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丹君：唯务从实，追寻进境——业师傅刚教授学术教研工作侧记

古典文学我最爱 202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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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丹君：唯务从实，追寻进境
——业师傅刚教授学术教研工作侧记

业师傅刚教授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学者。这句朴实的概括言语背后，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匍匐于书桌时的白驹过隙，是他在文献故纸中自知甘苦的寻寻觅觅，也是他在诸般思潮滚滚袭来后的初心不改。傅师在魏晋南北朝、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学等领域，贡献了优秀、丰硕和经得起学术史检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魏晋南北朝与先秦两汉文学文献的多个专题中，同时也包含了对《文选》《玉台新咏》《春秋左传》等相关专书的研究。老师日复一日地去积累和完成这些工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总的来说，傅师的学术研究风格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在学风上，唯务从实，无一字虚言。他始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平实、踏实的态度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他最大的学术兴趣，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做“正本清源”式的全面了解；他最漫长的工作，是用十六年的光阴来研究《玉台新咏》中纷杂的版本文献问题；他最坚持的研究方式，是以集部文献学为路径，锱铢必较地凭借着实实在在的材料和证据，来完成学术论证的过程。二是学术境界上，追寻进境。自从投身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他至今未曾停下脚步，不断进入新的研究境界。这种进境，是指他打破学科研究的藩篱，打通文学史研究与集部文献研究之间的互通路径；这种进境，也是指他超越学科专业细分方向的设定，不断扩展视野。21 世纪初，已经在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之后，他又上溯至先秦，开拓了以《春秋左传》为中心的先秦文献典籍为对象的研究……这些艰苦的工作，无不需要他去付出大量的、默默的劳动。

学术研究与教学育人是一体的，傅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长期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多门课程。他坚持为课程认真撰写讲义，所有讲义一丝不苟，内容翔实丰富，注释格式清晰，本身就是经典的著作。他指导了很多硕士生、博士生，为学术的传灯事业留下点点星火。“从实”与“进境”，也是他育人时传递的理念。他要求我们做平实的研究，不虚夸、不浮躁；他鼓励我们始终保持对学术的热爱，要我们珍惜光阴，不可懈怠，常为我们取得的点滴进步而高兴。我自2005 年读研究生时聆训于老师的课堂，2009 年考取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后来也光荣地成为一名教师、学者，一路倚赖老师的教导和扶持。回顾傅师的学术历程，与我们蒙受恩师垂教的珍贵往事，我想将我对老师学术研究方法的皮毛领会，稍加记录。限于自己较低的学术水平，我仅能在老师如潭水般深邃的学养中舀取一杯，呈现在此。但是，传承，是一件美好的事，或许我的学生们将来能从这篇侧记文字中获得一些启发。

文学史研究：解决原发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是真问题，什么问题是伪问题？老师常说，做学术研究之初，就需要有区分真伪问题的能力，并对此要有足够的清醒和自觉。学会鉴别真伪，坚持求真去伪，不仅关乎学术研究的质量，也关乎学者的操守和境界。我们从跟随老师开始，他就反对我们“假装做研究”。所谓的“假装做研究”，就是不要去制造一个本不存在的问题，然后再去假装回答一番，如此炮制论文。真正的问题，是从学术史中来的，是那些历代的人们始终关注、争论或者忽略的问题。只有隔空与学术史对话，才不是学术研究的自说自话。

回顾老师的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八个字是他最看重的一种思考路径。他最喜欢思考的问题，是那些需要学者付出大量爬梳、实证之劳动的“正本清源”的问题。他对文学史中的问题，不愿停留在隔靴搔痒的皮毛描述上，而是一定要去弄清楚问题的底里。这种态度也即一种研究方法，贯穿在老师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一是关于赋的起源问题的研究。赋的起源和文体的形成，有源于《楚辞》、源于六诗、源于纵横家文、源于诸子等各种不同说法，学术界根据汉代辞赋作品的不同体制，区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等类别，又据时代先后，以骚体赋最早产生，渐渐影响到大赋的产生。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赋的起源，其实混淆了赋文体产生的历史时段，因而对汉代辞赋出现的不同面貌，不能提供合理的历史依据，故解释也就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说明赋文体发展的历史途径。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傅师写过一篇《赋的来源及其流辨》，以探寻赋的源流演变之迹。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是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非常重要的一组关系，而赋是从何而来，是否与音乐有关呢？为了获得答案，他爬梳先秦至汉代的大量文献原典，结合南朝文学总集、文学批评对赋的体认，也对照宋元明清之后人们对赋体的诸般认知，对赋体的起源问题做了一次有系统的整理和考证，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六诗之赋是作诗的方法，其方法是'直言之’”，“不歌而诵”之赋是称诗的方法，后发展为一种体裁，这个体裁乃是不合乐的诗。因为不合乐的关系，这种实际是诗歌的赋便发展为屈荀之赋，后又发展为汉大赋。六诗之赋原是诗体同风雅颂一样的说法恐不足信。六诗之赋与音乐无关，它也是一种方法，不过是作诗的方法。①这样就对“赋”的来源和特征做了清晰的辨证。

但是，这之后的很多年，这个问题依然盘旋于他的思考中。他通过关注出土文献、战国史料，继续对赋的起源问题进行锲而不舍的探寻，以不断深化对赋文体的认知。2018 年，他写作了一篇《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在重新思考赋的起源问题时，傅师结合了北大所藏汉简《反淫》这一重要出土文献，也重新思考了战国纵横家对赋体的影响。《反淫》虽然所列事有九件之多，但它的内容与《七发》多数相合，不仅涵《七发》所言七事中的六事，文辞字句亦多相符，仅辞句顺序有变化而已。枚乘《七发》写作时代不排除写在梁孝王时。这类赋体，与纵横家之辞极为相近。另外，战国以来的纵横家并未消歇，这个群体对赋的影响是需要重视的。从陆贾、贾谊、晁错等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在问答体、辩难体，甚至书疏等多种文体中，战国纵横家文在汉代一统政权中得到了新的发展，“他们以之论国是，辩存亡，排闼推阖，气势扬厉”。而这种文体写作主要表现在朝廷文人身上，至于游于诸王门下之士，则无如此宏达眼光和气局，往往以文辩为诸王所喜，故由游士变为辞赋之士，他们将流行于楚地的辞和汉初以来未衰歇的纵横家文，以及秦以来在北方流行的杂赋结合起来，遂创出赋体。②

这些对赋乃至对汉代文章的反复思考，傅师也将之放在了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中。傅师指导过两篇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直接与赋相关的，一篇题为《从藩国到宫廷——西汉散体赋演进研究》③，一篇题为《左思〈三都赋〉研究》④。汉赋与纵横余风的关联，他也指导了一篇博士论文《西汉文章源流变迁考》⑤。

二是关于在文体辨析方面追源溯流的研究。傅师对文体辨析问题非常重视。文体辨析一直是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就在于指导写作，对此时期的文学研究，都必须立足于这一历史事实之上。他在早期写过《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⑥和《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⑦，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篇关于文体辨析理论方法的论文。后来，在他的博士论文《〈昭明文选〉研究》⑧中，他专设有《文体辨析与总集的编纂》一章，对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文体辨析的历史要求、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文体辨析与总集的编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些文体辨析，最终是和六朝集部文献研究紧密相关的，在仔细分析了文体辨析与总集编纂之间的关系以后，他指出辨体是总集编纂的一个重要目的。他指导过一篇博士论文《挚虞〈文章流别集〉研究》⑨，这篇论文同样受益于在文体辨析与文学理论思考方面的深厚学养，其中有很多思考是老师的描述。

三是关于文学批评的发生问题。基于文体辨析的研究，傅师进一步追问，文学批评是如何发生的？这同样是文学研究中的原发性问题。在讨论这类问题时，傅师不满足于仅交代一些历史发展的必然条件，而是深入史料中，去寻找直接的诱因。这些直接的诱因，往往以蛛丝马迹的形态存在于史料中，是需要极为认真的态度才能寻找拈出的。在这一方面，他对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问题的思考最为持久，前后也是长达二十余年。早期他曾写过《〈典论·论文〉二题》⑩《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⑪ 等论文。但是，他不满足于仅对文学批评的内容本身进行分析。他在2018 年撰写的《论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中如此执着发问：“从表面上看来，建安时期具有了文学领袖，也形成了文学集团，这是重要的文学独立自觉的标志，但批评是如何发生的？为何能够在这个时候产生出对文学性质、文体特征、文人间的关系等带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命题探讨？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他认为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是产生曹丕写作《典论·论文》的直接诱因。这场瘟疫带来的后果是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俱死于疾疫中，即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中说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出于为死去的人们编集的目的，曹丕展开了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人生的充分思考。曹丕此时发出的那些评论与思考，实为为诸子编集序言的内容。⑫ 如此一来，建安文学及其文学批评的方方面面，以具体的面貌呈现于读者眼前。

集部文献学研究：完成论证的过程

成熟的研究，必然有成熟的立论以及论证过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需要依靠证据和材料来进行详细、严密的论证，才能让论点获得支撑。如果没有证据，缺少材料，那么论证就成了空话，无法成立。完成论证的过程，看似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积累材料、寻找证据，又谈何容易。傅师常利用集部文献学的方法，从文献学入手，完成文学研究的论证过程。

傅师最早将集部文献研究置于文学问题的论证过程这一基本学术方法，是体现在陆机研究中。《试论〈文选〉所收陆机〈挽歌〉三首》⑬ 中，从《文选》所选陆机《挽歌》诗，来看这位西晋诗人的作品，在南朝时代如何被传播，在此后诸种文学总集中被如何传播。而它在传播中的变化，又能反映这些文学总集的哪些问题。因此，他讨论了陆机《挽歌》的原貌、《乐府诗集》的编辑与《文选》的关系、《陆士衡集》的编辑与《文选》的关系，并从《挽歌》三首异文来看《文选》早期版本面貌。最终以此追踪到，刻于庆元年间的《陆士衡集》，有可能依据的是建本或建本祖本的六臣注《文选》。中古作家别集与总集关系的探讨，在这一个例中得以充分发挥。陆机相关的研究，也传达了一种可以被普遍借鉴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在研究中古作家作品时，需要重视《文选》的存在，并追溯它们在历代集部文献演进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如此才能展现文学史研究相对完整的链条。围绕陆机，傅师还撰写过一系列扎实的论文。这些研究建立在了集部文献的充分调查基础上，言之有据。

利用集部文献学来完成论证过程的根本理念，也反映在傅师的文章辨体研究中。文体研究有多种切入角度，傅师却选择了最基础、最烦难、最需要付出时间和劳动的文献学方法，从版本出发来加以讨论。他研究《文选》中的“难”体⑭，即是如此展开的。《文选》分类，一般认为是37 或38 类，近有人提出39 类说，即卷44“檄”下有“难”一体，而常见各《文选》版本皆脱，此说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他的论文，从《文选》的版本、目录等方面加以考证，同时，又详细考察了“难”体汉魏六朝史书、总集中的著录情况，并对“难”体与相近各文体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对“难”体的产生和发展也做了清楚的论述。进而指出《文选》以“难”体单独列类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比如，他翻阅《文选》诸种版本，发现在赣州本目录中，“难”与“移”均为脱漏，然后人往往信“移”而疑“难”。但是，“难”从东汉以来就已作为独立文体被著录。其中多与“论”并列而称“论难”，但也有一例称“难论”，一例称“驳难”，说明“难”并非依靠“论”而存在。⑮ 这样的论证，有实际的版本依据可查，让人信服。傅师所主张的，是从微细、琐碎中去获得宏观的结论，而不是拍脑袋想到一个宏大的结论，再去自说自话，这是背离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他非常欣赏清水凯夫先生的“小题大作”，说“以前的学者大都有扎实的基本功，所以虽发宏论，仍不失坚实”，“但今之学者则往往过于看重理论的描述，而忽略了对事实的考辨分析”。⑯傅师在论证过程上的推敲与坚持，让他在获得结论之前付出了很多劳动，这些劳动可能是一种“笨功夫”，但是它对于结论的可靠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于是他启发我认识到，优质的研究并不在于如何获得了石破天惊的结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哪些论证过程的推进。

这种坚持贯穿在了傅师自博士论文撰写以来的全部研究。每逢遇到文学问题，他已经形成了去文献当中寻找论证材料的研究惯性。文学史脉息的搏动，是在作品历代传递之间获得持续的动力支撑。每当触及文学史嬗变的相关问题，傅师都要去集部文献中一探究竟。文学史固然是一门自西方世界引入的学科，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领域中，集部文献本身便可以构成文学史的主要单元。在讨论齐梁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时，除了去看到齐梁时期的文学批评、文学实况，他主要的精力是在细致分析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实况，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在萧统和刘孝绰等人的倡导下，追求着雍容闲和的诗风，与以前的永明文学和后来的宫体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反映了这一时期独有的面貌。于是再转入到《文选》编纂相关的问题，来看到这股诗学发展动力所影响的集部文献的诞生。《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是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傅师做了详细的推论，又横向比较分析了《文选》与《古今诗苑英华》《文章英华》的关系。最终考定《文选》的编者主要为萧统和刘孝绰，其编辑的年代开始于普通三年至普通六年之间，完成于大通元年末至中大通元年底之间。又若干年后出版的《文选版本研究》⑰，是傅师的代表作。这是非常深厚的研究成果，每一种版本的调查，所有异文的清理，都需要付出很多的劳动。

而这部著作，之后也成为傅师学术教研工作中的经典。在1997 年，傅师撰写了《关于近代发现的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⑱。在这篇文章中，他完整介绍了这部经典的来龙去脉和文献特征。此后很多年中，他也未曾放下对它的研究，而且将之交给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来撰写成体系更深的学位论文。学生反复揣摩《文选版本研究》一书，模拟书中讨论问题的思路，归纳异文的方法，论证观点的逻辑。等到初印版已经散叶，增订版恰好面世。但是，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的研究难度很大，它有一种毫无规律的异文现象，或同于李善注刻本，或同于五臣注刻本，或同于敦煌本，或同于其他日藏古钞本。这种现象让学生一时之间，很难像确立刻本谱系关系那样，通过提炼关键的异文特征，去判定古钞本的性质。期间，受傅师的无私馈赠，学生得以使用众多珍贵的、稀见的《文选》版本进行校勘，学生最终因此产生了以讨论古钞本建立的“多重参照法”和“白文本是注本之底本”观点，这成为她展开论述的基石。高薇先完成了硕士论文《日藏白文无注古钞三十卷本〈文选〉研究》⑲，之后又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文选》日藏古钞本研究”。⑳

傅师对《玉台新咏》的研究，最先起自对宫体诗研究的接触。这样一部重要的总集，是无法回避的。2000 年时，傅师对《玉台新咏》最初的兴趣仍然是有关“正本清源”的，也就是想弄清楚它的编纂体例。但既然进入了这样的追问，版本问题就自然开始呈现和暴露在眼前，他索性就想都搞清楚。于是，2002 年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㉑；次年又在《国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玉台新咏〉的编辑体例》㉒。之后的很多年，他都开设《玉台新咏》相关的研究生课程，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同步教给学生自己的研究方法。这项研究从那时开始，到2019 年1 月论著正式出版，前后跨越了十六年。这些年间，傅师清理了这部诗集中那些最困惑的问题。强烈的探索、析疑的决心，是支撑这项研究的真正内核。所以，在一种“无待”功利的心情之中，它更像是一个锱铢累积而成的工作。经过多年爬梳，傅师为《玉台新咏》研究带来了笃定的结论。他曾说：“当我完成《玉台新咏》编纂相关的几个最为艰难和复杂的问题以后，就感觉轻松很多了。开始继续探讨有关《玉台新咏》与宫体诗的一系列文学现象的研究，这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我说话的腰杆子就硬了，因为这时候我对南朝文学现象的所有观察，都能建立在一个比较坚实的知识基础上。因此，关于宫体诗的性质、南朝艳情文学发展的社会条件、《玉台新咏》和《文选》的比较、三萧父子与梁代文学的发生等一系列的研究，都能顺利进行。”㉓十六年的《玉台新咏》集部文献学研究，只为完成南朝文学研究一个必要的论证过程。

先秦文学教研：深化知识的结构

自2003 年开始，傅刚师转入先秦文学研究。就具体原因而言，这主要是因为本科生授课的需求和科研立项的需要。但是，这似乎又是一件必然之事。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学者，大抵都有这种上溯先秦看个究竟的想法。这两个历史时段中的文学，不仅在时间段落上关联紧密，在知识性方面的关联也是千丝万缕的。然而，终究能履践此事的人并不算很多。先秦典籍研究的难度是众所周知的，要攀越这样的一座高山，仿佛要和岁月打一场漫长的太极拳，磨好研究的耐心。

随着每年教的本科生年龄越来越小，不知从何时起，傅师就被同学们称呼为“傅爷爷”了。同学们即便毕业多年，都无法忘怀，在先秦两汉文学史课程上背诵《尚书·盘庚》的经历。而当时在听课的同学，或许并不知傅师用来授课的讲义，是耗去多少心血写成，又是怀着对先秦文学文献学怎样深远的寄托。这份讲义，暂可命名为“先秦文学讲义”，而它其实是傅师以极深之功力写出的《中国上古文学史》。比如，在讲授《诗经》四家诗的内容，傅师就会去研究它其中的相关问题，再将要点总结出来，以清晰明快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讲义中关于鲁诗的内容，可能只有不到一千字，但实际上，老师要付出的研究之功是极深的。这在他撰写的论文《略说三家诗中的〈鲁诗〉》㉔中可以看出来。现在授课比较提倡使用PPT，课件上的内容其实是简略的，而一份在上课之前、有针对性地提前写出的讲义，则可以呈现一位学者对课程本身精深的思考和完整体系的建构，它的厚重感是不言而喻的。我有幸读过这份讲义，并将之也作为我在先秦两汉文学授课时的参考。年深月久，我一点点从中读出老师在先秦典籍研究中的无限苦心。他期待以这样的教学，来塑造一批又一批学生扎实的知识结构与宽广的学术视野，为将来的研究蓄力。而且，他不仅仅会为本科生的先秦两汉文学课程撰写讲义，其他课程同样如此。他不会去用那些字句简略、其余内容全凭课上发挥的PPT，而是靠着一份有着深厚积累、信息量巨大的讲义来传授知识。这种从实的作风，归根到底，对于学生是有益的，对于教师本人也是有益的。

老师这份不曾出版的先秦文学相关讲义，有着太多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此，我暂将这份讲义的主要特征总结如下：

首先，讲义对先秦文学中的文学性，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先秦在文学史中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学科没有建立。在这一时期里，没有后世的诗人、作家身份，没有以文学写作为目的产生的文本，早期的文献都是国家档案，以及适应国家礼乐教化与国家宗教职能、政治职能等的相关文献。如《尚书》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各代档案，《诗》与《乐》则是礼乐教化的基础文本，《春秋》是围绕着王与侯活动的国家大事件的记录，《易》与卜筮有关，产生于宗教活动，《礼》是周人治理国家的规范。这些文献当然与文学写作无关。至于春秋以后，学术下移，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则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提出学术主张，亦无关文学写作。但是，无论是后世所称的“五经”基本文献，还是经过整理的历史文献如《国语》等，这些文献的作者和记录者，都不自觉地在使用符合文学性质的写作手段。无论是《尚书·盘庚》中盘庚所组织的语言，还是《春秋左传》用文学手段来反映“历史真实”的内容，都说明，上古早期的文献，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文学手段了，这与作者的主观意识无关，而与当时记录的目的紧密相关。先秦时期虽未建立文学学科，没有为文学写作的目的，但是文学写作的手段却是构成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而我们也正是从这个立场和角度出发，确定文学文献的性质和特征。在专论史传文学的部分，傅师对此问题有着高屋建瓴的理论认知，他认为文学书写与史实实录并不冲突，因为，“这与人类对历史本质真实的追求相关，实录史学只能从表面上反映真实，历史事件发生的终极原因则需要经过作者的深入思考才能发掘出来。很显然，人类不会满足于简单的事实陈列，人类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要求能够了解其发生发展的原因、背景和规律，这一切都需要作者做更复杂的思考和采用多种写作手段才能完成。因此，文学的手段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史书写作。文学学科虽然产生很晚，但其基本的因素却与史学是同时的。这是因为人类一开始就有文学性的需求，有超越事实本身，追寻精神实质的本性要求”。回到先秦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文献时，还要对其中的文学表现有充分的认知。比如《春秋左传》，经学研究会关注其如何解经，其体例和经义是什么，历史学研究则关注其所记叙的历史事件，从中探讨春秋时期社会变动的规律，文学史研究则关注其叙事手段及写作特点，这是文献自身在文学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也是我们处理这些文献所要注意的。但另外一方面，先秦文学文献重要的特征，恰恰是其学科界限不分明。理论上可以分析文学文献与历史文献的区别，但其实在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时，作为所有学科的文献底本，其文献特征则具有共通性，即文献的形成过程、成书时间、体例、作者、真伪等，这些都是首先要解决的。有一点可能是文学文献与历史文献不同的特征，即文学史家在处理先秦文献时，对文体的关注。

其次，基于以上的理解，讲义论证了先秦文学的范围。傅师总结认为，先秦文学是在国家的宗教、政治、文化活动等文字记录文献中逐渐呈现出来的，那么所有的文字文献其实都应视为文学文献。因此，先秦时期的文字资料、经、史、子以及神话、传说，甚至图像，都应视为文学文献。这就将汉魏以来仅将集部文献视为文学研究主要对象的范围，加以了大大的拓宽。先秦文学文献本身的特点，要求我们去做很多跨学科的思考，在解决问题的论证过程中，需要对材料本身有考证。他举例说到甲骨文，这是最早的文字，它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古文字研究中；其次，先贤用以研究殷商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但是文学史研究则利用甲骨文探讨中国上古时期的写作状态和叙事的观念、手段，并可以探研当时应用文体的写作状况、文体与载体间的关系等。从甲骨文以至金文、简帛文字，都是如此。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与传世纸质文献相比，属于出土文献，出土文献自古以来就有，如西汉时发现的孔壁古文、西晋时发现的汲冢古文等。傅师尤其强调：“早期的出土文献，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研究，对我们来说，已经不能简单地看作出土文献了，这种文献连同历代学者的研究，已经成为传世纸质文献的一部分，处理这部分文献应当与现当代出土的文献有所区别。”现当代出土的文献数量、质量，是超过以往的，这是当代学者的幸运。当代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对出土文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研究成果也非常丰硕，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似乎关注不够。因此他提出要深化知识结构，通过不断学习，掌握研究的工具和方法。

第三，讲义也非常强调要深入理解先秦文学文献所反映的“文体”。文体是文本的基本形式，它是文学成熟的标志，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的成熟形式。文体不是概念的产物，它是从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中诞生的。在介绍《尚书》的读法时，讲义特别谈到了其中著录的典、谟、训、诰、誓、命、征、范、歌、贡等上古文体。“然此文体皆非先有成式，而是史官因事而立，随事成篇，孔颖达《尚书·尧典》正义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如《尧典》之'典’、《皋陶谟》之'谟’，皆记尧、舜、禹、皋陶之言，而别为典、谟之名，亦因事而立名也。但若誓、诰等，与军旅活动有关，誓本与战有关，所谓将战而誓，取其约信将士，示赏罚之信之义，礼之将祭而誓，亦取其号令百官之义(孔颖达疏《甘誓》)，此等文如《甘誓》《泰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皆是，是其文体之得名，又与典、谟等不同。文体既成，后人则因体立义，有义即有例，文体即成为各类写作的基础。因此文体特征的认识，文体形成和迁变，是文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四，讲义一以贯之地向学生传递有关先秦文学研究方法与态度的内容。傅师认为，学习先秦文学文献，必须具有正确的学术态度，要遵从古代文献整理的基本法则，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搜集、整理、考辨，不要断章取义，不能掩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亦不能盲目追新务奇。要明白古代学术研究本没有跃进式发展，不可能在古人研究基础之外得出迥异于前人的结论，学术事业的发展是一步步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点滴积累而成的。只有具有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可信和可取。先秦文学文献牵涉的知识层面甚广，所有与文献形成的相关知识都应该具备。文学史研究关注文学现象的形成原因、发展条件、嬗变规律，因此，除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本身外，也要研究文学现象形成的外部条件、历史环境、学术思潮等。文学文献的研究和理解，还要关注目录、版本等内容，此外还有如文本的写作方式、文献的体例、文本载体的构成和书写工具的变化等，这在先秦阶段尤其重要。先秦文献由于去今时代遥远，语词音韵皆有专门学问，故亦须明小学，识字明音。这些都是必备的知识。因此，先秦文学文献应该包括传、记、说、解等训诂材料。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当代的文学观念出发，对认为是文学作品的材料才去了解、研究，如古代学者对先秦包括两汉时出土的辞赋材料、《诗经》材料略加关注，而对大量的子、史文献则往往视而不见。这些当然是不正确的观念，需要纠正。同时，在使用出土文献时，也还应该正确处理好其与传世文献间的关系。总之，先秦文学文献，必须掌握辨伪的基本方法，对文献整理的学术史有充分的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方有可能对先秦文学有真正的认识。

在先秦文学学术研究以及研究生指导方面，傅师主要是以《春秋左传》为主要研究对象和指导载体的。老师关注《春秋左传》的经注，以杜注为基础，来展开对《春秋左传》作为经学文献的理解和调查。在进入《春秋左传》研究之前，傅师对《春秋经传集解》的版本做了充分调查。他比勘了兴国军学本与抚州公使库本、江阴郡本、临川郡江公亮跋刊本、诸经注本多与金泽文库卷子本等多种版本，几乎做了竭泽而渔一般的异文调查，最终他认为，总的来说，以兴国军学本为优。㉕

驾驭这些研究，需要极为丰富的知识，而傅师也用自己坚持不懈的进取心，教会了学生如何去搭建并持之以恒地去深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举例而言，研究《春秋左传》，必须要以了解春秋义例为前提。傅师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撰写过《孔子修〈春秋〉与〈春秋〉义例论》㉖。之后，他沿此思路，指导了一篇博士论文，题为《汉代〈春秋〉义例学研究》，通过梳理“日月时例”“灾异例”“地名例”以及“称谓例”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对汉代《春秋》义例学，有了非常深入的梳理和总结。㉗只有不断获得知识，才能实际地觉察到问题，这是“文章不写半句空”的要义之所在。

我对老师的所见，终究只是一个侧面而已。老师的学生们，各自都曾从他那里获得不同的教诲。平实、踏实、扎实，这是大家常常用来评价老师的词语。以“实”为名的性格，或许永远不会有出格的锋芒、哗众取宠的声音，它容易被视为是寻常的。但只有经历世事，方才能知道，从“实”是罕有的，是珍贵的。而能在学术教研生涯中始终坚持这种“实”，不断进取开拓，则是更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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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赋之来源及其流变》，《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 年第3 期。

②《论赋的起源与赋文体的成立》，《北京大学学报》2018 年第5 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9 年第1期全文转载。

③田媛：《从藩国到宫廷——西汉散体赋演进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4 年。

④王紫微：《左思〈三都赋〉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0 年。

⑤张珊：《西汉文章源流变迁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0 年。

⑥《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2 期。

⑦《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文学遗产》1996 年第6 期。

⑧《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该论文1999 年获首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⑨徐昌盛：《挚虞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该论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专著《挚虞〈文章流别集〉研究》为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 年6 月版。

⑩傅刚：《〈典论·论文〉二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后收入《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270—271 页。

⑪《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后收入《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272—28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