是,煞费苦心,尽量照顾双方的面子,化解矛盾。期间他撕了束星北递交的三份辞呈,也没有同意杜乐道要求束星北在报上刊登道歉书的要求,只是答应由束星北请一桌酒席,向杜口头道歉,最终化解了彼此的争端。

但是束星北三递辞呈的事,却成了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一件津津乐道的故事。

四、与蒋素卿有关

时间到了1946年8月,束星北又一次递交了辞呈,这一次是与一个叫蒋素卿的浙江女学生有关。

蒋素卿,1943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是束星北的学生,因其性格开朗活泼聪明,深得束星北喜爱,二人交往甚密,于是便有传言说束星北与蒋素卿有染,以致于流传一种二人已经姘居的说法。

1944年10月,由法国卖给中国的军用雷达故障,法国技术顾问团修了两个月也没有修好,恰好顾问团的一位专家曾是束星北的学生,于是建议请束星北来攻关。束星北拆开雷达后发现已经无法维修,便建议组成技术团队研发中国自己的雷达。这个建议被政府采纳,于是束星北被借聘到重庆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任技术顾问,主攻方向是研发军用雷达。

1945年春,在束星北的带领下,谢立惠,陈维昆,束慰曾等浙大物理系的教授和学生合力研制成功中国首部实用型雷达,虽然性能与体积、精确度上与其他国家相比还稍嫌不足,但在工业底子薄弱的中国,这已经是称得上举国欢庆的大事件了,因此蒋介石还亲自授予其“抗战英雄”称号。

但就是在国民政府军令部技术室任职期间,陈维昆的的述职报告中,称束星北在技术室工作时,“偕往一位与束姘居的蒋素卿”。

竺可桢当时正在杭州忙于浙大复员工作,得知消息吃惊不小。束星北1931年9月与葛楚华结婚,儿女双全,身为一位大学教授,著名的物理学家,居然如此不检点。他当即向束星北质询,束星北于是相继给竺校长写了几封信述说原委。

束星北是极力推荐蒋素卿毕业后留任浙大助教的,但是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张绍忠则认为蒋素卿成绩并非十分突出,不同意束星北的决定,于是二人渐起摩擦,最后闹到超出了蒋素卿是否胜任助教一职的范围,转成了人身攻击,束星北甚至给教育总署写信,建议罢免其系主任的职务,并力荐何增禄接任。但是这封信被竺可桢中途截下,束星北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于是再一次故伎重演,一纸辞呈交到了竺校长的办公桌上。

在竺可桢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1946年)8月20日,“中午束星北去沪,因蒋素卿,荩谋(张绍忠)不用作助教,渠(代指束星北)大不高兴,欲辞职。余以星北与荩谋二十年友谊,何至以助教事而闹翻。询之(何)增禄,知蒋(素卿)系星北南通同乡,但荩谋以其成绩太坏,毕业平均不到70分,故不用为助教。”9月16日,“束星北来辞职,欲去山东大学,原因由于蒋素卿未能得助教名额而降为助理之故。”

而这一次,束星北倔强的脾气一硬到底,最终还是离开了浙大去山东大学任教。

且不论他与蒋素卿是否真有苟且之事,仅从这件事的经过来看,束星北的确是有些不计后果的任性。张绍忠是浙大物理系的创建者,身为物理系教务长,更是束星北的直属上级,而且对束星北有知遇之恩,束星北与此次事件中牵扯到的何增禄教授都是由他物色并高薪聘请来的,张绍忠本人在学校中也是德高望重威信极高,束星北为了蒋素卿一事,竟与自己的老领导张绍忠绝情断交,且又一再以辞职要胁学校,实在是有些过火。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束大炮”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束星北离开浙大后依然我行我素不知收敛。在任职山东大学时也多次与校长华岗争论学术及人事任免学校管理等事,常是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最终与华校长闹到水火不容。

五、曲终人散

做为特殊时代的学人,束星北没有一去生花妙笔,学不会鲁迅那般笔做投枪,也不会黄兴那样一身孔武枪杆子里闹革命,除了满腹公式几乎一无所有,于是他抵抗世界保持正义的方式也只能是现在看来有些滑稽的辞职一途。

有个性有脾气的人也都是恃才方可傲物的,束星北虽然个性太强,得罪了不少人,也做过很多糊涂事,但其学问精粹,在浙大时,物理系是全国高校中最有名望的;在刚到山东大学时就声称要使山东大学物理系办成全国一流,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将山东大学物理系打造成与黄昆所在的北京大学物理系比肩的国内最著名物理系之一。随后又在山东大学物理系增设了一所理论气象研究室,帮助中科院攻克了不少在理论气象学上的难题,培养了一批新的理论气象学家。

他爱国、爱学生(甚至不惜为了学生与自己20多年的老上级闹翻),体格健硕精力旺盛,是天生的工作狂和较真狂,并且从生到死一直带着火热的乐观主义精神: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被安排去洗厕所,也是每天乐呵呵,他对女儿束美新说:“我发现,刷厕所是一个好活。刷完厕所后,躲在里面看书,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扰你!”

晚年时他病魔缠身依然乐观自信地为着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物理事业做贡献,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核试验,曾经遇到一个难题:试验核弹头回收时会落到指定海域,打捞船离得近,可能会被砸个正着,离远了,弹头随着海水飘,没准就漂国外去。更严重的是,弹头上装有自毁装置,超过四小时就自爆。那么,船应该在多远的距离候着才既安全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打捞起弹头?当时科研经费实在紧张,做不起模拟实验了,于是就想到了在正住院治疗的束星北,他可是中国的雷达之父啊。

问明来意之后,束星北让人拿过纸笔,演算了十几分钟,然后说给出一个距离和时间计算公式。海洋局的领导把这个公式交给钱学森,“这个东西束老只花了十几分钟就弄出来了,靠谱吗?要不还是找点钱做模拟实验吧毕竟出了问题谁也担待不起。

钱学森眼睛一立:束教授算出来的东西,肯定没错,有错我兜着!

几天之后,中国第一颗试验核弹头成功回收。

 

1979年,身体每况愈下的束星北写诗感慨:

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态龙钟始遇春。

愿得中华民族振,敢辞羸病卧黄昏。

那时候他已73岁高龄,在诗中,他对自己当年的随性而为的性格隐有忏悔之意,但又不失激昂热情。他曾对人说,“我这辈子交过多少次辞职信,已经数不过来了,但是幸亏遇到了太多的贵人、老师、和同仁,他们包容我信任我支持我,我才没有四面碰壁心灰意冷到向我一生钟爱的物理学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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