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尼采丨回归自我的心灵之旅

cat1208 202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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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卡格（John Kaag）

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哲学教授，著有《美国哲学：一个爱的故事》（American Philosophy: A Love Story），该书名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2016年度好书榜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编辑选书。作品散见于《纽约时报》《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等众多刊物。

《攀登尼采》节选

在阿尔卑斯山区，任何地方都可能暗藏危险。你可以通过选择你的行走路线和方式，来提高或降低危险的程度。我走了通向菲克斯谷的那条较高的山路，它在海拔约7000英尺处穿山脉而过。不过，在行走了两个小时后，我暂时停下了脚步，望向头上的山顶处，朝那个方向走的话，就能到达海拔11200英尺的特莱莫吉亚峰。我并不格外想要到那里去，但我的确想要登上某座山的山顶。因此我采用了一种青少年时代常常使用的策略，直接沿着垂直方向爬向那条路。这段路也没多远，就几千英尺而已。在年轻时我曾这样做过，而这一次我也确信自己还能做到。

攀爬是一种很暧昧的活动，它处于步行和严格意义上的攀登之间的地带。你需要像野兽那样四肢着地，手臂前拉，双腿上推，全身协同用力。在阿尔卑斯山脉中，你可以走那些既定的可靠路线，它们由瑞士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标示了出来（这是由一群年逾八旬的老人组成的登山组织，所有其他运动员的功绩与他们相比都会黯然失色），你也可以自己爬出一条新路来。说实话，我很少见到有其他徒步者选择后者—其实亲眼见过的一个都没有，但我确信大多数攀爬者都在清晨出发，并且都会像我一样，先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前一百英尺再说。在几分钟之内，他们就会攀爬到一个你听不见他们声音的高度，继而彻底消失在你的视野里。我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飞跑着离开步道：可能是因为害怕自己因跨过了某种未被标记出的界线而被抓住，或是被惩罚。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我可以这样做。无论如何，在这个早上，我尽可能地加快步伐。

在阿尔卑斯山间攀爬，需要遵守两条规则（也可能还有其他规则，只是我尚未知晓）。第一条就是需要“找到一条线”—也就是说，找到一条你能活着爬过去的路线。你可以使用一张标注详细的地形图，但我始终觉得那像是在作弊。攀爬者需要找到的这条路线上松动的岩石应该尽可能少，并且不能有任何超过10英尺高的垂直岩壁。要当心所有可能打滑的表面—湿滑或结了冰的岩石，并且谨慎地判断靴子每一步的落点—或者，在我的例子中是旧运动鞋。而关于攀爬的第二条规则，则是千万不要被这个词无害的表象欺骗了。听上去，“攀爬”可能远没有“登山运动”显得危险。事实上的确如此，前提是你在攀爬过程中腰间得一直系着安全绳。如果一个登山运动员滑落山崖，我们会期待安全绳能救此人一命。但攀爬者的身上却没有绳索。你得在没有任何助力的条件下一直抓住岩壁，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不让自己置身险地，不要遇到落入虚空的可能。

攀爬一开始是很轻松的：半山处长满苔藓的草甸为我提供了用以借力的抓手，而且山的坡度也不算陡峭。脚下打滑的话可能会擦伤膝盖，但也仅此而已。我一步步向上攀登，顺利地爬完了第一段坡，没遇上什么麻烦。当然，这只是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上方需要继续爬的路线。又爬上了两段坡后，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始发点在哪里了。我试图找到它，但这只是徒劳。或许这并不是我的错，失去关于自己身后那段近期历史的视野，可能正是业余攀爬者的宿命。我知道我的出发点是在距此很远的山下某处，但究竟在哪里只有天知道。我对自己的目的地也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到了上方某个很高很高的地方，我就会停下。只有在过了几个小时之后，目的地才会显露出来。我发现了一条小路，通向菲克斯山谷上某条无名山脊的顶峰。在接近傍晚的某个时刻，我终于在某处岩石壁架上停下了脚步，它看上去和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悬崖很像。

这个地方已经够高了。我从几乎空无一物的背包里掏出《瞧，这个人》，并暗自发誓只读几页就转身下山，赶在夜幕降临之前。只读几页就好：“谁若善于呼吸我的著作的气息，他就懂得那是一种高空的气息，一种强烈的气息。人们必须是对此特别适合的，不然的话，在其中着凉伤风的危险是不小的。”《瞧，这个人》是尼采的自传。这是他处在精神崩溃边缘时所做的叙述。或许正是这个故事给了他许可，让他可以越过那条清醒与疯狂之间的界限。这的确是我读过的所有故事里，最为个人化，也最为真实地不真实的一个了。其中充斥着夸大其词和自吹自擂，突兀的转折和断裂，许多读者认为这是他此时心智已经失常的表现。“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的书”，这些都是《瞧，这个人》主要章节的标题。我同意，如果尼采本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言辞之浮夸，那他就彻底疯了。但这些却都是有自知的、假装出来的吹嘘。

反讽允许人同时说两件事情，实际上，它让人可以在同一句话中传达两个互斥的现实。它让人可以同时言说爱与恨，感激和忘恩负义，拯救和罪孽，高歌猛进和一败涂地。“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家”“我是完美的家长”“我有绝对的自知”，此类全然不可信的夸张语句，实际上就是在诚实地表明自己所述有多么远离实情。反讽是有两张面孔者的语言，它让你可以同时做颓废者与其反面。尼采承认：“这样一种双重的经验，这样一种向表面上分离的世界的接近，重复出现在我天性的每个方面：我有极其相似的两副面孔，除了第一副面孔，也有第二副面孔。或许还有第三副面孔呢。”

或许这些都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或者更具体地说，就像朱利安·杨所论证的那样，是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或者尼采是在引导读者的目光，让他们注意到很大一部分人现实背后的分裂本质，注意到一个人在其成年生活中经历到的那些分裂和断裂。去深切地感受“变老”所带来的、掺杂着智慧的哀伤，去理解一个人的青春并非早已逝去，而是藏匿在某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直面自我毁灭，而同时又渴望着创造—这就是与《瞧，这个人》搏斗的体验。为人父母也就意味着在现实中实践责任和个人自由之间的这种割裂—全心全意爱孩子，但同时也在人格中保留一部分不受养育子女这一活动影响的东西。尼采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分裂的自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尼采的标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瞧，这个人”是本丢·彼拉多在钉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将他指给众人看时说的话。这时耶稣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头上戴着荆冠，作为人们对他的最后一项侮辱，还披着国王的紫袍。瞧，这个人，他如此软弱和痛苦。瞧，这个人，他竟然冒称弥赛亚。在卡拉瓦乔于1605年绘制的关于这个场景的画作中，彼拉多身穿16世纪贵族—学者的服饰，站在耶稣身前，直视着画面外的观众。就好像他刚刚拉开帘幕，正在将未来的弥赛亚呈现在我们面前一般。他的姿势和那只扬起来指向耶稣的手都清晰地说道：“看，我早告诉过你们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而耶稣就站在旁边，有些人甚至会认为他根本不是这幅画的重点—就只是一个身材中等、凌乱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荆冠的家伙，目光看向地面，像是在为自己身处的困境感到羞耻。他身后就是那个折磨他的人，一个奇异的两副面孔的人，正在给这个被定罪者披上袍子，既出于憎恨也出于怜悯。当然，耶稣才应该是那个最典型的分裂的存在—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但在《瞧，这个人》中，他完全是人性的，或许还太人性了一点。在《瞧，这个人》的结尾处，唯一还剩下的，就是空空的坟墓这个谜题。

开始下起了小雨。此时已近傍晚，虽然我不大情愿，但还是要尽快离开这里了。我向悬崖边缘望去，看到了一处高约200英尺的断崖，之后坡度渐趋平缓了些。《瞧，这个人》是关于“暴露”的，将自己拉出人群，显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身上那些通常被视为禁区的部分。攀岩者们提到“暴露”1，也有的时候总是带着那种独特的、混合着钦慕和恐惧的语气，而且他们也理当如此。将自己直接暴露在严酷的自然中，有一种致命的胜利意味。尼采引用了奥维德的一句话“Nitimur in vetitum”，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追求被禁忌者”。他在都灵的最后那段时间，刚刚完成《瞧，这个人》的写作时，著名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会的，我会发疯的。”

为什么尼采和荷尔德林都如此被恩培多克勒吸引？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爱—恨宇宙观。传说恩培多克勒本人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登山者。有一天，他登上了埃特纳火山，这是一座位于西西里岛东岸处的活火山，比那座更著名的、埋葬了庞贝城的维苏威火山还要大上一倍半。恩培多克勒爬到了埃特纳火山的山顶，纵身跃入了火山口中。

这并不是普通的自杀而已；根据传说，他的死其实是永恒生命的开端:当他被火焰吞噬时就被赋予了不朽。如果你这样解读这个故事的话，会觉得在正确的时刻死去其实颇有好处。尼采年轻时读到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之死》，并立刻迷上了它。在《瞧，这个人》中他又明确地回到了这个主题：“一个人要想不朽，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在他的一生中，他必须死好几次。”罗马诗人贺拉斯将恩培多克勒之死视作一个典型的创造行动，一个证明了规律的存在的例外—艺术家有这种为了独创性而毁灭自我的倾向，同时他们这样做也是被允许的。

我从被打湿了的书中抬起头来，向山下看去。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忘记了“找到路”这项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攀爬者应该为自己规划出一条可以轻松下山的路线。在干燥的环境里，这算不上什么巨大的困难。但现在小雨下个不停，岩石都又湿又滑。很多被困在山上的游客实际上都不是正儿八经的登山者，而是些攀爬者，他们不慎爬得太高，然后就因为惧怕坠崖不敢往下走了。运气好的时候，会有直升机过来救他们脱离困境，回到安全的区域。上一次造访阿尔卑斯山脉的时候，我就目睹过这一场景：两名身穿红色雨披的徒步者爬到了科尔瓦奇峰上一万英尺高的地方，然后被困在了某条山脊上，无法向前一步。当直升机前去营救他们时，我都为他们感到窘迫。现在我打算在雨中试试运气，但这次我会很小心的。

我缓慢地向山下行进，黄昏也倏然而至。我突然想起了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之死》中的一个我之前忽视了的情节。这首诗的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埃特纳火山上。恩培多克勒已经到了山上，思考着自己的命运，就在这时，他的亲人和好友们找到了他。妻子恳求他从岩石壁架上下来，再尝试一次过正常人的生活。然而，她的恳求让他更加确信了，下山的路只有唯一的一条。如果一个人需要被别人恳求着离开悬崖边缘的话，那么火焰或许的确有它的魅力。恩培多克勒跳进火山，不是为了获得不朽，而是为了证明他已经超脱了生命这场漫长的苦难。他被火焰彻底烧灼殆尽，几乎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或许只留下了一样东西。在远离埃特纳火山的某个地方，一只青铜制成的凉鞋从天而降。恩培多克勒的鞋子，是他这场或致命或神圣的试验留在世上的唯一遗物。

或许，《瞧，这个人》就是尼采版本的恩培多克勒之跃。他并不是失足滑落：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看起来很疯狂，可能也的确如此，但这疯狂也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

再或者，《瞧，这个人》只是尼采的凉鞋。

——来自《攀登尼采》

这是一个关于两次哲学之旅的故事：一次发生在约翰·卡格的青年时期，19岁的他只身前往阿尔卑斯山，在群山间寻找尼采写下名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灵感之源；另一次则发生在17年后，人到中年的卡格已经为人夫、为人父，在截然不同的心境之下携妻女重上阿尔卑斯山，再度与尼采的困境与救赎相遇。

何为“超人”？如何“成为你自己”？这是尼采哲学中两个极为关键的命题，而本书作者卡格认为，这两个问题在某个层面上可以合而为一。“超人”是对平凡自我的超越，但实际上也正在“自我”之中；“自我”并非一个被动存在于某处等待我们去发现的事物，而是一个在不断积极变化的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的形象。

攀登尼采，是攀登尼采走过的崎岖山峰，是攀登尼采哲学中的精奥之处，也是在攀登的姿态里叩响与尼采理想的共鸣，在人生无可避免的坠落处，找到那条回归自我的“超人”之路。

《攀登尼采：回归自我的心灵之旅》是美国青年哲学家约翰·卡格（John Kaag）的一部哲学随笔，英文书名叫作Hiking with Nietzsche: On Becoming Who You Are，曾在2018年被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评为年度好书。如果现在到Amazon上搜索，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英文首版出版于2018年9月。

在这本书里，作者卡格与尼采相遇过两次。

第一次是19岁的时候，初窥哲学门径的他“正在写一篇研究论文，探讨尼采与和他同时代的美国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著作中讲述的天才、精神失常以及审美经验”。

不知是他的写作不尽如人意还是太令人惊喜，“之前一直在家乡过着被呵护备至的生活，几乎从未踏出过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无形围墙”的卡格收到了一个装着3000美元支票的信封和一句神秘的导师建议：“你应该去巴塞尔。”

“巴塞尔是尼采生命中的转折点——之前他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过着与其他学者没什么两样的惯常生活，但在去了巴塞尔之后，他就变得越来越离经叛道，成了欧洲独一无二的哲学家式的诗人。”卡格如是写道。

但紧接着他就发现，改变尼采的并不是“全无灵魂”的巴塞尔，而是他接下来那段“隐居山林”的时光。于是本应在图书馆查完资料就走完这趟巴塞尔观光之旅的卡格，只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晚上，很快就决定要去重走一遍隐藏在阿尔卑斯山间的尼采真正的哲学之路。

就像是一种只有既有闲又有兴致的青年人才会实践的行为艺术，卡格与尼采漫长的纠葛就此开始了。辗转进入深山的卡格在一步一步的徒步旅行中，体会到了一种来自哲学的身心的疼痛，刺激他生发出了无限的思考。在深夜的荒野里，在猛烈的山风中，在持久的禁食后，他一度走到了深渊边缘，考虑纵身一跃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但最终却退回了“尼采之家”——一座由尼采的山中故居改建的博物馆和旅店——并从这里下山，回到了自己原本的生活中。

很多年后，青年卡格经历了毕业、工作、结婚、生子，成了一所大学的哲学教授，有了一位同为哲学家（却讨厌尼采）的妻子，以及一个可爱的女儿。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卡格的生活似乎处处令人歆羡，但是在每个短暂地从逼仄的轨道上抽身、假装遗忘人生只能向前的喘息时刻，他都会想起在阿尔卑斯山中和尼采一起度过的那个夏天。曾经那种濒临坠落的体验，是人到中年才能体会的偷欢时刻。

所以36岁这年，他带着妻子和女儿重上阿尔卑斯山，想再去追问一次。这是他与尼采的重逢，也是他与自己的重逢，但事实上，谁都无法真正重逢，再见时只能要么坠落，要么超越。

在卡格的笔下，尼采就像一个相知多年的老朋友，但他们之间又永远有各自保留的隐秘角落。他在山间写下的思索，既是对尼采哲学的诠释，也是对自我精神的剖析，这是两代哲学家的隔空对话，你不能指望通过它来“读懂”尼采，但是说到底，谁又能真正“读懂”呢？

不如先读懂自己，就像卡格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