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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即前三十年衰落、后二十年复兴和新世纪二十年繁盛。总体上看，当代七十年（尤其后四十年）散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一大批散曲文献整理、曲体曲律和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科学地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曲学史问题。总结评述中国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可谓意义重大，其目的是鉴往开来，促进学术发展。对学术发展史的总结评述，既要以重要成果和重要问题为基础，也要对问题研究和成果产生的时代环境和文化思潮有所关注和思考，才能获得对散曲学术发展史的较为全面正确的认知，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总结评述，才能对未来的研究提供正确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散曲；散曲史；散曲研究；散曲学；当代七十年；发展阶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不少学科都有学者对本学科过去七十年的研究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与反思，并对该学科未来之发展做一些展望，这对推进学科发展，无疑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李昌集教授也有撰文总结[1]。他的总结启示学界同仁回顾当代散曲学走过的历史路径，一起检点成绩，正视问题，共同面向将来，这很有意义。不过，他的文章并没有用主要篇幅来全面系统地总结论述当代七十年之散曲研究，而是用三分之二以上篇幅来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主流”与“非主流”以及对散曲发展史上几个问题的个人看法。散曲研究是否真的如李昌集教授所说“面向的是古代非主流的文学”以及对“带过曲”的渊源和性质、对明代南北曲盛衰演变的历史脉络、对晚明北曲大家薛论道散曲创作成就等问题的认知是否正确，限于篇幅，将另文讨论，本文拟先就中国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综论发表一些看法。不妥之处，还请昌集教授与学界同仁不吝批评指正。众所周知，学术综述之目的在鉴往开来，故其完整性、系统性、准确性、概括性、深刻性、前瞻性等，是所有做综述者都在尽力追求的，但因诸多原因，遗漏缺失在所难免。李昌集教授的《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的综论仅4600字，不仅其篇幅明显不够，再加上资料掌握有限，故其遗漏、缺失不少重要内容就在所难免。比如，对“七十年散曲研究”基本笼统概述，那么，这七十年间散曲研究是否有阶段性变化？如果有，其阶段性特征又有怎样的呈现？各阶段之世风、学风对散曲研究又有怎样的影响？七十年间，学界讨论和解决的重要问题都有哪些？港台散曲研究，是否应一并纳入论述？这一系列重要问题，既关系到是否能正确认识和总结中国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也关系到中国散曲研究之未来发展，故不能不对中国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做重新论述，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如果将“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做笼统概述，那就既忽略了阶段性变化与各阶段特征，也忽略了不同时代之世风、学风变化对曲学研究的影响。诚然，这些内容对于我们大多数过来人而言，都基本清楚，但对后辈学人来说，却大多茫然，忽略这些内容，不利于鉴往开来。如果就中国大陆散曲研究的情形而言，明显呈现出三个阶段和迥然有别的阶段性变化，即1950-1979年的衰落期、1980-1999年的复兴期、2000-2020年的繁盛期。本阶段见诸报刊的五十余篇论文，其主要内容大多仅围绕《潼关怀古》《高祖还乡》《上高监司》等几篇套数展开论述，且主要就这些表现民众疾苦和讽刺帝王的作品进行表面化的“阶级性”分析，比如一些文章很激烈地争论“那位能够穿上绸衫接驾的乡民究竟是贫农还是地主”等等，很少有成果涉及曲本体的研究。除几部高校中文系的文学史教材涉及散曲题材内容、发展分期和风格流派等综合性问题之外，20世纪前期已由吴梅、任讷、卢前、郑振铎、冯沅君、梁乙真等先生展开的散曲起源研究、曲体构成研究，以及曲律技巧、风格流派、发展分期等问题的研究，此时基本无论文论著涉及。总体而言，大陆衰落期三十年的散曲研究，成果很少，理论批评和曲本体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是文化学术政治化带来的结果。此期间值得重点叙及的成果，主要有隋树森先生对《阳春白雪》《太平乐府》等元曲选集的点校和最终编成的《全元散曲》、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中国戏曲研究院辑校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这些散曲文本和研究资料的辑录整理，为后阶段之曲学研究复兴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港台的散曲研究一方面以郑骞、汪经昌、卢元骏、李殿魁等为代表的研究者继承了20世纪前期吴梅、卢前等人曲本体研究的传统，在曲体结构和格律谱式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另一方面，罗锦堂又继卢前20世纪30年代初撰写的《散曲史》（执教四川大学时的讲义）之后，写出了又一部较为详细的中国古代散曲通史（多借鉴郑振铎、冯沅君、梁乙真诸位先生的研究结论）；这便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继承了老一辈散曲发展史的研究传统。港台郑骞、汪经昌、卢元骏等第一代港台曲学家奠定了重视格律曲式研究的基础，由此形成传统。迄今为止，在硕博论文选题方面，仍然以此类曲本体研究为胜，即便集中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张养浩、张可久、陈铎、冯惟敏等一流曲家之个案研究选题，亦主要侧重于曲式结构、曲牌格律、创作技巧等曲本体研究，用功较深，积累丰厚。其研究方法，普遍采用立足文本细剖与实证分析，继承了老一辈扎实的朴学传统。就总体而言，从1950-1979年的三十年中，散曲文学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港台地区，并以曲谱曲律之学为主，以发展史的研究为辅，这二者与大陆隋树森先生的元散曲文献整理研究和孙楷第先生曲家生平研究一起，继续延续着中国散曲研究的学术命脉。伴随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思想松绑，文化学术复苏，研究生教育恢复，对外学术交流日渐频繁，散曲研究出现复兴局面。本阶段，大陆的散曲研究成果较前三十年大增，论文（据知网检索）约700篇、各类著作230余种，是前三十年成果的十余倍。尤其在元代散曲研究方面，成绩尤为显著，这可以从五个方面见出：一是散曲作品和研究资料搜集整理成绩显著；二是通论性成果不断涌现；三是研究领域的新开拓（如作家个案、作家群体、专题内容、曲律曲论等研究都有新开局面之作）；四是重要问题研究有新进展（如曲体起源与形成研究、元散曲发展阶段与阶段性特征研究、元曲语言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五是散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意识的进一步强化。凡此等等，在二十年前就已有较为详细的专论，读者可以参考（参见赵义山：《二十世纪元散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这里不再详细展开。此外，还须特别补充四点。第一，本阶段散曲作品的普及，是继明嘉靖、万历后又一个较有成效的时期，除隋树森《阳春白雪》《太平乐府》等几个校点本和《全元散曲》重印之外，另如《元曲三百首》《元散曲选注》等各类曲选约140种，文学爱好者不知散曲为何物的状况大有改变。第二，明清散曲文献的收集整理成绩显著，尤其是谢伯阳辑编的《全明散曲》，凌景埏、谢伯阳合作完成的《全清散曲》等重要散曲总集出版，为散曲研究由元代拓展至明清，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第三，大陆一批词曲学博士、硕士逐渐成长为散曲研究的中坚力量。第四，港台之散曲研究仍在平稳的发展之中，且与大陆一样，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即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其繁盛景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研究成果呈爆发式增长。论文猛增到约1700篇，尤其硕、博论文显著增加（博论30篇、硕论190篇），各类著作增加到430种，约为复兴期20年论文著作的两倍多。二是散曲作品进一步普及。各类散曲选本达265种，超过有史以来散曲选本之总和，虽然其中一部分选集不免平庸，但由市场需求反映出散曲正被社会乐于接受。三是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由此前基本为元散曲研究的一枝独秀，进一步拓宽到明清散曲研究、小说寄生散曲研究、民国散曲和现当代散曲的研究等等。四是众多研究领域又有新开拓。如重要散曲文本新发现、明清散曲断代史研究、词曲互动研究、散曲流派研究、散曲作家个案研究、参考资料辑纂，以及明代南北曲发展演化等诸多问题的澄清等等。五是曲本体研究受到重视。六是古代散曲研究与当下散曲创作及地方文化建设相结合。这些新成绩的取得，除继续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学术思想相对自由以外，也更得益于国家经济发展后对学术文化的大力支持，尤其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各省市社科基金的有效资助，20世纪以来散曲研究的学术积淀和一些重要成果的辐射以及两岸学风的相互影响和中国散曲研究会坚持不懈的组织推动等，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从过去七十年散曲研究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来看，在20世纪中叶，郑骞、汪经昌、卢元骏、罗忼烈等第一代港台曲学家奠定了曲学重视格律、曲式研究的基础，由此形成传统，迄今为止，在硕博论文选题方面，仍然以此类曲本体研究为胜。大陆之散曲研究虽在前三十年一度衰落，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在接下来的两个二十年中，无论是如谢伯阳、汪超宏等人的散曲文献汇集整理，王季思、黄天骥、吴新雷、门岿等人的散曲作品选注，蒋星煜、赵义山等人组织的散曲作品选析，袁世硕、李修生、王学奇、吕薇芬等人曲学工具书的编纂，孙楷第、隋树森、赵景深、张增元、汪超宏等人的曲家考订，蔡毅、俞为民、孙蓉蓉等人的曲学资料汇编，王学奇、谢伯阳、吕薇芬等人的曲家别集整理，吕薇芬、赵义山、时俊静、罗辉等人的曲律曲牌研究，羊春秋、李昌集、赵义山、梁扬等人的散曲史撰著，叶长海、李昌集、杨栋等人的曲学理论研究，孙玄龄、刘崇德等人的曲调音乐研究整理，以及一批硕、博生的散曲作家个案研究等等，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其全方位展开的研究态势，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的发展中，明显是后来居上的。在当代散曲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方面，尽管《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中也多有罗列，但在散曲文献发掘整理、资料汇编和研究论著方面，仍有一些重要成果被遗漏。1、外籍学者陈靝沅教授新发现的康海《沜东乐府后录》（《沜东乐府后录》所收小令185首、套数82套，参见陈靝沅：《新发现康海散曲集<沜东乐府后录>校笺》上、下，分别载于《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4期、第5期），其重要意义在于：使明中叶北派散曲领军人物康海的现存散曲作品在《全明散曲》等收录的基础上几乎翻倍，这对于曲学史研究者重新认识和评价康海散曲创作的成就以及重新认识明中叶南北曲的演化发展，皆有重要意义。2、叶晔新发现的晚明重要曲家李应策《苏愚山洞续集》（《苏愚山洞续集》收小令488首，参见叶晔：《李应策<苏愚山洞续集>的戏曲文献价值》，《文献》2008年第3期），其重要意义在于：因李应策与薛论道两位北曲大家都集中在晚明，这势必彻底颠覆“昆腔以后北曲亡矣”的传统曲学史观。3、《雍熙乐府》为明中叶郭勋所编，共收南北曲小令1900首，南北曲散套、剧套1120余篇，是现存收曲最多的一部曲总集，但90%以上作品不著撰人。隋先生《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2]考出了近半作品之作者姓名，对研究元明散曲、剧曲提供了极大方便。4、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3]从元明以来一千余种方志中汇集了元明清曲家650余人的研究资料，其中散曲作家140余人，为研究散曲作家生平及创作提供了重要资料。5、汪超宏的《明清曲家考》[4]、《明清浙集曲家考》[5]，考明清曲家数十人，补前人之遗，纠前人之谬，为明清曲家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资讯。6、王学奇等的《关汉卿全集校注》[6]对关汉卿现存全部散曲、戏曲作品做了详细校勘和典故、语词的详细注释，是元曲大家关汉卿作品研究的重要成果。7、吕薇芬、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7]对元散曲大家张可久现存全部散曲作品做了校勘和注释，是元散曲大家张可久作品研究的重要成果。8、羊春秋的《散曲通论》[8]全方位论述古代散曲之渊源、体制、风格、作家、派别和发展阶段等内容。其中，羊先生以文学史家和散曲作家之多视角眼光论散曲创作技巧和作家风格，常有精见。9、俞为民、孙蓉蓉的《历代曲话汇编》[9]是在上世纪中国戏曲研究院辑编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蔡毅辑编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两书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大型曲学资料汇编，为散曲、戏曲研究者省却了不少翻检之劳。10、吕薇芬的《北曲文字谱举要》[10]共收北曲曲牌400多个，且以自明清以来多部重要曲谱比勘每一曲牌之格律及演变，又对同调之词牌与曲牌异同作比较分析，内容丰富，甚有价值。11、刘崇德的《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11]，作者在校正原本基础上将其数千首古谱译为五线谱，使这一“天下之宝”（吴梅语）以易于理解和使用的形态重新展示在当代读者面前，不仅使数千首古曲有条件重新流播人口和再现于舞台歌场，同时也为研究古代词曲音乐提供了极大方便。12、赵义山等的《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12]首次对明代小说寄生词曲展开全面研究，其扩大词曲研究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受到学界同行专家一致肯定。13、谢伯阳的《“带过曲”新论》[13]，汇集元明清全部带过曲一千余首，详辨各家异说，澄清诸多似是而非之论，尤其在“带过曲”成因机理和结构特征研究中有新的发现和重大突破，集“带过曲”研究之大成。14、时俊静的《元曲曲牌研究》[14]为作者的博士论文，作者在系统梳理元曲曲牌的类别、特征，考察北曲本生曲调来源及元曲曲牌的动态变化方面多有新见。15、罗辉的《常用曲牌新谱》[15]，以《康熙曲谱》为基础，又以现存散曲作品为据做全面统计分析，细梳三代，通览百家，在曲牌格律总结和创作实践指导方面皆具科学性。16、赵义山的《“唱赚”与“覆赚”考论》[16]对学界多年来在“唱赚”和“覆赚”问题上的诸多似是而非之论一一做了深入考辨，对正确认识元曲套式和联套的来源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以上数种，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是在列举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代表性成果时不应被遗漏的。相比于对大陆重要成果的遗漏而言，《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对港台重要成果的遗漏则相对更多，文中仅列出了罗锦堂《中国散曲史》、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何贵初《张养浩及其散曲研究》、马显慈《关汉卿白朴马致远三家散曲之比较研究》等四种，其遗漏之重要成果，主要有：1、郑骞的《北曲新谱》[17]，作者历经二十余年完成，对其所收380多个北曲曲调之平仄韵式及其用途（用于小令或散套、剧套）有详细标示。2、郑骞的《北曲套式汇录详解》[18]，汇录现存元明北曲套式1000余套（含北曲杂剧600余套、散曲400余套），一一举例分析其联套特点。以上二书是台湾曲学元勋郑骞先生代表作，凝聚了作者数十年心血，代表着20世纪曲学研究中北曲格律、套式研究的最高成就，是北曲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著作。3、罗忼烈的《北小令文字谱》[19]，收录135个小令及“带过曲”曲牌，详标其平仄韵式。此书与罗锦堂的《南曲小令谱》[20]、《北曲小令谱》[21]，皆是20世纪香港重要的曲律学著作。4、《南北曲小令谱》[22]的作者汪经昌是曲学大师吴梅先生高足。《南北曲小令谱》是台湾早期南北散曲小令律谱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5、汪经昌：《曲学例释》[23]，此书散曲、剧曲兼论，不仅是汪氏曲学代表性著作，同时也是体现师承吴梅先生散曲、戏曲合治传统的重要著作。6、卢元骏的《曲学》[24]，作者为台湾第一代著名曲学家之一，为大曲家卢前先生弟子。此书散曲、剧曲兼论，为卢氏曲学代表性著作。7、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论丛》[25]，对元代散曲重要作家如王实甫、贯云石、周德清等16人的散曲创作的题材内容、风格特色和写作技巧等做了详实的研究评论，是作者数十年元散曲作家个案研究的结集。8、李殿魁的《元散曲订律》[26]，以元人散曲300多个曲调为定律对象，每曲皆附以例曲，详标字数、句数、平仄、韵式。此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也是作者的曲学代表性著作。9、曾永义的《蒙元的新诗——元散曲》[27]是对元代散曲较为全面、系统的综合论述，包括元代社会和文坛；元散曲渊源、体式、结构、风格论；元散曲重要作家论等内容。10、赖桥本、林枚仪的《新译元曲三百首》[28]以任中敏《元曲三百首》、罗忼烈《元曲三百首笺》为底本，对每首小令做了格律分析、典故注释、今语翻译和艺术赏析，是一本别具一格的《元曲三百首》译注本。11、范长华的《张可久散曲研究》[29]是对张可久散曲作品之内容和创作技巧做全面论述的专著，是元散曲大家个案研究代表性著作之一。 12、韦金满的《冯惟敏散曲研究》[30]是对冯惟敏散曲作品之内容和创作技巧做全面论述的专著，是明散曲大家个案研究代表性著作之一。13、黄思超的《集曲研究——以万历至康熙年间曲谱的集曲为论述范围》[31]是作者在2011年向台湾“中央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此为新世纪南曲集曲问题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据期刊论文引录注释，此论文2016年由台湾新北市花木兰出版社正式出版，笔者未见）。14、林和君的《明代词曲互涉现象论述：研究、理论、格律与实务》[32]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是近年来海峡两岸明代词曲对比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一文，除以主要篇幅谈自己对散曲发展史中几个问题的认知外，对于学界同仁所关心和讨论过的一些重要问题，其各家主要观点，则大多没有涉及。比如：1、关于“曲者词之变”的传统命题,李昌集曾提出异议，认为“词曲双生于唐曲”，赵义山则认为“曲者词之变的客观事实不容否认”，杨栋认为元曲在金元民间阶段存在“与词共生、互生”的原始生态（分别见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赵义山《元散曲通论》、杨栋《元曲起源考古研究》。按：本文所引李昌集、赵义山、杨栋观点，凡未具体注明者，即分别见于以上三书），这些意见都值得重视。2、与前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元曲曲牌之来源研究,王国维曾考其源于宋词者75调，洛地、赵义山等增补到118调（见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3、关于“带过曲”来源及性质研究，李昌集认为带过曲源于曲牌异调连接的实验；汪志勇、孙玄龄、赵义山等认为源自套数的摘调（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台北学海出版社1996年版）、孙玄龄《元散曲的音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杨栋认为源于“小令联唱”；其后，谢伯阳先生汇集元明清三代全部带过曲64体1017首，并对其所用曲牌曲式特征详为分析，回答了带过曲讨论中诸多疑问，最终考定带过曲源于套数摘调[33]。4、关于北曲套式之形成，李昌集认为套数的形成经过了带过曲这一“中间环节”；赵义山认为北曲之套数，就是宋代的唱赚，是对宋代“唱赚”之“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的直接借用（按：赵义山除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作《元散曲通论》中有简论之外，其深入考论还可参考赵义山：《百年问题再思考——北曲杂剧音乐体制渊源新探》，《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赵义山：《“唱赚”与“覆赚”考论》，《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赵义山：《北曲杂剧音乐体制渊源再探讨》，《文艺研究》2019年第5期等文）。5、关于元散曲发展阶段，学界多以大德（1297-1307）或延祐（1320-1324）为界分前后两期，认为前期繁荣，后期衰落；赵义山考其为误断，认为其致误之由在于把主要创作活动于大德、延祐或之后的马致远、贯云石、张养浩等重要曲家错误地挪移到大德之前去论述了，而大德、延祐及之后十余年，正是豪放、清丽两派曲家各呈异彩的黄金时代，不能拦腰切分为两段（赵义山：《马致远、张可久等创作活动年代论考》，载《首届元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论元散曲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载《中国韵文学刊》1994年第1期；此两文又载作者《斜出斋曲论前集》，四川人民初版社1999年版），其考论有据，应予采信。6、关于明中叶之散曲发展，学界多以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等北派曲家为明中叶散曲复兴之首倡，赵义山考明其创作活动年代比康、王等人早三四十年的陈铎、王磐、祝允明、唐寅等南派“词场才子曲家”，才是明中叶散曲复兴之首倡作家（如李昌集在《中国古代散曲史》中明确认为“康海和王九思是明代散曲文学重新振起的首开风气者”；赵义山《论词场才子之曲与明中叶散曲之复兴》，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赵义山：《明清散曲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章“兴衰论要”等论著中则考证出陈铎、王磐等“词场才子作家”才是明中叶散曲复兴的首倡者，比康海、王九思等人的创作要早三四十年），由此梳理考证出为此前曲学史研究者所普遍忽略的明散曲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值得特别关注。7、关于明散曲发展分期，学界多依任中敏《散曲概论》之说，以嘉靖（1522-1566）年间昆腔兴起为界分前后两期；其后如羊春秋《散曲通论》、梁扬与杨东甫合著《中国散曲史》等分前、中、后三期；赵义山则经过考实明代80多位重要曲家之创作活动年代后，分过渡、低落、复兴、鼎盛、继盛五期，并认为正德、嘉靖两朝是明散曲繁荣鼎盛的黄金时代，不能从中切断，比较而言，五期之分更明晰准确。8、关于明代南北曲盛衰演化，任中敏曾认为“未有昆曲以前，北曲为盛”，“昆腔以后，只有南曲，而北曲亡矣”[34]；《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一文修正为：昆曲未盛前北曲为主流，南曲渐兴，至嘉靖间南北二曲“平分秋色”，昆曲兴起后，“南曲成为主流，北曲已成余响”；赵义山曾认为，“'未有昆曲以前’的弘治、正德时期，南曲就已盛于北曲，'昆腔以后’，北曲并未'消亡’或'已成余响’，而是'还有相当的势力’”；如结合晚明北派重要曲家薛论道、李应策等人散曲创作成就看，晚明北曲案头创作的成就似转而胜过南曲，至少已旗鼓相当。其他诸如“戏曲娱人，散曲自娱”问题之讨论、散曲早于剧曲还是晚于剧曲之讨论、词曲互动讨论、“务头”问题讨论等，都有不少创见，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叙及。《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一文指出：“七十年来散曲论文，高质量、有新意的不多，大部分发表在一般期刊”，“无新意的重复论题和类似论文占有不小比例，有些就是直接抄袭和变相抄袭”，“有些论文研究的曲家是新的，而研究路数和观点却是老套路的简单 '挪移’”，“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散曲研究较其他文学领域不免有些滞后，理论话语显得有些陈旧”；“究其原因固不止一端，但各种对论文数量的硬指标恐怕是主要推手，加上'创新’意识的浮躁和标签化，结果既苦了学人，又侵蚀着学术风气”；窃以为这些问题的指出和原因思考是实事求是的，值得学人今后特别注意。但同时必须看到，散曲一体在清代纷零不振，在现当代又有几十年的中断，其后在向大众重新普及的过程中，出现不少浅俗平庸之作，亦在所难免。且散曲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甚晚，自王国维、吴梅、任中敏、卢前等前辈学人致力于这一学科的创建，迄今不过百年，比起诗、文、词、赋等相关文体研究的丰厚积淀，自然相差甚远，而百年以来，中间又有诸多冲击和干扰，且专力于散曲研究者又寥若晨星，其散曲文献的发现与收集、重要文本的整理、散曲作品和基础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基本研究资料的汇编、基本问题的清理、基本研究框架的搭建等等，几乎都由近百年来的先生们从头做起，能有今天的成就，的确不易，也令人对持之以恒地辛勤耕耘在这一领域内的几代学人心生景仰之情。未来的散曲研究，除了注意在研究路数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努力创新之外，同时，还要继续坚持以文献为基础的科学实证方法，既要创新，也要守成，二者同等重要。如对古代散曲作家的个案研究、群体研究、流派研究、地域研究、小说寄生词曲研究、曲本体研究、比较研究、发展阶段研究、文体融合互动研究、文献整理研究、曲学理论研究等等，都还值得继续开拓。当然，新理论的借鉴、新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学术新人的培养，也是我们必须注意的。还有对当下散曲创作的关注和研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门岿、汪正章等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总之，近百年来，散曲学基本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经过了几代学人的艰辛付出，如能在综论中实事求是地肯定前人的成绩和贡献，客观地指出其局限与失误，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负责。这仿佛对前人竖一块碑，书其是非功过，可垂鉴于将来；也如同为正在向上攀登的后来者擎一盏灯，以照明其前行的路，有利于他们进步，少走弯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篇高质量的学术综述，对于推进学术研究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参考文献： [1]李昌集.当代七十年散曲研究——兼及“非主流文学”研究的面向与追问[J].文学遗产.2020（3）. [2]隋树森.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3]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汪超宏.明清曲家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汪超宏.明清浙集曲家考[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6]王学奇，等.关汉卿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7]吕薇芬，杨镰.张可久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8]羊春秋.散曲通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 [9]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C].合肥：黄山书社,2006. [10]吕薇芬.北曲文字谱举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1]刘崇德.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12]赵义山，等.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3]谢伯阳.“带过曲”新论[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5(1)。 [14]时俊静.元曲曲牌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5]罗辉.常用曲牌新谱[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 [16]赵义山.“唱赚”与“覆赚”考论[J].文艺研究,2018(7)。 [17]郑骞.北曲新谱[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 [18]郑骞.北曲套式汇录详解[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 [19]罗伉烈.北小令文字谱[M].香港：龄记书店,1962. [20]罗锦堂.南曲小令谱[M].香港：河洛出版社,1964. [21]罗锦堂.北曲小令谱[M].香港：寰球文化服务社,1965. [22]汪经昌.南北曲小令谱[M].台北：中华书局,1965. [23]汪经昌.曲学例释[M].增订版.台北：中华书局,2019. [24]卢元骏.曲学[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 [25]王忠林.元代散曲论丛[M].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7. [26]李殿魁.元散曲订律[M].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 [27]曾永义.蒙元的新诗——元散曲[M].台北:时报文化,1981. [28]赖桥本，林枚仪.新译元曲三百首[M].台北：三民书局,1995. [29]范长华.张可久散曲研究[M].台中：精华书局,1989. [30]韦金满.冯惟敏散曲研究[M].台北：天工书局,2008. [31]林和君.明代词曲互涉现象论述：研究、理论、格律与实务[M].台北：学生书局,2018. [32]赵义山.明散曲发展历程之重新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33]任中敏.散曲概论[M//散曲丛刊：下.曹明升，点校.南京：风凰出版社,2016:1094,1097. [34]赵义山.明清散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7,32. 本文原刊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赵义山：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元明清曲学研究。 王阳：男，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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