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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年初，西北野战军开始冬训，为春季攻势做准备。此时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场完全扭转了的形势，要对夺取全国政权做政治和体制上的准备。由于太原战场上的徐向前病倒，毛泽东就安排来开会的彭德怀在回去的路上停留在太原，帮助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老徐有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是因为晋中战役受挫，没有能趁势拿下太原。老彭趁机向中央提要求，解决太原之后，请调两个纵队支援西北野战军，解决西安问题。 老彭之前至少向中央请示过四次，要求增援西北野战军。因为即使到49年年初，西北野战军的总兵力与胡宗南相比也是一比四，差得有点远，但之前哪可能还有兵调呢？此时情况不一样了，老彭的要求得到了批准。老彭看着二野纵队还打了个九九——西北野战军，也就是一野，一直都缺骑兵，二野有。将来要对付青海和宁夏的马鸿逵、马步芳，用得上。 太原打下之后，老彭立即带领二野两个军到了西安区域，开始了进攻西安的战役。胡宗南见到一野和二野先后从东和南两面加攻过来，立刻采取了大踏步后退方式，不拘泥于守城，很快就带主力向西南的汉中移动。 这个时候又体现出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兵团的强悍了，在国民党政府一片土崩瓦解态势之下，二马居然主动请缨，要求与胡宗南合力反击彭德怀的一野。当然，本地部队与蒋的嫡系之间始终是矛盾居第一位的，对于胡宗南这种玩政治为第一位的人而言，现在更多是要考虑蒋介石下野之后的政治定位和站位问题了——此时，东北和华北战役都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经从西柏坡到了北京香山，指挥渡江作战。所谓人心已经离散，胡宗南的大部分精力不再可能是坚守陕西战场了。所以这一反扑也因为协同不到位造成了空扑——尽管一开始马鸿逵部确实击退了一野，重新夺回了西安东北区域的几个县城，杀到了咸阳，但很快就被补充进来的二野部队反包围。即便缺乏协同，青宁二马的彪悍骑兵部队还是让彭德怀的部队吃了大苦头。 期间还有比较可怕的事，就是彭德怀调来的打太原的二野两个纵队，装备了从晋军手中抢过来的日式装备，尤其是日本刀。二野纵队的骑兵连拿着日本刀与马鸿逵马步芳的骑兵对砍时，常常能把二马的骑兵连刀带人砍断——刀啊！ 胡宗南和二马都退缩一下，准备再次集结反攻，这个时候，是先打胡宗南还是先打马就成了需要抉择的问题。这个问题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远在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文，做出了判断，这个判断展现出了毛泽东式的水平——他先是根据胡和马目前摆布的位置，然后根据胡和马之间的矛盾，以及两人的性格，再根据实战需要，明确建议彭德怀先打胡宗南。但他又做了详细布置，比如，要求留两个军在西安，而且最好进驻到西安以北的三原县，作出佯动态势，吸引马军，让马军不敢协助胡宗南抵抗一野，更无法侧击一野。彭德怀问能否仅以一军来钳制马军，毛泽东再回复说，一个军不够，必须两个军。因为有两个军的话，很可能会让马军继续回撤，这样才能确保马军不会支援胡宗南。而且毛泽东特别嘱咐彭德怀，一定严令担负钳制马军任务的杨德志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不要因为不是主战场就掉以轻心，必须严密监控马军，必要时就要主动出击，变钳制为歼灭。 彭德怀第二天又想出一着，问毛泽东，如果马军小撤怎么办，大撤又怎么办？老彭也想得很细，因为敌人也可能分析出你只是钳制他的用意，他也反过来想钳制你怎么办？ 毛泽东很快回电，如果马军只是小撤，撤而不退，就干脆改变上述战略安排，先打马再说。不过，如果打马，就要做好攻坚准备，因为负责钳制马的杨德志部队并没有与二马作战的经验，因此要做好数万伤亡的准备。如果马军大撤大退，则不必逼得过紧，继续钳制马军不能支援胡宗南即可。主题就是要锁住二马和胡宗南在陕西境内，不让胡宗南有机会从陕西入川，否则会联动四川、云南战略安排的一系列变动。 这些电文真是值得细看和研究，对大形势、区域战场、兵力部署、将领特点，都有综合判断。什么叫战略和战役规划，这就是。 确定先打胡之后，随即发起扶风-眉县战役，彭德怀依然使用闪击方式，即以胡宗南意想不到的速度，迅速穿插攻击，充分利用国军毫无战斗意志和协同的特点，五天时间就吃掉了胡宗南的18兵团——4个军。当然，战斗相当艰苦，基本是自伤八百的方式——解放军计算损失是把国军俘虏兵改编补充完之后的绝对损失才计入己方损失——补充完之后，绝对损失5000人——虽然胡宗南被总体上击败，但毕竟是以逸待劳，一野和二野的正面部队都是在暑天连续赶了一百五十里路，彭德怀在电文中说，光是中暑死亡者就有百人，半天也没有休整就直接投入战场，所以可想而知解放军的实际损耗。 胡宗南被迫退守宝鸡以南，随时准备撤到汉中。这样就把青海马鸿逵和宁夏马步芳这二马落单在了西安西北部陇县和平凉一带，为彭德怀又掉头来打二马创造了机会。 彭德怀把作战计划发给毛泽东。毛泽东从双清别墅再次回复了一个长电，这封长电基本又把整个大西北的战略规划了出来。毛泽东除去考虑如何与二马作战以外，向彭德怀强调了要慎重对敌，认为彭德怀应当把一野90%的兵力用于对二马作战，要确保在平凉聚歼二马的主力。因为，整个大西北最强悍的敌手就是二马，如果能够毕其功于一役，那么后期占领青海、新疆，不过就是行军的问题了。同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安排大量车辆从东北进入西北，用于之后几十万大军向西部开进。 有意思的是，彭德怀的回电中，已经开始显现出解放军的骄横气象——部队纪律成问题，与群众关系时有波动，整体的群众关系只能说“还好”——这也是随着实力增长，谁也无法避免的骄兵悍将之气。 蒋介石也极其重视扼守平凉要地的问题，先后两次派人前往兰州与二马协商战略部署。本来都安排好了，让青海马鸿逵在平凉东南的华亭正面阻挡一野，让宁夏马步芳在六盘山扼守待机侧击一野的左翼。马鸿逵却因为对此部署不满，直接撤兵到了平凉以西，马步芳见马鸿逵一撤，自己变成了正面阻挡，也跟着就撤。于是平凉就这么空城让给了彭德怀。 接着就是守六盘山。这里是马步芳的要道，因此恶战一场，一野以两倍于敌人的伤亡数字攻占了六盘山——典型的不惜代价获得战略上的主动——由此兰州的大门被打开。 于是马步芳在兰州城摆开架势要决一死战，以兰州城为中心，左翼延伸到东北部的靖远，右翼延伸到南部的临洮，占据各山头。彭德怀则以三路摆开，左翼向临洮攻击前进，意在突破临洮后渡河西进，一直挺进西宁，切断马步芳向西的退路；右翼从靖远攻击前进，面向兰州城东门，中路从营盘山攻击到兰州城的南门。 此时，毛泽东则已经开始布置兰州决战之后的和平谈判问题了。 兰州战役的开端，彭德怀一直在等二马的变化，因为有马鸿逵在西宁，胡宗南在汉中，两边可以随时有动作来支援马步芳的兰州，因此，是围城打援还是坚决攻克兰州，也在两可之间。总攻发起之前，毛泽东在香山也是连续两夜睡不着，一直在跟彭密切电报联系，最后确认攻克兰州再说。 兰州打得非常艰难，因为城防极其坚固，城南的沈家岭阵地争夺，双方各死伤3000余人。最终攻克下来时，伤亡应该是共军远高于国军。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首次出现了“恶战”二字，显示出了城市攻坚战的巨大损耗。 兰州打下之后，二马主力基本已经溃散，退至西宁。 此时，胡宗南已经在汉中之东北的秦岭建立起了坚固防线，伺机反击，威胁宝鸡。但由于彭德怀已经用两个军监视了其一举一动，几乎就在兰州战役的同时，出其意料地发起双线作战——迅速突破了胡宗南的秦岭防线。他一贯的战法就是不等敌人摆开架势或者有所反应，通过全面地侦查和探路，找到敌人防御阵线上的空隙，穿插进去闪击。当然，这种战法对兵力的要求是极为严酷的，因为要快，所以战士们常常紧张到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喝尿解渴。 胡宗南的秦岭防线被打垮之后，再退到汉中，又建立起大巴山防线，可谓节节败退。但他一直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彭德怀没有紧追不舍，而是主力掉头打兰州去了——也就是毛泽东所安排的，不能对胡宗南压迫太甚，逼其全部退入四川，那样会影响西南战区全局。 这个时候，宋希濂出现了。宋希濂是当初抗日军的远征军统帅之一，对于缅甸老挝极为熟悉。在担任华中区域绥靖公署主任期间，他有了一个想法，即把兵团向中缅边境转移，虽然国军打不过共军，但对付缅甸军队却绰绰有余。必要的时候，可以退入缅甸，建立根据地，继续对抗。他想到了已经退无可退的西北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于是飞到了汉中，与胡宗南密谈了一整夜。胡宗南完全同意宋希濂的战略，即将军队开至四川南部，建立根据地，尔后开始对缅作战，开辟第二根据地。哥俩把这个想法上报蒋介石，遭到蒋介石断然拒绝。蒋介石认为，必须保住西南四川，放弃四川就等于放弃大陆。 实际上，不论是蒋介石本人，还是胡宗南这一级的最高将领，在整个战争期间都犯着不知敌我的错误，高估自我，低估敌人，始终拿着装备和人数在做判断，这可能也是国民党高层完全已经脱离基层和实际的表现吧。 胡宗南守着汉中越来越心惊胆战。这时，毛泽东派出了已经起义投向中共的胡宗南的爱将之一张新前去说降胡宗南。胡宗南盛情接待了自己的爱将，并且极其关心张新的生活工作状况，丝毫没有对张新责怪的意思。但不论张新如何解说，胡宗南最终也没有下定决心投向中共。 这个阶段的胡宗南，可谓紧张、压力、沮丧到了崩溃的边缘，时不时大发雷霆，又时不时痛哭失声——无独有偶，在这种压力之下，谁也不能避免——毛泽东大约是在延安时期，开始患上了神经症，毫无疑问也是巨大的军政事务权力倾轧的压力所致。在俄罗斯的潘佐夫写的毛传中（敝号也写下了长篇随笔，可惜你懂的发不了），毛泽东在延安后期和西柏坡时期，时不时会神经官能症发作，手不能握笔，浑身冷汗，发抖，睡不下吃不了。这个病症，毛后来终身未愈。我们只知道伟大人物或重要人物的精力、智力何其强悍，却忽略了他们是以身体乃至精神的健康作为代价，何其不易。 西宁实际上已经只是二马的剩余残破部队，且马步芳已经逃离至重庆。因此几乎没有费大的力气即行攻占。接着就是王震兵团继续西进，翻越祁连山，直扑张掖、武威。王胡子确实是个莽夫，没有带足装备就上雪山，结果直接冻死了四五百人。仅仅半个月功夫，就兵临城下，直接和平解放——诚如毛泽东所预料，只要消灭了二马，西北剩下的就是行军而已。不久，十万大军又和平拿下酒泉，陈兵玉门关，叩响了新疆大门。 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8月发生的贝加尔湖坠机事件，这一次坠机，导致新疆“三区”即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军政一把手被一锅端。他们是应中央邀请，前去北京参加政协第一次会议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偶然”事件？ 从当时情况来看，新疆区域有两股本地势力并存——其一是国民党驻新疆司令陶峙岳中将，以及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这是当时和平解放的主要力量。但同时，新疆还存在一个“三区”，即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实际上早在1944年就通过政变已经脱离了当时国民党的统治——换句话说，三区的革命资历可比新疆省军政首脑们都要早。三区的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不都克里木两人都是三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共，后来通过革命，使三区脱离了国民党。不仅如此，三区两个主要领导人都非常年轻，当时都只是三十岁左右。再进一步说，早在1948年以前，三区领导人集团就已经与陶峙岳和包尔汉们对立了。 因此，在后来的和平谈判过程中，阿合买提江的三区，与包尔汉的新疆省，实际上是完全独立互不通气的。否则，三区领导人去参加政协会议，也不会需要飞机绕道苏联，而不是与包尔汉们一同前往北京了。所以，这个偶然事件是否背后有必然，很难说。 读战史，必须得同时看地图，不然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看陕北、晋西、陇东区间的地图和地形，就可以知道作战之艰难——尤其是国军，占据了延安、蟠龙、清涧、宜川之后，为什么反而陷入被动局面——地形决定。这一大片河套地区，全是“沟”类地名，真正的难以行军作战。部队潜藏于你脚下却不知道也完全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像钟松、刘戡这类彪悍将领也总是提心吊胆地在延安周边行军寻觅中共主力，生怕遭到伏击的原因。刘戡的整编军被歼灭，就是因为必须急速通过一段长达15公里的深沟，被居高临下地包围所致。毛泽东中央一行从延安向北躲避兜圈子的路线，从地图上看来，也不可能是翻越山梁沟壑，都是按照河流之地行进，也就是现在的公路方向行进——没办法，其他地方太难走。之前读古史，特地还买了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对应战役来看，方能看出当时可能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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