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说”跟稍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关切明显不同。黄、梁等人的着眼点还是诗歌如何推动社会革新,而王国维不能忘情于绵延在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考虑的是重新激活其在当下的精神意义,以境界“化合”西方美学和传统诗论。 “境界(意境)说”历来被看作王国维对中国近现代诗学概念和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事实上,这不仅是王国维对历代诗歌艺术的一种概括尝试,也是他评估整个中国诗史的美学标准。关于境界,他最重要的几段说法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条二)“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条六)“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条七八)佛雏《王国维试论及其结构的综合考察》和叶嘉莹《〈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等研究,对“境界说”均有详细讨论。如前贤所论,“境界”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常被提及,明清两代更不乏发挥,但我们不能忽视王国维自己说过:“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意境二字,为探其本也。”(条九)王国维认为,有意识地以境界作为诗的本体,就境界的内在结构和特性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诗论体系的,是始于他自己。对此,罗钢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来源于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统,而“兴趣说”“神韵说”植根于中国古代“比兴”诗学原则,二者之间不存在“本”与“末”的关系;“本末说”本身恰是“近代西方不平等文化关系的一种历史写照”。 王国维怕人误认为《人间词话》中的“境”专指景物,特别解释:“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条六)他强调诗人的自我在构建境界中的特殊作用,对景物做纯客观的描写并无境界可言,境界只能靠主体情感的对象化来实现,创作主体艺术地呈现出生命感悟和价值襟怀。在他看来,诗人行使自己的情感话语:“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条一一七)当主观情感内容超越了形象的绵密质感,诗歌造就了“有我之境”。而诗人放弃主观视角,与外物合一,则是“无我之境”。所谓“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文学小言》),而“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人间词乙稿序》)。 王国维强调“情”“真感情”在观照中的作用。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曾谓:“(古代)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遂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他借屈原的话,把情感称为“内美”。相对偏于技巧性的“修能”,“内美”尤为重要。所谓“内美”,即诗人对于宇宙人生的深切关怀和感悟。这是诗词中成功的境界能够感人的根本原因,也是王国维最为珍重的。学者夏中义甚至提出,王国维之所以在“境界”之外,还提出“意境”这个词,一些地方用“意境”来替代“境界”,或许正是想通过“意”来突出“内美”。因为“境界”二字就其词源而论,似仅指人类精神高度,这就很难用来涵盖状物为主的写景之作了。而“意境”却无此嫌疑,因为“意”与“境”二字在此可拆开用,若把“意”等于境界之“内美”,则“境”就可作景物或景观造型解。概言之,“意境”是一种出乎个人真切悲欢体验而形成的境界,更直接说就是主体“抒情的境界”。
“抒情的境界”不仅在诗词评价中有效,王国维的艺术批评也不脱这一标准。在《此君轩记》中谈画竹要物我无间:“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蓄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所以然。故古之画竹者,亦高致直洁之士为多。”画作是画家内心世界的寄托,其人格节操显现其间。在《二田画庼记》中,借讨论沈石田(沈周)、恽南田(恽格)等人书画,进一步申说书画须“有我”的看法:“夫绘画之可贵者,非以其所绘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于物中。故自其外而观之,则山水云树竹石花草无往而非物也;自其内而观之,则子久也,仲圭也,元镇也,叔明也。”还是突出物我关系中主体“我”的意义。在《待时轩仿古鉨印谱序》中,他又批评“今之攻艺术者”心偷力弱,“其中本枵然无有,而苟且鄙倍骄吝之意乃充塞于刀笔间,其去艺术远矣。”看重的依然是艺术之中有没有主体的寄托和怀抱,以为好的绘画作品应当完全显示出主体情感,创造出独特的抒情境界来。 把“境界说”放置于晚清民初的文学场域中去观察,不难发现,它跟稍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关切明显不同。黄、梁等强调“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着眼点还是诗歌如何推动社会革新,而王国维考虑的却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学遗产里寻找支持意识,重新激活其在当下的精神意义,以境界“化合”西方美学和传统诗论。而另一方面,“境界说”也跟彼时开始跨语际传入中国的西方写实主义话语大相径庭。一重主观情感,一重客观对象;一重心灵沟通,古今同慨,一重透明反映,立足当下;一重自我安顿,一重社会改造。王国维独标“境界”,而对处于上升期的写实主义不置一辞,表明他不能忘情于绵延在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萦绕于他心上的是,王纲解纽的时代,抒情主体应该何去何从?而此后俞平伯重印《人间词话》,吁请读者“宜深加玩味”;朱光潜向往“静穆”境界,引来鲁迅批判;宗白华在战乱中“论《世说新语》与晋人之美”(1940),谈“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抒情的境界”在现代中国的回响和争论,也是王国维关切问题的不断重现。 |
|