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和日记史料价值刍议——兼谈《恩福堂诗钞》的成书过程

芸斋窗下 202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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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和姓索绰络氏，又以石为汉姓，字树琴，号煦斋，内务府正白旗人，礼部尚书德保之子，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逝于道光十九年（1839）。英和出身贵介，其家族以科举知名，自雍正二年（1724）其伯祖富宁考中举人起，到英和之孙锡祉、锡章为止，共产生进士七人、举人七人。其中最显赫者是英和本支，他本人，并父德保、子奎照、奎耀、孙锡祉先后举进士、入翰林，有所谓“四世五翰林”之目[1]，不但号为“八旗世族之冠”，且可与同时代最顶尖的汉人文化精英家族相比肩。

英和少年早达，乾隆五十七年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中二甲第二十五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帝亲政后，对其大加信用，当年即命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官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是嘉庆及道光前期政坛举足轻重的实权派。不过，英和夙性直率，不避嫌怨，且兼有兴利除弊的强烈改革愿望，又不免成为官场上的悲情人物。他曾经四进军机处，而屡起屡蹶，不能久任。最终在道光八年，因为负责督办的宝华峪陵工浸水而获罪，年近花甲被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并从此告别官场。《清史稿》将他与曹振镛、文孚、王鼎、穆彰阿、潘世恩并置于道光宰辅列传中，评价其身处守成之世“通达政体，遇事有为，而数以罪黜”，“才不竟用”[2]，可谓中肯持平之论。

除在政坛上颇有表现外，英和还富于著作，诗集、笔记、年谱、散文、奏议等均有存世。其中包括稿本日记两种，即《壬戌扈从随笔》与《奉使陕甘日记》，其基本信息如下：

《壬戌扈从随笔》（以下简称“《随笔》”），稿本，一卷，上下两册，现藏清华大学图书馆，每册首、末叶均钤“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朱文印，收入《清华大学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无格，半叶八行，每行十六字，“弦”“炫”二字缺末笔。全文正楷撰写，约一万字，起嘉庆七年壬戌七月二十日（1802年8月17日），迄同年九月二十三日（10月19日），历两月馀，逐日而记，无所缺漏。所记系英和随扈嘉庆皇帝木兰秋狝及拜谒东陵诸事。随文并录自作诗三十八题、四十五首，含应制诗二十题、二十首；另附同僚、友人谭光祜、赵秉冲、朱珪、董诰、戴衢亨、刘权之、黄钺、张燮、谭光祥九人诗共二十一首。

《奉使陕甘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稿本，一卷，一册，现藏国家图书馆，收入《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日记选编》。无格，半叶九行，每行字数十四至十九字不等，内多双行小字及单行夹注，“泫”“弦”二字缺末笔。全文草书撰写，约两万字，起嘉庆十一年丙寅二月二十八日（1806年4月16日），迄同年八月十三日(9月24日)，历时五月有馀。所记系英和奉旨偕内阁学士初彭龄赴甘肃查办案件的沿途情形，大体逐日而记，惟审办案件及会商政务之处，或统而言之，不以日次为序。随文亦录有自作诗六十四题、七十二首。扉页有“西来牟尼”四大字。卷首钤“詠春所收”白文印，“詠春”为同治时凤阳府知府、篆书名家杨沂孙之号[3]，可知本书曾为杨氏所藏；卷首、尾均钤“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

一、《壬戌扈从随笔》的主要内容与史料价值

《随笔》记述的是嘉庆七年秋，英和随扈皇帝赴承德参加木兰秋狝及回程途中拜谒清东陵之事。当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嘉庆皇帝从圆明园启跸，经南石槽、密云、要亭子、两间房、常山峪、喀喇河屯六行宫，至避暑山庄，居住二十天。中秋后一日赴木兰围场，经中关、波罗河屯、张三营三行宫进入哨门，举行了长达十五天的围猎活动。围猎结束后，皇帝先回到避暑山庄，继而经喀喇河屯、常山峪、两间房、要亭子、密云、丫髻山、盘山、隆福寺八行宫，到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拜谒。复经桃花寺、白涧、烟郊三行宫，至九月二十三日返回圆明园。秋狝期间，嘉庆皇帝多次接见热河、东三省文武官员，并宴请了喀尔喀蒙古黄教领袖哲普尊丹巴呼土克图，及众多蒙古王公。

英和日记中所记载的木兰秋狝，为嘉庆皇帝亲政后首次举行，规模很大。木兰秋狝是清王朝整军精武、抚绥北方各民族的重要手段，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朝屡次举行，多位亲历者留下日记。著名者如高士奇《松亭行纪》记康熙二十年事，查慎行《陪猎笔记》、汪灏《随銮纪恩》记康熙四十二年事，张玉书《扈从赐游记》记康熙四十七年事，胡季堂《扈从木兰行程日记》记乾隆四十一年事，朴趾源《热河日记》记乾隆四十五年事，柳得恭《滦阳录》记乾隆五十五年事。其中高士奇、查慎行、汪灏、张玉书均为康熙帝身边的汉族侍从文人，除张玉书时任大学士外，馀皆南书房翰林。胡季堂时任刑部左侍郎，是刑部随驾办公事的外朝官，与皇帝直接接触较少。而朴趾源、柳得恭则是朝鲜派来庆贺乾隆皇帝寿诞的使团成员，以外来者的视角，审视乾隆皇帝在热河的各项活动。

相比之下，英和在嘉庆七年木兰秋狝中的角色要复杂、重要得多。这一年，只有三十一岁的英和身兼多职，他在《随笔》开篇写到：

嘉庆七年，岁在壬戌。秋七月，上初行秋狝大典。臣英和以经筵讲官、南书房行走、户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正白旗汉军副都统、管理造办处事务、署理藩院侍郎扈跸。先是，奉命携记室一人，襄办避暑山庄笔墨贴落，因约旧友谭通判光祜同行。[4]

到达承德避暑山庄后，英和又奉旨“派管中路围”[5]，即在秋围活动中担任组织者。可见英和此行，既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又是外朝高级官员，还是皇室家务以及围猎这一具体事项的大总管。

《随笔》中显示，作为南书房行走的文学侍从之臣，他负责处理避暑山庄各宫殿内的“笔墨贴落”，即书写挂在墙壁上的字画卷轴，又多次奉旨赓和御制诗。如：

（七月）二十八日，上诣河东拜庙，命臣在书房恭录御制诗。

八月初一日……酉时，发下行宫应换贴落、笺素，命臣英和及赵秉冲分派诸臣，恭缮御制诗句。

初八日，召见一次……自初一日起，至初七日止，共发下贴落、笺素二百馀件，臣英和与赵秉冲分派臣工同写，谭光祜并襄其事。本日全数缮完，恭呈御览。

　初十日，随围王、大臣进呈恭和御制诗。（附录己诗十首）[6]

作为理藩院侍郎，他要引导哲普尊丹巴呼土克图和蒙古王公觐见皇帝，并组织招待外藩的盛大宴席。如：

（八月）初六日，吏部、兵部带领引见，臣以理藩院带哲普尊丹巴呼土克图瞻觐。

初八日，召见一次。是日，哲普尊丹巴呼土克图进丹书，臣随入依清旷侍立。

初九日，因办贴落合式，蒙恩赐蟒袍一袭、大缎一匹。是日，带理藩院引见于宫门，恩赐蟒服。

十二日，午初，上诣普宁寺观跳布札，赐哲普尊丹巴呼土克图等茶食，臣先时到寺伺候。

十四日，上诣万树园筵宴哲普尊丹巴呼土克图等，及蒙古王公，盖旧例也。扈从之王、大臣俱蟒服与宴。臣英和先于文津阁伺候，带领理藩院引见，随至筵前照看外藩行礼入宴。蒙恩赏绸缎三件。[7]　

不过，英和最辛苦的职任还是内务府总管大臣，这需要他在行进途中“每日前驱至行宫，必入内查看，出候圣驾”。比如启程当天，英和在《随笔》中记载：

七月二十日，丑初三刻，自海淀杨家井之直庐启行。辰初二刻，至南石槽行宫，著白马褂跕班。巳初三刻，召见一次。是日，上启跸时，有含经堂太监刘进忠冲突仪仗，妄控总管。上命管圆明园臣苏楞额审办，申正复奏。复召见，命缮谕旨。酉初二刻，回帐房。是晚微雨，旋晴。[8]

英和作为内务府大臣，每天出发比皇帝早得多，七月二十日这天，他丑初三刻，即凌晨一点四十五分自海淀镇杨家井启程；辰初二刻，即早晨七点三十分到达位于顺义县城西北三十里的南石槽行宫，行程近五十公里。随后在行宫站班、接受后至的嘉庆皇帝召见、缮写谕旨，直到酉初二刻，也就是晚上十七点三十分左右才回到自己的帐房。全天高强度工作将近十六个小时，若非他正值盛年，恐怕难以胜任。

再如嘉庆帝自围场回到避暑山庄后，当时随驾的皇后钮祜禄氏患病[9]，英和身为内务府大臣，还在九月初八、初十日两次“与傅察公丰伸济伦进内，跪皇后安”[10]，显示出其作为近侍之臣的特殊身份。至于充当管围大臣，则要率众前驱，遍历木兰十三围的深林大岭[11]，行围时赶在皇帝之前“率将弁撒围，沿山高下二十馀里，合于看城前山”[12]。遇到突发情况，如山火突起时，便须飞马上山，率众扑打[13]。

英和身份的多元性，自然伴生着写作视角的不断切换，这是《随笔》区别于其他几部木兰亲历日记的最重要特点。是以其篇幅虽然不长，但从英和的角色深入、旁及，能投射出清代巡行体制、宫廷生活、职官事权、满蒙关系、君臣互动、士大夫群体交往、行宫与围场地理状况、围猎路线与过程等大量信息，且多寓于细节记述当中。如参以英和的年谱、笔记、诗集，以及实录、档案、方志、传记等史料，复与康乾时期各木兰亲历日记参阅互鉴，可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二、《奉使陕甘日记》的主要内容与史料价值

《日记》所述为嘉庆十一年英和作为钦差赴甘肃查办案件事。当年二月二十八日，英和等人自南海子团河行宫面奉圣旨，钦差赴甘，两天后，一行人由京师出发，道经直隶顺天府、保定府、定州、正定府，山西平定州、太原府、汾州府、霍州、平阳府、绛州、解州、蒲州府，由风陵渡过黄河，再经陕西同州府、西安府、乾州、凤翔府，甘肃庆阳府、泾州、平凉府、巩昌府、兰州府，又大致沿原路回程，赶赴承德府避暑山庄缴旨后返京，经四省二十二府（直隶）州，七十馀州县，以及众多的驿站、递铺、巨镇，勾勒出清代中期北方重要官道的沿途境况。此行历时近半年，英和在《日记》中有《咏归》一首，谓：“来时堤畔柳才黄，归日盆中桂已香。十六旬馀何所获？新髯颏下数茎长。”[14]道尽旅况客怀，宦途奔波。

是行系时任工部侍郎的英和与内阁学士初彭龄一起奉旨，到甘肃审理正宁知县徐振鹏受贿案。途中又迭次奉旨，加审四件案子：即行至直隶正定府时，奉旨加审甘肃庄浪满营马甲伊经额诉凉州副都统成明受贿案；行至山西榆次县时，奉旨加审甘肃正宁县民刘启印控告典史王阎芝得贿屈断案；行至甘肃会宁县时，奉旨于回程加审山西文水县监生韩震控案；而回程至山西寿阳时，又奉旨加审山西平遥县民张丙乙控该县户书白光玢等浮收匿灾一案。除了审理沿途刑案外，英和、初彭龄出京不久又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即受命与山西、陕西、甘肃三省督抚会商改革盐政事宜。盐务会商共进行了四次，一是去程过山西平阳府时，与前来迎迓的山西巡抚同兴、河东道刘大观会议；再则回程过西安府，与陕西巡抚方维甸会议；三则回经太原府，与山西巡抚同兴面议，并与陕甘总督倭什布、陕西巡抚方维甸会稿具奏；四则针对御史涂以辀就前次奏议提出的意见，再度上奏加以解释。基于这四次讨论形成的盐政改革，是英和仕宦生涯中的重要政绩[15]。

英和此行的目的性很强，是为审理五桩京控大案，并与沿途督抚商讨盐政，但《日记》中涉及到刑案、政务办理过程的内容却很少，甚至连案由、结果都没有交代，只笼统点出“审讯”“得实”“画供”“拜折”的时间，案件的具体内容，需与英和《年谱》，及奏折、实录、上谕档的记载相对照。如提到在庆阳府审理徐振鹏案的审理情况时，《日记》记载：

（四月）初八日，卯初二刻起身，路迳高低宛转，颇不易行。隆道暨甘肃州、县等接见，参将带队迎于城外，巳正抵参署。午刻接部文，又有正宁一案，奉旨就近审办。未刻即提人，问至亥刻。

初九日起，连夜审讯，至十四日各犯均已吐供，案情确凿。连日又令当堂质对画供，并草奏折，十六日一切全完。此地本觉微旱，初九、初十、十一连日密雨，自后忽晴忽雨，农田颇益。十八日整下一昼夜。

十九日，未刻拜折，为雨所阻，又留一日。是日寄家书，托方中丞发去。[16]

英和自订《恩福堂年谱》对本案的记载则较《日记》稍觉详明，记作：

四月初八日抵庆阳府，审讯徐振鹏一案。正宁县有民妇马万氏，因奸为其夫弟马廷御所杀，以加功致死者为马万氏之子马香，案关逆伦，装点伤痕作为自抹身死。知县徐振鹏听许财物，相验时删减尸伤，经总督参革。振鹏自谓负屈，遣弟振鹤赴京翻控。鞠得实情，论如律。[17]

至于全案始末，则以由英和领衔的结案奏折中记录最为详尽[18]。这样的记述方式，在清代高级官员的日记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则儒家意识形态下的古代读书人，往往以仁人君子自居，杀人、刑人非其乐为，而与簿书、吏役、犯人为伍，更是风尘俗吏的勾当，英和出身四世五翰林之家，对“清”“浊”之分自然是很在意的[19]。另外按照乾、嘉以降的行政安排，凡有外派审理大案的工作，钦差之任必由二品以上大员担当，非如此不足以挟制、弹压地方官员。至于承审案件、拟稿引例的具体工作，则多由大员们随带的刑部司官完成，人称“小钦差”[20]。英和此行随带明山、李于培两名刑部司官，其中李于培“在比部二十年，练习律例，执法平允”[21]，是业务精湛的刑名老吏，当为案件审断的最主要力量。英和《日记》对案件审理记载较略，恐怕也有功非己出，不宜居之的考虑。

《日记》虽然以奉使为名，但其记述旨趣，还是文人式的，譬如津津乐道于游览名胜、登临怀古，并以此创作、录入大量诗歌等等。即便如此，看似流水账式的叙事背后，仍有许多足以激活制度史的催化剂式信息，比如清中期将大量京控案件付诸钦差派审的行政成本问题。

乾隆年间，地方上凡有大案付诸京控，朝廷多采取钦派军机、部院大臣带领刑部司官前往审理的做法。嘉庆中期以后，则改为先发本省督抚审理，如行复控，再派钦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钦差办案过于频繁，地方政府“不胜繁扰”[22]。钦差派往地方审案，随行人员的一切公、私开支都要由地方承担，地方官往来迎送、殷勤接待，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地方积案累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州县办公经费不足，本衙门和上司衙门的供应使费需要由当事吏役人等承担，以致其苛索犯、证，遂有搁案之弊。外派钦差审案，无疑是给本来经费紧张的地方官署再添重负，造成恶性循环。嘉庆皇帝对此问题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英和的建议。因为在六部大员中年富力强，又通达政事，嘉庆中前期，英和经常作为钦差外出，嘉庆十二年，他与侍郎蒋予蒲自淮安回京缴旨，嘉庆帝便向他询问：“汝之自爱，朕稔知之，此次地方供顿当不致过费？”英和回奏：“虽侨居两月，地方所费恐不免盈千累万。”嘉庆帝对此表示十分不可思议。英和解释说：“臣之仆御及马夫不过八人，蒋予蒲亦同，司员四人又各递减，然公馆中不能无应役者，加以巡捕、兵丁、书役等人逐日听候，所有饭食皆地方供应，其费安得不多？”是以英和在此次派审后恳请皇帝：“嗣后除督抚被揭被控不能不用钦差，此外悉交督抚审办，若不能办，朝廷安用此大吏？倘审办不公，难免复控，自有典刑在，谁能逃之？”[23]很快，英和的这一建议转化为清廷处理京控案的基本策略。嘉庆十一年英和一行奉使甘肃，情况与次年之赴淮应无不同，《日记》中所记沿途地方官迎送，驿站供给，官差、兵弁、仆役人等往来伺候情形，都可作为当时钦差出行成本的生动展现。英和一行每到一地，当地重要的文武官员都要出城迎送，驻地兵丁也要排班伺候，特别是到了省城、府城之类重镇，排场尤觉浩大。譬如去程经过西安府时，英和记到：

（三月）廿八日，卯正二刻起身，巳初至灞桥，司、道、府、厅、州、县均来接，至龙王庙打尖。巳正一刻行军、抚两标排队接，午初三刻抵西安，计程五十里，省将军、都统、抚台恭请圣安，于接官厅略谈即入城，寓于制台衙门，诸公咸来。晚赴葆岩中丞约，亥正二刻归。将军札尔杭阿、都统苏勒芳阿、藩司朱勋、臬司敦柱、凤邠道陈文骏、粮道素纳、署西安守方载豫、凤翔守王骏猷、汉中守朱绂、长安令何承薰、咸宁令庄逵吉。是日倭制府差弁来接。[24]

此外，钦差在某省内过境，该省督抚要派出官差出境迎接，全程护送。如上文所引英和一行到西安时，驻扎兰州的陕甘总督倭什布即“差弁来接”，钦差在甘肃行路、审案整整两个月，这些总督派来的随从人员就一直跟随，直到他们回程抵达陕西境内，才与陕西巡抚派来的人员进行交接，“甘肃巡捕、兵丁至此令回”[25]。这些随行人员的各项费用，理所当然由本地政府承担。

再者钦差沿途的食宿、乘驿，以及向北京寄送的奏折、公文，乃至家信，也都由地方政府负责。根据《日记》的记述，英和、初彭龄二人钦差，虽然行动路线相同，但白天并不同行，住宿虽在同城，却分别下榻不同的公馆、书院，也有住在官衙、考棚的情况，偶尔相邀共饮，如同拜客一般。而随带的两位刑部官员，甚至并未和钦差一起出京，直到山西平定州境内，才会合同路。这样的选择，固然有行进效率或是各自方便的考量，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特别是州县一级政府的接待能力问题。英和一行回程至直隶平定州时，碰到了驿马不足的问题，盖因领侍卫内大臣、一等继勇侯德愣泰奉旨往陕甘公干，平定州是山西、直隶交界的咽喉要道，下辖甘桃、柏井两个驿站，有额设驿马一百六十二匹[26]，但碰到两拨钦差同时过境的情况，仍然“不敷用”[27]，可见官方交通资源的压力。再如英和在《日记》中提到，他钦差途次共寄家信十二封，因为专门寄送成本过高，是以每每委托沿途督抚等高级官员通过折差代寄，其中直隶按察使杨志信、山西布政使金应锜各帮寄一次，山西巡抚同兴帮寄四次，陕西巡抚方维甸帮寄六次。英和家中寄来的回信，亦由原寄差役带回，但差人回到省城时，英和一行往往已经离开省境，是以又须派遣专人追送，往返成本之不菲可以想见。

凡此种种，使研究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清代中期皇权欲施之基层背后的经济成本与行政效率考量，在研究中央地方关系、政府管理模式等问题时大有用处。

再则钦差奉使的行进路线、速度、方式，《日记》中都一一展现，颇可咀嚼。譬如英和一行，春秋二季，大多卯时、辰时起身，日行多则一百三、四十里，少则六、七十里，中途需在驿站、递铺，或繁华集镇等处打尖、换马，晚则宿于省府州县城中。盛暑时则改为夜间起行，正午住宿，以借夜风凉气。又往返路上或为雨所阻，或遭遇山洪，甚至碰到车马冲毁，行李损失的大麻烦，给读者呈现出很多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清代官方行旅方式。将英和《奉使陕甘日记》与地方志中的山川、村镇、驿传、衙署、学校、祠庙、职官、选举等内容相对照，对了解清代地方行政、官员交往、交通状况、古迹民风等事，多能有所裨补。

在历史学研究中，像《奉使陕甘日记》这样篇幅小、整理难度大、信息密度低、知名度不足的稀见文献，往往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多次关注钦差奉使，特别是审理刑案的问题，经眼之史料遍及《实录》、档案、文集、年谱、笔记、报刊各类型，但其记录内容，均侧重奉使的工作过程与结果，而置钦差行旅细节于阙如。直到阅读、整理了这样一部小巧而充满生活细节的日记类史料，才对这一问题有了更直观、动态的认识，并打开了新的研究视角。由此亦可见不断发现、发掘新见、稀见文献的重要意义。

三、从两种日记所录诗作看《恩福堂诗钞》稿钞刻本成书过程

作为“八旗士族之冠”家族的最重要成员，英和著作颇富，后经刊刻者有《恩福堂诗钞》《恩福堂年谱》《恩福堂笔记》《卜魁纪略》《恩福堂试帖诗钞》等，未经刊刻而存其稿、钞本者，则有散文集、奏稿奏议集等等。其中，以诗集的版本情况最为复杂。

英和有诗名，一生吟咏不辍，又注重保存、编辑。他髫龄学诗，“为诸生时，若百菊溪（今按即百龄）、法时帆（今按即法式善）诸前辈结诗社、叠唱酬，酣沉于中者有年”[28]，所作古今体诗，于乾隆五十七年编为《蛾术集》[29]。通籍后则“纪恩遇、咏皇华，无不见之章句”[30]，并将所作几年一编，抄录以存。根据英和自订《恩福堂年谱》的记述，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五年七月者名《瀛洲集》，嘉庆五年至六年九月者名《容台集》，嘉庆六年至十年闰六月者名《民部集》，嘉庆十年九月至十一年正月者名《西馆集》，嘉庆十一年至十三年五月者名《水部集》[31]。诸集均经其师友、门生如法式善、戴衢亨、黄钺、胡敬、张问陶、吴嵩梁、谭光祜等阅览、品评，提出不少修改意见[32]。今《瀛洲集》《容台集》《西馆集》藏国家图书馆，《民部集》藏大连图书馆，均是由名家圈点批校的珍善孤本。

嘉庆十三年以后，或因职任日重，公务繁剧，英和虽然亦有诗作，却未能逐次整理、邀请师友评点。直至道光七年（1827）因失察家人增租一事被贬为热河都统，才有条件在公馀整理旧稿。其自称：

丁亥秋冬间，于滦阳节署公馀自捡旧稿，既选试帖示诸生，而于数十年所作沙汰归并，仅存若干卷。少壮之作，未尽删者，存其奉庭训、守师教也。抄寄孙平叔制府[33]酌定，而制府书来，欲付梨枣。感其意而坚却其请，索回原稿，并将当日前辈、友生题词悉付儿子，书以藏之。他日展观，聊以见结习未除，亦如虫鸟之应候而鸣，而平生所历一一如在目前，不啻记事珠矣。若以问世，则吾岂敢。[34]

道光七年（丁亥），英和亲自将包括以上诸集在内的，乾隆四十五年至当年所作古今体诗“沙汰归并”，辑为《恩福堂诗钞》十二卷。道光十一年，英和自黑龙江释归，自为之序，自称“若以问世，则吾岂敢”。道光十八年春，英和以此稿示阮元，阮元亦为之序。次年六月，英和病故，盖其生前并未将诗集付梓。《恩福堂诗钞》稿本十二卷，今藏上海图书馆。此外因为英和曾经居高位、享盛名，门生故吏甚多，是以其诗文著作“久已流播艺林”，“人之争先快睹者，抄胥有所不给”（穆彰阿等跋语）[35]，其中《恩福堂诗钞》亦有十二卷抄本流传，现存国家图书馆。该抄本字画端楷，抄录甚工，其卷次安排与稿本基本一致，但所收诗作数量、内容亦有不小的改动。而现在较多见的刻本《恩福堂诗钞》十卷《外集》一卷，是英和去世后他人所刻，其中《外集》所收，都是他寄赠、悼念夫人萨克达氏的作品。

除以上作品外，英和作为乾、嘉、道三帝的文学侍从之臣，还有许多“赓扬三朝宸翰”的应制之作，这些诗虽然难称具有文学上的美感，却是他夸耀词林身份的象征。道光六年，英和辑录自己从嘉庆元年至当年四月的应制诗，取名《赓扬集》，其抄本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另外英和谪戍期间所作，名《卜（步）魁集》；晚年在京闲居七载，则又辑新作，名《植杖集》，二集稿本均藏上海图书馆。

由此可知，英和赴戍以前诗作的整理刊定，有从稿本《蛾术》《瀛洲》诸集，到稿本《恩福堂诗钞》十二卷，到抄本《恩福堂诗钞》十二卷，再到刻本《恩福堂诗钞》十卷《外集》一卷的多个阶段，另外应制、试帖诗及晚年诸集又自成一系，不与其他作品混杂。

上文已提及，在《随笔》和《日记》两手稿中，亦有英和嘉庆七年随扈热河、十一年奉使陕甘途中的诗作102题、117首。考虑日记类史料的即时性，这百馀首诗作对应同年份的稿本，以及整理时间更晚的抄本、刻本，其初稿属性和原始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与其他版本逐诗对读，就能发现同一首诗，各版本收与不收，改动多少，都大不相同。

根据《恩福堂年谱》记述，《随笔》中的诗作所对应的诗集稿本应为《民部集》。该稿本现存大连图书馆，经询问该馆古籍部负责人得知，《民部集》与馆藏英和《赓扬集》合为八册，但仅存甲子、乙丑，即嘉庆九年、十年两年的诗作，而未见辛酉、壬戌、癸亥，即嘉庆六年、七年、八年的内容，故无法与《随笔》所录诗作相对照。而仅将《随笔》中的诗作与《恩福堂诗钞》稿本、抄本、刻本相对比，仍能看到其中复杂的变化。

《随笔》收录英和本人诗作共三十八题、四十二首，其中赓和御制诗二十题、二十首，均未收入《恩福堂诗钞》，收入《赓扬集》者十六首（其中《恭和御制“永佑寺瞻礼泣述”元韵》一首为原抄遗漏，另写夹签收入），未收入者有《恭和御制“继德堂”元韵》《恭和御制“敬题依清旷”元韵》《恭和御制“八月十三日恭逢皇考诞辰，敬诣永佑寺后楼拈香泣述”元韵》《恭和御制“参赞德楞泰奏报，歼毙首逆蒲添宝全伙千馀名，诗志感慰”元韵》四首。收入《赓扬集》的十六首中，十二首内容与《随笔》完全相同，其馀四首也只有字句上的些微改动。应制诗系奉旨赓和，且须进呈御览，主要用于展现作者天子近臣的特殊地位，文学性的呈现排在很次要的位置。因此，虽然《赓扬集》的整理誊抄远在道光六年，与诗作的创作年份——嘉庆七年相隔十九年之久，但英和在整理这类作品时，仍尽量保持原貌而少作改动，与处理其他诗作的态度颇不相同。

《随笔》中的另外十八题、二十二首诗作，有十题、十一首收入《恩福堂诗钞》稿本、抄本，但刻本只收入其中的七题、八首，《连得颁赐鹿肉恭纪，次石君朱相国韵》《入崖口随驾行围即事》《蒙恩赏穿黄马褂恭纪》三题又为刻本所无。值得注意的是：

1.在这十题诗作中，《随笔》及稿、抄、刻本题目、内容完全相同的惟《出崖口》一首，其馀各首均有或多或少的差异。2.大部分诗作的稿本较《随笔》改动幅度大，而抄、刻本与稿本内容接近；个别诗作的稿、抄本与《随笔》接近，刻本改动最大。如《随笔》中有《归营后炮兔佐饮，以雉遗朱石君相公，旋有诗言谢，因自作一首答之，兼示铁箫》一首，在内容上，稿本仅改一字，抄本与稿本同，而刻本将末尾两句由“兴酣胆益豪，所向鲜惊恐。即鹿期来朝，献尾答天宠”，改作“持鼓过雷门，所恃在无恐。期共赋《车攻》，拜舞酬天宠”[36]。显然是在刊刻前对这两句进行了重写。3.抄本所录诗作有改回《随笔》原作的情况。如《留题挂月山庄》一题（二首）中的第二首，《随笔》原作有“对月壶觞引，挑灯笑语呼”句，稿本改“笑语呼”作“怀抱娱”，抄本仍作“笑语呼”，刻本则与稿本保持一致[37]。

《日记》中的诗作所对应的诗集稿本《水部集》不见于著录，不知是否存世。《日记》中共录古今体诗六十四题、七十二首（其中并无赓和御制之作，故无作品收入《赓扬集》），与《恩福堂诗钞》稿、抄、刻本的关系表现得更为复杂。其中稿、抄、刻本均未收者有十二题、十二首，姑毋庸论。其馀五十二题、六十首，在收与不收问题上分为五种情况，即：稿、抄、刻本均收；稿本、抄本收，刻本未收；稿本、刻本收，抄本未收；稿本收，抄本、刻本未收；稿本、刻本未收，抄本收。但从未出现稿本未收，而刻本收的情况。

在内容上，《日记》所录诗作之修改情况呈现出与《随笔》诗作大体相同的特点。即：1.《日记》与稿、抄、刻本所录内容完全一致的诗作只有一首，题曰《夜行》；2.大部分诗作的稿本较《日记》改动幅度大，抄、刻本与稿本内容接近；少部分诗作的稿、抄本与《日记》接近，刻本改动更大。如《日记》中有《郭有道祠古槐行》一首，作：　

林宗墓前有古槐，土人传说先生栽。交柯接叶十围大，千载未曾遭劫灰。

日夜雨露得有养，天之所笃因其材。我今抚树非爱树，望古遥集心低回。

当时声价龙门李，共济同舟夸两美。葛绖公尝守礼经，刍束人来取诗旨。

我从萧菌企芝兰，接此条枚忆杞梓。枝折真如垫角巾，樗散终怜弃珠履。

临风凭吊登祠堂，寻碑好为拓硬黄。典型渺矣岂可得，虎贲原不如中郎。

只有孤槐是旧物，杈桠老干龙回翔。天留作伴亚夫树，人喜常看召伯棠。[38]

稿本在字句上小有润色，如将“得有养”改作“得所养”；“我今（抚树非爱树）”改作“停车”；“接此条枚忆杞梓”改作“攀陟条枚仰杞梓”；“岂可得”改作“岂能见”；“（只有）孤槐”改作“古槐”；抄本未收；刻本则大改作：

林宗墓前有古槐，土人传说先生栽。交柯接叶十围大，精灵飒飒随风来。

生前匿迹免党锢，死后余荫钟瑰材。过者爱德兼爱树，停车下马心徘徊。

当时声价龙门李，仙侣同舟夸两美。况闻葛绖守礼经，生刍悟得诗人旨。

我从萧菌企芝兰，攀陟条枚仰杞梓。风流空想垫角巾，黄琼赵典非知己。

临风凭吊登祠堂，铭辞端不愧中郎。典型渺矣那复见？空于淡处寻文章。

矧兹古槐是旧物，参天老干龙麟翔。贞固隐括宜视此，勿翦常同召伯棠。[39]

3.亦出现抄本所录诗作并未因循稿本，反而照《随笔》原样改回的情况。如《游玉泉院》一首，稿本将《日记》原作“至今寐謦欬”改作“高眠自宋代”，抄本即改回，而刻本与稿本同，作“高眠自宋代”[40]。

除以上三点外，《恩福堂诗钞》稿本中出现了三首《日记》中未见，但显系英和奉使甘肃途中所作之诗，分别为《复得绝句》《游果林石洞》《灞桥》；抄本存《灞桥》一首；刻本存《复得绝句》《灞桥》二首，但《复得绝句》题作《骊山驿舍》，系袭用《宿骊山客舍》题目，而将内容替换。再者，稿本中《李空同故里》《倭泽圃制府邀同初颐园、蔡小霞两前辈游五泉山》二诗，虽然题目与《日记》所收相互对应，但内容完全不同，前者抄本未收，刻本所收与稿本大致相同；后者抄本、刻本均未收录。

将《随笔》《日记》诗作与所见各版本逐一核对，即可以勾勒出《恩福堂诗钞》各版本文献生成的大致轮廓。

首先，英和在道光七年整理诗集时，主要参照《瀛洲》《容台》《民部》《西馆》《水部》诸集，《随笔》《日记》所对应的《民部》《水部》二集，笔者尚未访见，但可以想见，其所收诗作，较更原始的日记已有所不同。如《复得绝句》《游果林石洞》《灞桥》三诗，《日记》未见，却收入《恩福堂诗钞》稿本，可见英和在奉使途中的创作，亦不仅《日记》所收之数，且草稿应另有收贮，故得在后来整理成集时复行编入。

第二，国图藏《恩福堂诗钞》抄本主要以《恩福堂诗钞》稿本为抄录对象，少有改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抄录者在抄录过程中，应该参考了较稿本更为原始的诗作版本。表现在：有三首诗作稿本未收，但《日记》、抄本均有收录；另外多次出现《随笔》《日记》与稿本内容参差，抄本依《随笔》《日记》而违稿本的现象。《奉使陕甘日记》与《恩福堂诗钞》抄本卷首都钤有“詠春所收”印文，同为道咸年间的篆书名家杨沂孙收藏。抄本字画端楷大气，体现出抄录者很高的文化修养。杨沂孙虽然是江苏常熟人，但系道光二十三年顺天乡试举人[41]，中式前曾在常州从学英和门生李兆洛，并游于京师，或与以英和家族为核心的道光中后期满汉科举士大夫群体有一定联系，从而寓目、抄录，乃至收藏了其部分作品。

第三，《恩福堂诗钞》刻本所收诗作，系稿本的子集，即整理者纯以稿本为底本，而未参校抄本或收录原作的《随笔》和《日记》——那些存于其他版本，而稿本未收的诗作，刻本中一概不见踪影，且对其他版本正确而稿本错误的内容，刻本也有所沿用。如《日记》中有《正定隆兴寺瞻礼》一首，稿本将题目错改为《正定兴隆寺》，抄本依据原作改回“隆兴寺”，刻本则仍作“兴隆寺”[42]。不过，刻本虽然纯以稿本为底本，不像抄本参校了更原始的版本，但其对稿本诗作内容的改动，却比抄本更大，有些作品甚至突破了字词层面的修改，对诗的篇章、句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正。

整体而言，刻本中经过修改的诗作，其文学性优于稿本，显得更加工稳生动。如《奉使甘肃，及门诸子送于普济堂留别一律》颔联，稿本作“春光才到柳，风色半因沙”，刻本改作“春光青到柳，风色白飞沙”[43]。将“才”“半”两虚词改作“青”“白”两个描绘色彩的字眼，不但增加了对仗性，且使诗句更加形象灵动，描摹出北京初春柳色青青，而沙尘漫天的景象。《入山西境》一首颈联，稿本作“零星草色无情碧，镇日桃花别样红”，刻本改作“马嘶芳草无情碧，犬吠桃花别样红”[44]。“马嘶”“犬吠”二词，将动物的叫声、姿态融入诗间，与芳草、桃花相映衬，备见行旅之活泼，春色之昂然。《介之推庙》第二首，稿本作“聊学夷齐事高饿，藏弓烹狗见几先”，刻本改作“聊学夷齐事高饿，不争狐赵立功先”[45]。以“伯夷叔齐”对“狐偃赵衰”，用典贴切而前后工稳，符合介子推功成身退、高洁不争的特点。《韩侯祠》一首颔联，稿本作“才高宜善用，功大复何矜”，刻本改作“才高偏哙伍，功大并彭称”[46]。从以主观视角直白地批评韩信才高不能善用、功大自矜而取祸，改用《史记··淮阴侯列传》“生乃与哙等为伍”的典故巧妙铺陈，更见韩信功高盖世、目空一切的历史形象。凡此种种，例证颇多。

英和在世时，并未将诗作付梓，是以刻本的成书可能存在两种情况。第一是由作者本人完成最后的誊清稿，抑或是在作者的授意下，由其亲近信任的子弟、友生完成，并取得作者认可。从阮元的《恩福堂诗集序》中可以看到，道光十八年春，英和以《恩福堂诗钞》“写本”示之，即或有索要序言，拟行刊刻之意，只是因为英和在十九年六月猝然溘逝，而未能成。因此，《恩福堂诗钞》刻本可能是英和晚年对诗稿进行再次删修的结果，且删修工作并未参考包括《随笔》《日记》在内的更原始版本，而仅仅以道光七年的《恩福堂诗钞》稿本为对象。

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情况，即英和生前并无刊刻《恩福堂诗钞》的意愿和准备，去世后，其子孙或自行，或邀请富有诗才的师友代为选汰、润色，以期作品更加完善可读，而后将其付梓刊印。张剑曾总结此类文献文化现象说：“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历代积累下来的文集汗牛充栋。这些文集的编刻很多是由家族后人完成的，在具体编刻过程中，出于为先人讳的宗族'孝’文化心理（当然也有出于阅读圆满的求全心理）和完善家族精神共同体的目的，对先人作品苴陋补阙，踵事增华，其实是数千年来中国文献学史上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做法，我们不妨名之曰'家族文化的层累性构成’。”[47]英和家族虽然是源出白山黑水间的满洲人，但作为清中期的“八旗世族之冠”，已经完全浸润于汉文化的传统之中，纯然以“儒臣”“书生”自居，其子奎照、奎耀，其孙锡祉，均是进士、翰林，有很高的文化追求，为父祖修订、编刻诗集，亦符合“家族文化的层累性构成”。

四、融诗入境：日记中的诗史与诗情

英和虽然有能诗之名，实则多借重其清贵家世和少年早达的经历，得以在顶层的满汉士大夫交游圈中相与唱酬，高抬声价，是典型的“诗以人重”。他晚年的《卜（步）魁》《植杖》二集，尚可称“穷而后工”，至于中前期的诗作，仅就文学技法而言，并无特别出众之处，应制诗更让人有穿凿附会、索然寡味之感。单去翻阅他的诗集，恐怕难有兴致通读下去。不过，如将这些诗作重置于扈从、奉使的旅途记录，特别是生活细节中，诗事结合、文史互证，再加以品读，则平淡之气渐减，而似觉有味。

如《日记》中所记英和奉使甘肃，一路向西，途中遇到两位宦途失意的旧友：一是去程在定兴县碰到前往福建军中的百龄。百龄姓张，字子颐，号菊溪，汉军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故英和在《日记》中尊称其为菊溪前辈、菊翁。先是，百龄在广东巡抚、湖广总督任内获罪，议褫职遣戍，奉旨改在实录馆效力，嘉庆十一年三月，因台湾蔡牵之乱，百龄又素有能事之名，所以授予他六品顶戴，命其赴闽协办军需，遂遇英和及其搭档初彭龄（号颐园）一行于途次。英和与百龄同为旗下读书名士，从作秀才起，即“结诗社、叠唱酬，酣沉于中者有年”，《恩福堂诗钞》中提到“菊溪”“菊翁”之处甚多。而此次路遇，英和为钦差大臣堂皇奉使，百龄以戴罪之身军前效命，相见不能无诗，又不能不有所感慨。是以英和在《日记》中，留下三首关于路遇百菊溪的诗作。第一首作于定兴相见之日，名为《喜晤菊溪前辈，叠寄怀诗韵》，诗作：“举世难知己，何人解爱才。眉从今日放，首为旧时回。佳客杯同泛谓初颐园先生，行厨瓮又开。浓阴春日里，好共话归来。”[48]第二首是给初彭龄的和诗，题曰《颐园先生于徐沟客舍以路遇菊溪前辈感赋诗见示，即次元韵》，诗作：“长安西去赋从游，春色苍凉淡似秋。古庙好同寻不窋（庙在庆阳），雄关今喜近偏头。衔杯我感三生石，得句公居百尺楼。闽海烟波应尽静，军中新政有参谋（闻菊翁即日赴闽，同办军需）。”[49]第三首则写在一个月后，其时一行人已抵甘肃庆阳，但英和仍对南行的百龄念念不忘，作《月夜怀菊溪前辈，用老杜韵》一首，诗曰：“弹指驹驰隙，惊心雁别群。北河才话旧，闽峤又从军。梦断他乡月，神迟远岫云。破杨应八日，纪事赖高文。”[50]英和行旅客居，本有思乡之情，与从军闽峤，梦断他乡的前辈师友自有一份感同身受，何况百龄另有戴罪立功的巨大压力，惟望其参谋军政，早靖海疆，才有回首放眉，共话归来的希望。清代政府考绩甚严，即便卿相督抚，也难免动辄得咎，轻则黜官降级，重则流配万里。英和与百龄不但同为八旗进士翰林，且为人行事，都具有负才自高而不拘小节的特点，是以英和与百龄的相遇，不但有惺惺相惜之意，亦难免物伤其类之叹，所作的三首诗，即灌注了这样的感情。

二是回程在兰州郊外碰到赴戍伊犁的那彦成。那彦成姓章佳氏，字绎堂，号韶九，满洲正白旗人。那彦成祖父大学士阿桂与英和之父德保未仕时曾同在咸安宫官学读书，那彦成本人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举人，次年成进士，德保是其乡试座师，故两家系通家世交。英和在《日记》中称其为“绎堂三兄”。嘉庆十一年三月，嘉庆帝以那彦成前在两广总督任内对海盗一意主抚，于练兵捕盗之事敷衍塞责，将其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遂遇英和于兰州城外。《日记》记载：“十九日……行至半途，遇那绎堂三兄于路旁土地，坐谈数刻，始放手。”无论称呼、动作，都显得与众不同。二人分别后，英和又作《怀那绎堂前辈》，抒发对他远赴绝塞的牵挂。诗作：“我赋归与君远行，东冈坡下话班荆。笳鸣绝塞人千里，铃语浮图夜二更。颖叔所思惟有母，不疑其奈本无兄。搏沙放手宁多嘱，古论还当诵养生。”[51]那彦成万里赴戍，其宦海蹉跌，较百龄的从军闽峤更甚。且那彦成是独生子，其幼年丧父，惟赖母亲教养成人，此次远行绝塞，难以尽孝膝前，是他最大的牵挂。英和与那彦成累世旧交，且同为侍奉寡母的独子、孝子，不能不为之担忧，惟有以宽怀养生相嘱，聊尽朋友之情。

如仅以篇章、句法、修辞、用韵等文学技法观之，以上四首诗，都称不上佳作，但将其融情入境于心灵史、生活史的层面，则未尝不令人有所动容[52]。而复将日记中的诗作与后来的稿、抄、刻本相比较，结合英和“遇事有为，而数以罪黜”的宦海经历，与“八旗世族之冠”的文化地位，观察其诗作的修改、加工过程，则可对其不同人生阶段的诗趣转移与心态变化产生不少同情之理解。

五、结论

英和的《壬戌扈从随笔》《奉使陕甘日记》两种日记，虽然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与同时代的官私史料参阅互鉴，对嘉庆前期史事的研究有所补裨。特别是英和其人勤于笔耕、富于著作，诗、文、笔记、年谱、奏疏等类型的史料均有留存，作为嘉道重臣，时人为其所作的传记、评价亦复不少。与这些记述相比，私人日记的原始性、主观性、细节性，既是呈现当事人情感史、心态史的最佳材料，也映照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研读这些看似琐碎的日记，可以让研究者暂时放下先入为主的时代背景与宏大叙事，沿着作者的视角沉浸于历史现场，对同一问题产生更多侧面、更多层次的理解与想象。

此外，清人在日记、信札中记录诗词，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只是因为文献类型不甚关切，或篇幅较大、内容芜杂，稿本字迹潦草难于辨认，而易为专门的文学、文献学研究者所忽略。同样，历史学者虽然对日记类史料较为重视，却经常轻视诗词等文学色彩较为浓厚的记录方式，对作者通过诗词流露的思想观点和生活信息往往一带而过，缺乏阅读耐心。事实上，日记中所收录的诗作，在文献学的角度，自有其研读价值，英和日记与《恩福堂诗钞》稿抄刻本的关系，即是一例。

注释

[1]《郎潜纪闻初笔》卷五《四世翰林》中提到本朝连续四代有家庭成员入为翰林的家族有：静海励氏、常熟蒋氏、无锡秦氏、商丘陈氏，和满人德保（英和父）一系（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上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92页）。

[2]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六三《英和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11412、11419页。

[3]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〇三《杨沂孙传》，第13894页。

[4]英和：《壬戌扈从随笔》，《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1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257-258页。下引均据此本。

[5]英和：《壬戌扈从随笔》，第277页。

[6]英和：《壬戌扈从随笔》，第271、274-282页｡

[7]英和：《壬戌扈从随笔》，第278-280、295-297页｡

[8]英和：《壬戌扈从随笔》，第258-259页。

[9]《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一〇三“嘉庆七年九月戊子”，《清实录》第29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85页。

[10]英和：《壬戌扈从随笔》，第332、345页｡

[11]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之《恩福堂笔记》卷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12]英和：《壬戌扈从随笔》，第306页｡

[13]英和：《壬戌扈从随笔》，第327页｡

[14]英和：《奉使陕甘日记》，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69页。下引均据此本。

[15]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九《英和本传》（国史馆撰），清光绪十七年（1891）增刻本，第22-26页。

[16]英和：《奉使陕甘日记》，第224-226页。

[17]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之《恩福堂年谱》“嘉庆十一年丙寅”条下，第352页｡

[18]英和等：奏为参革知县徐振鹏畏罪捏词遣弟赴京诬控审明定拟事，嘉庆十一年（1806）四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391-032。

[19]郑小悠：《清代刑部官员的形象：自我期许与外部评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34页。

[20]郑小悠：《清代刑部之堂司关系》，《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第61页。

[21]李于培，字滋园，山东安邱人，嘉庆元年进士，时任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官至直隶天津道。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一三《监司》九，第46-47页。

[22]《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一三“嘉庆十四年六月戊戌”，《清实录》第30册，第859页。

[23]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之《恩福堂年谱》“嘉庆十二年丁卯”条下，第364页｡

[24]英和：《奉使陕甘日记》，第217-218页｡

[25]英和：《奉使陕甘日记》，第244页。

[26]曾国荃：《山西通志》卷八〇《公署略》下，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第17-18页。

[27]英和：《奉使陕甘日记》，第268页。

[28]英和：《恩福堂诗钞自序》，《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49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9]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之《恩福堂年谱》,第340页｡

[30]英和：《恩福堂诗钞自序》，《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49册,第11页。

[31]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之《恩福堂年谱》，第344、345、350、359、368页｡

[32]英和《瀛洲集》稿本第一卷卷首有“壬戌（今按即嘉庆七年）初夏船山（今按即张问陶）校读一过，以〇丶记之”“癸亥（今按即嘉庆八年）三月廿三日黄钺再校读”“戊辰（今按即嘉庆十三年）孟春受业胡敬谨读”“嘉庆十三年冬法式善读一过”“东乡吴嵩梁校”字样；第三卷卷首有戴衢亨“敬读煦斋司农诗集辄成二律诗”签；卷末有“嘉庆壬戌六月吹铁箫人谭光祜读竟”字样（陈红彦等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37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94-195、409、500页）。

[33]孙平叔即孙尔准，嘉庆十年进士，系英和门生，道光初年官至闽浙总督，故称其“孙平叔制府”。

[34] 英和：《恩福堂诗钞自序》，《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49册，第11-12页。

[35]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之《恩福堂笔记》卷末，第68页。

[36]英和：《壬戌扈从随笔》，第308页。《恩福堂诗钞》，稿本见《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49册，第207页；抄本见《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375册，第506页；刻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37]英和：《壬戌扈从随笔》，第351页。《恩福堂诗钞》，稿本见《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49册，第211页；抄本见《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375册，第509页；刻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2册，第39页。

[38]英和：《奉使陕甘日记》，第201-202页。

[39]英和：《恩福堂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2册，第48页｡

[40]英和：《奉使陕甘日记》，第252-253页。《恩福堂诗钞》，稿本见《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49册，第280-281页；抄本见《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375册，第559-560页；刻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2册，第50页。

[41]李铭皖：《〔同治〕苏州府志》卷六五《选举》七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杨沂孙”条，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第39页。

[42]英和：《奉使陕甘日记》，第189页。《恩福堂诗钞》，稿本见《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49册，第257页；抄本见《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375册，第546-547页；刻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2册，第47页。

[43]《恩福堂诗钞》，稿本见《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49册，第252页；刻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2册，第46页。

[44]《恩福堂诗钞》，稿本见《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49册，第258-259页；刻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2册，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